赤城：独石口

康熙大帝三次北征平叛的胜利，结束了明代以来200多年北部边疆的战乱，独石口这个边塞重镇有了一个休养生息与发展工商业的良好环境。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为适应商贸发展之需要，在独石口设立了税局，由知县派遣干员专司税务，设巡役2人，稽查漏税，由独石县丞监收。雍正之后，又开始招民开垦蒙古草原（今坝上地区）。边门渐渐启开，吸引了众多商贾，云集此地。独石口遂成为南北经济交流的桥梁，商贸事业呈现出繁荣景象。

到光绪初年，经独石口集散的货物有杂货、麻纸、棉线、口袋、褡裢、靴鞋、纸张、绸缎、瓷器、铁锅、蘑菇、木桶、骡马、牛驼、猪、羊、皮张、毡块、纺车、香橼等。至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独石口有烧锅4家，当铺2家。为适应猛增的粮食和牲畜交易的需要，出现了斗行和牙行。

民国以后，独石口商业发展势头仍然很猛。独石口城的胡梅村等富人以及平定脑包（独石县辖地，今沽源平定堡镇）的首户白玉山、南文明等，除了在坝上所设的许多“地坊子”经营大片土地，将粮食运到独石口或张家口出售以外，还专门经营牲口，用内地的烧酒等货物到漠北（今蒙古）兑换牲口和大青盐，再运回独石口进行交易。胡梅村等大户，更以不断积累的资本投向怀来和北京等地。当时独石口城内南北、东西两条大街的两侧布满了数以百计的店铺门脸，市面熙熙攘攘，热闹非常。

《察哈尔省通志》载：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的时候，“赤城以独石口接近蒙疆，商业惟独石口较盛。出口货物曰棉布、器物、食品，入口货物日皮毛、牲畜、蒙盐。自清末口外荒地开辟，移民益多，农产物入口聚增，而口外需要棉布、器物等，出口亦夥，故当时本县各商业顿现兴隆，大商号如布庄、烧锅、钱铺、货栈等多至400家”。就烧锅一项而言，当时就有聚景元、景星元、元太成、同义公、巨成祥、万福同等12家。聚景元、景星元开设于清道光年间，东家是头堡子（今属水磨村）的吴建梅，除经营缸坊、醋坊和油坊、糖坊外，还从事粮食经营，既销售也加工。元太成，以烧酒为主，是一座具有相当规模的酿酒厂，其原料收购、加工制曲、酿造成品、批零销售形成一条龙。

商业和饮食加工业的兴旺，拉动了木业、铁业、翻砂、制毡等手工业的发展。城内东南角的沙圆囵，是一座规模很大的制造铁锅和农具的铸造厂。西门口的胡铁匠炉，直到解放初期，生意仍特别红火。当时有张毡匠、李铝匠、李木匠等许多远近闻名的手工艺人。李铝匠，代代相传。第九代传人李献堂，在民国初年，用祖传的绝技打制的酒锅，垄断了沽源、赤城造酒业工具市场。木匠刘贵，善雕刻，凡是高级建筑之木质装潢，非他莫属，沽源县石头城庙宇的木雕，即出自他手，至今仍完整留存。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后，独石口由繁荣渐渐走向衰落。其直接原因是军阀混战和土匪散兵的祸害，给独石口造成的灾难极为严重。

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6月24日，垦务局委托南文明存在独石口协聚生商号的巨额口平银，被匪徒劫走13342两。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土匪包仲仁（外号荣三点），攻破独石口城，挨门抢、劫、杀、奸、掠，无恶不作，金银财宝、衣服、牲畜等被抢劫一空，商店物品荡然无存。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外号汤二虎）退到沽源、独石口一线，像饿狼一般欺压百姓。百姓的米面油盐被抢光，门窗、车辆被烧光，青苗、未收割的庄稼被牲畜吃光，衣物被拿光，老百姓说“汤军来，一扫光”。

山东土匪刘桂堂此时也窜至独石口一带。为阻止汤玉麟随方振武、吉鸿昌南下讨贼抗日，发生火并。汤刘两部在独石口、云州、赤城一带混战达三个月之久。刘桂堂给独石口造成的劫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不仅以战事为名，要百姓供应粮草，而且还变着法搜刮民财。他扬言要炸毁无影塔，挖取金锅（传说塔下有7口金锅，盖着北海眼）。百姓害怕，下跪3日，不答应，直到逼得各商号拿出一笔款子才了结。

独石口的商业，经“汤刘火并”的洗劫，陷于瘫痪境地。至三十年代后期才逐渐复苏。独石口仍不失为商贸中心。至1946年，各商业店铺仍有140余家。

（选自贾全富著1999年版《古镇独石口》）

来源：赤城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