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研究家关纪新追忆舒乙：一场讨论开启40年的交往｜专访

4月21日晚，中国现代文学馆发布讣告，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社会活动家，老舍先生之子舒乙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4月21日14时1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新京报独家专访满族文学与文化研究家、老舍研究家，原中国老舍研究会会长关纪新先生，追忆舒乙平生，回忆与他交往的故事。

关纪新（左）与舒乙先生在一次学术会议的主席台上。 受访者供图

相识：一场讨论开启长达40年的交往

4月21日，得知舒乙去世的消息，对于老舍研究家关纪新而言，悲痛之外，也已不算是突然的噩耗。关纪新回忆，自2014年，中国老舍研究会组织学者代表团，前往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参加“远东文学研究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纪念老舍先生诞辰115周年研讨会”时，舒乙因身体原因已不便随团前往。2015年，舒乙更是因突发脑溢血病倒，失去意识住院至今，长达六年时间。“对于舒乙先生的离去，他身边的家人和朋友都是有精神与心理准备的。”

1935年，父亲老舍尚在山东大学文学院任教期间，舒乙出生于青岛。上世纪50年代，前往苏联列宁格勒基洛夫林业技术大学攻读化学工艺木材水解专业。在结束5年的留学生涯之后，1959年，舒乙回国后在中国林业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1978年调北京市光华木材厂当工程师，后晋升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也是从这一年起，时年43岁的舒乙开始收集研究老舍，写了关于老舍大量的研究、评论、回忆性著作和文章，为研究老舍提供了最直接的和最真实的历史资料。

1984年，舒乙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参加文学大师巴金倡议下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工作；自1993年起，舒乙负责筹划新馆建设，历时7年时间，在2000年建成新馆，且被任命为馆长，工作4年半时间，做了很多文化交流和展会活动。同年，面对北京旧城区里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迅速消亡的现实，舒乙联合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弥松颐、李燕共同提出“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十条紧急建议”，担负起保护老北京的历史责任。此后多年，始终致力于对城市文物及文化遗产的保护。2013年-2015年间，舒济，舒乙，舒雨，舒立姐弟四人，一致决定将老舍、胡絜青夫妇生前珍藏齐白石、傅抱石、林风眠等一批近现代艺术大师，以及赵之谦、翁方纲、傅山等明清书画家，共百余幅字画精品，先后两次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与中国美术馆。

得知舒乙去世第一时间，关纪新在老舍研究会群中写下了“沉痛哀悼！深切怀念！今夜难眠。”短短12个字，在难眠之时，开始回顾自己与舒乙先生的过往。关纪新回忆，从家族的父辈开始，两家人便开始有了交往，其父当年在东北工作的时候，就曾经亲自接待过前往沈阳访问的老舍先生，当时二人就曾围绕着文学等话题进行过探讨。“我的父亲年轻时曾在东北大学攻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上学时便非常崇敬老舍先生。‘文革’结束以后，我父亲跟老舍先生的夫人胡絜青先生，不仅经常一起参加民族活动，两家人也曾受邀前往承德避暑山庄度假。”

关纪新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在已经离开校园12年之后，以29岁的年龄，考入中央民族学院攻读汉语言文学。受到家庭的影响，关纪新在读大学前便非常喜欢老舍先生的作品。关纪新回忆，在读大学期间，对老舍先生的作品曾做过深入的论证与研究，大三时，便写出了个人早期在老舍研究中两篇具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满族文学的瑰丽珍宝——〈正红旗下〉》与《老舍创作个性中的满族素质》。

当年为了写好这两篇论文，关纪新第一次进入丹柿小院，登门拜会过舒乙，围绕着老舍先生的创作个性，尤其是老舍的作品究竟具不具有满族的文学属性，向舒乙求教，并相互切磋。“舒乙当时很支持我提出的一些想法，并且也给我提供了很多他个人在这一论题上的思考。”

从那一天开始，关纪新与舒乙便开启了长达近40年的交往。

交往：面对学术争论心怀坦白

1994年在长春举办的国际老舍学术研讨会期间。前排右起：胡絜青、于是之；后排右一为舒乙，右五为舒济，右三为关纪新。受访者供图

在关纪新看来，舒乙有个最大的优点“从来不勉强于人。”他解释说，别看舒乙非常有个性，对待许多问题有其独有的一套看法，但他并没有对关纪新提出过任何苛刻的要求。 1999年，关纪新的第一部关于老舍的学术著作40多万字的《老舍评传》出版以后，中国老舍研究会在北京召开过关于这部著作的学术座谈会，当时作为现代文学馆馆长的舒乙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他对《老舍评传》的评价非常高。关纪新认为，“舒乙先生对于老舍先生作品的理解，往往比一般人多了许多新角度与独到见解。这其中自然也不排除我俩对于某些地方的看法有相悖之处。在这一点上，他总会表现出一个优秀学术工作者的态度，他一旦发现我有超过别人的见解，会非常热情地予以肯定。对于他个人已有的一些认知，我若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也不会为此进行反驳。”

关纪新认为学术上的问题见仁见智，不一定要求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我是学民族文学出身，所以在看待老舍作品和许多民族文艺现象的时候，可能和包括舒乙先生在内的许多学界朋友选择的角度有所不同。” 在关纪新眼中，舒乙心怀坦白，从来不会藏着掖着，包括舒乙长期担任中国老舍研究会的顾问，他日常冒出有哪些新思想，都会立马拿出来跟大家一起讨论。

舒乙曾经把老舍文学划分为隐性满族文学和显性满族文学，在关纪新看来，这历来都是颇有争议的学术问题，但他从来没有向舒乙的这一观点提出过挑战。“对于这些问题，舒乙生前我们两人从来没有正面争论过，因为学术上的话题很多，舒乙有些见解也很独到，对此我们也都心照不宣。”多年前，关纪新曾发表过一整套关于《牛天赐传》的深度分析和研究。舒乙某次学术座谈会上特别提出，使舒乙感到特别惊喜的就是关纪新关于《牛天赐传》的分析，在当前的学术界从来没有人能将这部作品研究到如此深入的程度，此话当时给予关纪新很大的鼓舞。

让关纪新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很多没有真正接触过舒乙的人，对他第一印象普遍都会觉得，他是一个不好接触且有些傲气的人。当真正跟舒乙接触后，人们往往又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有求必应，且内心非常热情的人。“在老舍研究界，有的时候遇到问题，有人不敢去问舒乙，都觉得他会说话一言九鼎。我觉得这样想很不对，如果舒乙说的不对，就应该敢于说出自己的看法，他从来没有因为他人与自己对待某件事的看法不同，而批评过谁。”

在舒乙去世后，关纪新在自己最伤感的时候想，当年老舍先生比自己的父亲大十几岁，舒乙则同样大自己十几岁，加之两家人数十年来往密切，实际上，舒乙所扮演的近乎是“大哥”的形象。“虽然我永远没有称他为‘大哥’，均以‘舒老师’相称，但是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我深感遗憾，自己怎么就从来没有斗胆在他生前叫一声‘大哥’呢！”

追念：最难忘的大事——捐赠藏品

2013年，舒家在舒乙的动议之下，舒济、舒乙、舒雨、舒立姐弟四人，首先将老舍和胡絜青收藏的，包括齐白石的《蛙声十里出山泉》、傅抱石的《桐荫图》、林风眠的《川江图》等在内的20幅国宝级书画藏品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2015年，他们则再次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如赵之谦的《手札》、翁方纲的《行书〈吴静岩传〉》、何绍基《小楷书》等明清时期书画作品，还有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陈师曾、傅抱石、林风眠、陈半丁、王云等80余幅近现代大师的书画佳作。时任中国老舍研究会会长的关纪新，也受邀参加了两次捐赠活动。据兄妹四人介绍，捐赠的最初想法便是舒乙首先提出，除各自留三到五幅父母的藏品留作纪念之外，其余全部捐献出去，将来由国家进行保护、珍藏，以便流传于后世。

在关纪新看来，除了在老舍研究这一领域里舒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外，便是当年老舍四位子女捐赠书画这件事。关纪新犹记，中国美术馆的馆长吴为山在捐赠座谈会上提到，老舍先生所藏的齐白石的作品，比中国美术馆的现有全部白石老人的藏品还要多，还要重要。当年捐赠时，舒乙给出的原因也很简单。“由于常常在广播中、电视里听到看到很多家庭因财产分配问题打官司。当我们姐弟四人老的时候，就要考虑这批画的归属问题了。我们一致同意，决定拿出来献给国家，让它成为公众的财产，我们的后代知道这一决定后都没有一句怨言，听从长辈们的安排。”

作为中国老舍研究会的会长，关纪新至今还记得自己在捐赠会上发表的感言，“舒家子女这一举动，放在中国大地上的任何一个家族都做不到。”关纪新冒出的“惊叹号”在于，“这些作品单拿出一幅都可谓价值连城，在捐赠前难道他们四人就没有想到自己的子女吗？”虽然这是数年前的往事，如今已少有人提及，但关纪新仍然觉得，这是舒乙一生中比起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推动老舍研究、造福老北京文化保护这三件事来说，丝毫都不逊色的大事。

新京报记者 刘臻

编辑 田偲妮 校对 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