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北京街头理发一次只挣10元，住着6平方米的出租屋，每天吃馒头黄瓜，17年捐了12万

4月15日下午，刘易在北京六里桥理发，沙尘暴来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强 文并摄

攒够200元也不是一件易事，作为一名在街头流动的理发师，刘易理一次发10元，这意味着他至少要给20个人理发。有时，他还会遇到故意不给钱或者少给钱的人。如果一天有10人光顾他的生意，已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但有时候他只能等来一两位顾客，甚至一整天不开张。3月，北京刮沙尘暴的那天，他也照常外出，坐公交车去建筑工地，一天只有一个顾客。

但刘易还是要把它作为自己的目标。每天外出挣来的钱，要扣留基本的生活开支，包括房租、水电费、生活费，余下的一旦凑够200元，他就去邮储银行汇到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儿基会”），分文不留。

汇款的收据，被一张挨一张贴在笔记本上，笔记本装进一个蓝色的文件袋里，陪着刘易辗转过北京的多个出租屋。如今，文件袋放在紧挨着北京西六环的王佐镇东王佐村，一个不足6平方米的屋子里。

北漂18年后，这个6平方米的屋子装下了刘易的一切。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柜子放进这里，就会占掉差不多一半的空间。床里边堆着各种杂物，挤得他晚上睡觉翻身都难。除此之外，这里再没什么陈设——没有暖气，更不用说空调。电磁炉或煤气灶也费钱，一个电热锅是屋里唯一的炊具。

屋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刘易最珍重的就是那个被塞得鼓鼓囊囊的蓝色文件袋。他把它放在床上当做枕头，在夜里一同睡去。文件袋里贴着汇款收据的笔记本已经有4个。贴完这些，他用了17年。

北京市丰台区王佐镇的邮储银行柜台员工见他隔三差五就来汇款。一张张5元10元的纸币凑成200元。多年来，他一直使用“地址汇款”，因为汇款方式陈旧罕有人用，柜台员工记住了他。除此之外，关于他，人们知道的并不多。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儿基会也不清楚那些汇款背后藏着一个怎样的人，他又是如何将一笔笔汇款凑齐的。直到2020年11月，中国儿基会突然接到刘易的求助电话。

北漂那么多年，那是刘易第一次生重病，腰疼得直不起来，睡不着觉，“蹲厕所都蹲不下去”。病发前一天，他刚给中国儿基会汇过款，汇完款身上只有50余元。他没办法外出理发，医药费、生活费和到期的房租也无着落。他不喜欢麻烦别人，那是他第一次感到无计可施。

中国儿基会副秘书长王海静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收到求助后，基金会核实了刘易的捐款情况。在中国儿基会的捐赠记录里，刘易的名字2009年7月开始出现，之后他几乎每月都捐，从不间断，这个名字下的捐款达到98020元。

2020年，刘易给中国儿基会捐了8600元。与这一年中国儿基会收到的，共计4.21亿元的捐赠物款相比，他的捐款只是总数的4.9万分之一。但在王海静看来，刘易是中国儿基会数不清的捐款人里的一个特例。

“微不足道。”刘易总是这样讲。他出生在山西运城的一个村庄，后来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号召来到新疆，把户口也迁至吐鲁番市七泉湖镇。他有一个当教师的女儿，跟着早已离婚的妻子在新疆生活，他们之间几乎没有联系。在老家，父母已经过世，如今他无依无靠，孤身一人。

每天早饭一过，58岁的他就出门理发，带上馒头和咸菜。晚上回到家，他就去超市买降价菜。每天外出挣来的钱，留下生活所需，凑够200元就汇出去。他已很多年未生过病，因此他甚至没想着给自己留点医药费。

王海静告诉记者，基金会就刘易捐款事宜专门开会商量过，决定暂时不再接收他的汇款，并嘱工作人员到刘易住处当面沟通此事。与此同时，他们决定在全基金会范围内进行爱心募捐，半天时间捐了6900元。筹完款的那天下午，钱就被送到了刘易的出租屋里，包括他2020年捐的8600元，一共15500元。

那间出租屋离北京市中心很远，公交车要跑30分钟才到距此最近的地铁站——14号线的最西端张郭庄站，那里距离天安门有30余公里。

刘易是冲着这里低廉的房租来的。2009年刚搬来时月租150元，如今300元。这是东王佐村的一座大杂院里最角落、最便宜、面积最小的一间。中国儿基会的工作人员前来探望时，他只好带他们坐在院子里聊天。

多年来，那间出租屋几乎没什么人造访。同院儿的邻居与他并不熟悉，同住一年多，没讲过一句话。他始终一个人在这里生活，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独自忍疼吃药，看书。

4月8日，刘易在出租屋里吃午饭。

他原本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和房子。但在山西老家，属于他的土坯房在母亲去世之前被卖掉了。他留几千块钱给母亲按老家的习俗办了个葬礼，剩下的钱又捐了。

这个异乡的出租屋里，阳光被围墙遮挡住了，终日照不进来，屋里弥漫着潮味。他的一日三餐从简，蒸俩6角一个的白馒头，再把盐、醋、香油倒在切好的洋葱丝与黄瓜片上凉拌做菜，最后用蒸馒头时煮沸的水冲一碗蛋花汤。几乎顿顿如此，有时黄瓜换成青椒，面条替代馒头。

他几乎没什么开销，省下的钱，他也不存，一笔一笔汇给中国儿基会。

已经无法算清，过去的17年里他汇出多少钱。因为贴在那些笔记本上的汇款单并非全部。刘易告诉记者，他是从2004年开始捐款的，起初，他并没想过要把汇款单保留下来，扔的扔，撕的撕，后来经人提醒才留下，但偶尔还是会丢失一些。

在早期的一些汇款单上，他甚至并未使用真名。他的有些汇款收据上，姓名一栏写着“艾新”，后来还出现过“冯贤”，那是“爱心”与“奉献”的谐音。中国儿基会的过往账目里，以“冯贤”名字的捐款，从2005年10月至2009年7月，共计19050元。

从出租屋里那沓可供查询的汇款单来看，刘易的汇款从2004年11月10日开始，数额从50元到100元、200元、400元、1000元不等。17年来，汇款单上的捐款总数已经超过12万元。

刘易告诉记者，捐款的念头起于他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孩儿那双大眼睛给他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他一边回忆，一边用双手在眼前比了两个圈。

他不知道那张照片的名字叫《大眼睛》，后来成了希望工程的经典照片。他想的只是希望“力所能及地帮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

他总把“我没什么文化”挂在嘴边。他35岁去新疆之前，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家中排行老五，小学五年级时，父亲年迈，他就辍学回家帮父亲务农挣工分换口粮。他后来想，如果继续上学，日子一定比现在过得要好，他那时的同学有人日后考上大学，后来去了某省省委工作。

他是非典过后从新疆来北京打工的，他喜欢看新闻，当他2004年在另一篇报道里看到，时任中国儿基会秘书长的程淑琴慰问地方学校，一条漫长的捐款之路开始了。

2004年，他开始以“地址汇款”的方式，向“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捐款。那些汇款单上，从未出现过收款账户，只有收款人姓名“程淑琴”和收款人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15号”。

王海静告诉记者，刘易汇来的捐款属于“非定向捐赠”，“主要用于儿童教育和困境儿童帮扶”。

刘易保存的最早的一张汇款收据。单据上汇款人姓名写着“艾新”。

偶尔，他的汇款单上也会出现其他收款人的名字。2020年武汉疫情期间，他向“湖北武汉市防控防疫指挥部”汇去200元，赠言写着：抗击疫情。这笔钱后来被退回，他又汇往湖北省慈善总会。

多年以来，记录着汇款位置的邮戳出现过“北京西站”“锦绣大地”“木樨园”等，汇款单上汇款地址也时常变动，有时是莲花池东路118号，有时是四季青镇田村1号，还出现过毛家湾胡同15号、旧宫镇关帝庙路1号、大红门久敬庄，后来，最频繁出现的是东王佐村。

每一次汇款地址的变动，都意味着刘易在新的地方租下房子。在北京颠沛流离的18年，他在超市门口发过传单，在北京西站做过保洁，出没北京的各个火车站给乘客拉过包，到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蹬三轮送过牛仔裤，在新发地卸过从寿光拉来的蔬菜。最累的一天卸了5万斤冬瓜，挣150元。

10多年来，这个“没什么文化”的老北漂，慢慢要被时代和时间淘汰了。快递公司多了后，拉包的活儿越来越难做；年纪渐大，送货卸菜干起来也变得吃力；疫情以来，路边摆摊理发的生意也受到影响。

但那些捐给贫困儿童的钱，就是他这么一点儿一点儿挣来的。

他很少向外声张此事，除非遇到麻烦。比如向前来撵他的城管或保安出示他的汇款单，希望博得同情，但通常并没有用。一位同院的邻居还是去年无意间听说他捐款的事。这个邻居有些想不通：“你没钱，你就先把自己过好再说吧。”也有人劝过刘易，“你别捐了，你给你自己留着吧。”但他似乎一点儿也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今年3月，他暂时停止了给中国儿基会的捐款，因为看到一篇关于白血病家庭的报道，他决定先给报道中的4个白血病儿童每人捐200元。刘易说，“他们急着用钱。”

当一位白血病患儿的父亲知道他的捐款是每天外出理发攒来的时，拒绝接收。刘易知道对于一个动辄花费百万元的白血病家庭而言，200元不过是杯水车薪，而自己“能力有限”，但他执意要捐。

他几乎一天不落地出门挣钱。长期以来，他都不曾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理发店，也没有固定的理发摊点，总在早市、工地、小区、公交车站、桥头之间四处腾挪。

他纯粹地信奉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口号，遇着什么事总想着“尽一点儿心意”。在北京18年来他除了毛主席纪念堂，没有去过什么地方参观。

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2008年汶川地震时，他本已准备好前往，但发现地震破坏了交通，火车无法抵达，遂放弃。2013年4月，他从收音机上得知雅安地震，随即买票去了震中芦山，在灾区当志愿者帮忙卸矿泉水和救灾帐篷。

2020年7月14日夜里，他来到位于江西九江的江新洲渡口。那时，中国南方深陷一场仅次于1998年的洪灾，长江中的小岛江新洲被洪水围困。

刘易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看到新闻上说这里抗洪缺人，便从北京西站坐了15个多小时的硬座，赶赴九江。一路打听寻找到江洲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后，被告知目前已经不缺乏人手。当天晚上，他又悄悄回了北京。从北京到九江的单程车票163.5元，房东后来才知道，那些路费是他借的。

其实他的理发生意并不稳定，时常被保安和城管撵得到处挪摊子，有时还会被抢夺理发工具。

在北京的10多年来，他献过24次血，每次都是400毫升。“我原来身体好，但是现在不行了。”刘易说，他已经很久没有献血了。如今理发站久了，他就得坐下歇一会儿，止疼片和治他腰病的药随身携带。

他被医生诊断为“腰椎骨关节病，脊柱骨质疏松伴病理性骨折”。这是一个长久以来从事体力劳动者腰椎的退行性病变。以前下雨他也出摊，但现在一下雨他就腰疼得出不了门，只好待在出租屋里养病，看书，吃止痛片。

10多年来，他看着出租屋外的院子里那棵李子树一点点长大，从小树苗长到树干与他大腿一般粗细。春天来时，李子花开，清香四溢。但他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体正一点点儿衰老、退化，饭量减少，器官正在萎缩。

以前，干重体力活，他常能吃1斤猪头肉、10个馒头，但如今只能吃两个馒头。大概是咸菜吃久了，胃也今不如昔，出门时常抓一把花生米带上，没事嚼嚼，“养胃”。

眼睛在变花，听力在衰退，力气更是大不如前。年轻时送公粮，一袋粮食自己也能撩到肩上，但现在抱一捆一二十斤的传单也觉得沉。他也有些健忘，有时出门理发，走到公交车站才发现，有工具被落在家里。

3月25日晚上，刘易打开头灯为顾客理发。

腰犯病后，他变得比以往更在乎时间，着急外出挣钱。天黑了，他就从手提袋里掏出头灯，像20年前在新疆下煤矿一样，把灯箍在脑袋上，埋头继续干活儿。

“他的年龄在不断地增加，他年长之后，谋生的能力降低了。如果再接受这样的捐款，我们于心不安。”王海静说，“建议还是量力而行。”

然而中国儿基会的工作人员发现，刘易并未听劝，2021年他们再次收到他的11800元汇款。其中1万元是刘易治疗腰病后剩下的，1800元是这一年他理发挣来的。

4月7日，儿基会的工作人员第二次到出租屋里探望他，把钱又退了回去，再次建议他暂停捐款。但就在他们到来的前一天，一张崭新的、汇往建国门内大街15号的200元汇款收据又出现在这间出租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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