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一己之力，捍卫了文化的尊严

他以一己之力，捍卫了文化的尊严

文：徐琳玲 编：木叶

流沙河，这位性格温和、学识渊博的老先生一生颇多磨难、毁誉参半，他却全然置之度外，活的仿佛是个仙人，在人生最后几十年里一心钻研中国古文字，结果成就斐然。

一个人应该像沙河先生这样变老，人生才是值得的，也更有尊严。

▌旧社会的最后一代人

流沙河曾说，“因为我是旧社会接受教育的最后一代人。比我年纪大的，活着的不多了。”

按一度风行的主流话语，流沙河的人生在18岁那一年被分为两截。前半截属于“旧社会”，后半截则颇为波折：50年代小露锋芒的青年诗人，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大右派”；80年代的明星诗人、作家；今天的训诂学者，传统文化的推广者和辩护人。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笔名“流沙河”出自《尚书·禹贡》之“东至于海,西至于流沙”。1931年生于成都，4岁时随家人迁回距省城35华里的金堂县槐树街老家。4岁开始研习古文，在民国时代的公立学校里念完了小学、初中、高中至大学一年级。

那是一个新旧文化彼此交汇、撞击的年代。学堂的国文老师们认为白话文浅近直白，一看就懂，老祖宗留下的古文篇章才是珍珠。

流沙河：“我的小学老师规定所有的作文必须用文言文写。中学时，国文老师把《古文观止》里的许多文章都选进来。所以，我们在课堂里学的，比国民政府规定的《国文教科书》要多得多。”

念高中时，他已经背下了《庄子》、《孟子》、《荀子》中的不少篇章，以及曾国藩、桐城派的文章。

念初中时，每天下午一放学，他就背着书包和两个同学到一个前清老秀才家里上课。老秀才本名黄捷三，家境贫寒，靠给十来岁的孩子讲古文养家糊口。束脩也很微薄，他记得每年只收两次，“一次端午，一次中秋。”

黄老秀才上课不算有趣，但会背很多诗词、古籍。给娃娃们讲课时，他会把诗词、古文里的每一个字、词都解释得清清楚楚，“就是按最正统、最老的说法。后来我才知道，他的许多说法和原意并不相符合。”

“但是，最大的好处是我们跟着他读，大概懂得了这么一点意思。当时我们十三四五岁，记忆力特别好，背了这么多古诗词、经典，到现在想忘记都忘不掉。”流沙河认为，学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诵，记住了会终生受益，“你会用一辈子来消化它、慢慢懂得它，形成一种文化性的人格。”

▌歧途、噩梦、救赎

1947年春，他考入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和当时大多数热爱文艺的青年一样，兴趣迅速转向了新文学。巴金的小说、鲁迅的杂文、曹禺的戏剧，还有艾青、田间、绿原的诗歌都让他沉迷。他开始向报纸投稿，陆陆续续发表了十来篇短篇小说、诗、译诗、杂文。

一个崭新的世界于1949年到来。以最高分考入四川大学农化系后，流沙河再也按捺不住热情，就读半年后就离校投身“创造历史的洪流”。先在《川西农民报》任副刊编辑，后调到四川省文联，任创作员，又任《四川群众》编辑、《星星》诗刊编辑。

此时的流沙河是一名积极、上进的青年文艺工作者，用诗歌、散文、先进人物事迹报道讴歌着社会的新面貌。他晚年回忆起时却说这是浪费了人生。

他也切断了和“反动家庭”的一切联系。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县级政府里一名负责征兵的科级公务员，1951年在土改运动中被枪决。这一段隐痛，被他封锁在心灵深处长达数十年。冉云飞说，流沙河从不提及父亲的死。

1956年，25岁的流沙河到北京参加完全国青年创作会议。在回成都的火车上，他有感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写下了一组以花草、树木为主题的现代咏物诗，大意是革命者不能够光是一个螺丝钉，还要坚持自己的个性和认定的真理。

随后，《草木篇》发在他提议并参与创办的新中国第一份官办诗刊——《星星》的创刊号上。

这组今日读来觉得有些幼稚、简单的小诗，却牵连出3个“反革命集团”,不少人因此受牵连。80年代，流沙河因工作每到各地，总会有人找上门来告诉他：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就是因为你的《草木篇》。

打成“右派”后，流沙河被开除公职、团籍。他先在四川省文联扫厕所、拉粮食，后来又在机关农场种棉花。“文革”伊始，他被下放到老家金堂县锯木厂，拉锯、钉包装木箱整整做了6年。期间，他被抄家12次，随时担心被革命小将们抓回成都批斗。

惩罚性的重体力劳动，常年的营养不良，精神上的担惊受怕，在他身上留下难以抹去的痕迹。80年代，获平反的流沙河一度“官授”四川省作协副主席，但他从来不去开会。“整个80年代，他都表现得小心翼翼。”

“沉入海底”的22年里，流沙河说，是先人们留下的旧书救了他一命，支撑他熬过漫漫长夜。

在省文联接受劳动监督时，他一度被分配到图书资料室管报纸。在资料室的库房里，他欣喜地发现一堆“破四旧”留下的旧书，里头大部分是先秦典籍。他一头扎进旧书堆里，每日忙完劳役后在里头读书度日。后来，他干脆把床铺也挪到书库里。

▌庄生、儒生、新书生

在发黄的旧书堆里，这个被命运抛入谷底的年轻人找到一个与窗外世界截然不同的“桃花源”。他不复觉得自己是天下最不幸的人。在史家留下的书里，记载着各朝代的黑暗岁月、人的艰难处境，以及各种各样的冤案错案。

流沙河说自己读了历史之后，就觉得个人的遭遇很微不足道了，甚至开始感恩。

给他带来最多安慰的，是少年时囫囵吞下的《庄子》。这大抵是中国读书人的一个命运传统——当人生遭遇困顿、“兼济天下”的入世理想破灭，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释、道二家。

三十多年后，流沙河把自己参透大半辈子人生的心得写成《庄子现代版》。确切地说，这是一本流沙河版的《庄子》。在流畅、幽默的白话里，他借助这位生活在2300年前的宋国漆园傲吏的言说，对如何面对世间的苦难、人心的诡诈，以及如何在现实里获得精神自由进行了一番自我解读。

作为那场浩劫中大名鼎鼎的“受难者”，流沙河从来不曾“圣化”自己的形象。他直白地告诉别人：如果1957年反右不被揪出来，他估计自己也会是“左派”队伍里的一个打手。在被打入“谷底”的一年前，他也在使劲地批评胡风、俞平伯。

他自己曾开玩笑说，被打成右派，对他未必不是一个拯救，否则他身上的人性之恶会表现得更多出来。流沙河对自己、对人性都有深入的体察。

平和、柔顺、不争，这是流沙河面对外部世界的姿态，他自称是庄子2300年后的门徒。骨子里，他保留着一个读书人的清明、孤傲。流沙河晚年越活越明白，他把世事看得很穿、很透。

他是个幽默人物，常以无趣态度置身喜剧场中，人生的苦楚、命运的无常、令人惊恐的残酷和荒谬，被他用知识的探求、文化的智趣、历史的参照给一一消解、抵御掉了。

学者刘小枫在他80年代末的名作《拯救和逍遥》中，分析、比较了中西方诗人在遭遇人生困顿之后的两种精神“出路”：中国诗人选择逃循，在审美和德感寻找“充盈大和之乐”；而外国诗人发疯、自杀，或者走向十字架的救赎。

流沙河是前者。而成都城里最受他赏识的两位晚辈诗人、在全国颇有知名度的青年知识分子都陆续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青年作家冉云飞和流沙河相交、相识近三十年。两人有34岁的年龄差距，是真正的“忘年交”。在对文化的热爱和追寻，以及政治社会理念上，他们都有许多共鸣与认同。

“但是，我没有办法把文化当作一个信仰，我想我还是有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和追求的。”正在经历一次“灵魂震动”的冉云飞显得有一点点激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流沙河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而我们都不是。”

对于流沙河，了解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四川文人曾伯炎的评价也许是最充分的——“流沙河是儒生加庄生加五四血脉铸成的一个现代书生”。

▌了无遗憾，一生都在汉字里

从四川省作协退休后，流沙河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每日读书、写字和卖字。

“十年浪费于‘文革’，十年浪费于写诗，十年浪费于作文。”这是流沙河晚年对自己文坛生涯做的一个近乎全盘否定的总结。

因诗贾祸，也因诗扬名，流沙河一生的命运、声名都和诗歌有关。

冉云飞对流沙河的诗歌评价并不高，“虽然在那一代诗人里，他算是宣传腔比较少的。他真正有价值的，是80年代之后一系列文化、文字研究的著作，包括《庄子现代版》、他写的随笔，以及这十来年的《白鱼解字》、《文字侦探》、《流沙河认字》。”

“这些作品才真正匹配他今天的盛名。”冉云飞用钱锺书的一句名言来形容流沙河的成就和个人名望之间的“错位”：“一个人的名声经常是误解加上讹传的总和。”

2015年4月，流沙河推出他在文字学研究上的最后一本著作——《正体字回家》。和他前3本一样，新书以正体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他用自来水笔完成的楷书手稿影印版。

所谓“正体字”，是指1950年代推行汉字简化运动前的规范汉字。其实，从前的字不叫“繁体字”，而叫“正体字”。

在新书里，流沙河的全部论说可用一句话概括：“现在的简体字如何没有道理，过去的繁体字如何有道理。”他主张让正体字回到当下的中国，“无论中间断了多少年，都要恢复。”

他热爱着这些有着3500年的生命史，承载着庄子、诗经、楚辞、唐诗的方块字。它们滋养过他的身心，在他坎坷的人生中，给他带来了连绵不断的情感与知性的慰藉。他一生的悲喜、荣辱都和它们息息相关。

流沙河与古文字研究的缘分，最早要追溯到他的中学时代。抗日战争末期，一位成都来的刘姓国文先生自作主张，用清代王筠著的《字学蒙求》，给他们上起了古文字学。十来岁的少年由此萌发了兴趣：原来汉字的组成如小孩手中的七巧板一样神奇。

当右派被监督劳动时，他开始阅读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从此发现了一个趣味盎然的世界，“像毒瘾一样，每认识一个字就快活得不得了。”也有好心人劝他：流沙河，你还钻什么甲骨文，连汉字马上都要废除了，改用拼音！你还是个右派，不要花精力到这里面去了。

一场轰轰烈烈的汉字“拼音化”运动已不了了之。现在，流沙河说自己只争朝夕，要为正体字留存的“合法性”辩护。

清军入关时，大儒顾炎武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概念。冉云飞认为，在流沙河眼中，这个“天下”就是文化，“文化在，天下就在。从这个角度讲，文化就是他的精神寄托，就是他的信仰和使命了。”

他批评钱玄同、刘半农、胡适、鲁迅、吴稚晖、瞿秋白这一批“五四”时期主张废除汉字的激进知识分子们，“他们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罪于汉字。最近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汉字是非常先进的。国家终归落后有它的原因，但是，与文字无关。”

“世界上那么多民族，那么多文字，惟一留下来的象形文字就是我们的汉字，没有了，全世界都没有了，连日文都半拼音化了。人类的文字最初都是从图画过来的。为什么世界上其他民族很早就告别象形，转向拼音，唯有我们这个民族一直在坚持着呢？”他说，“所以，汉字完全应该得到尊重。”

至于他自己，他在《白鱼解字》序言里的一段话恐怕是最好的注解——“白鱼又名蠹鱼，蛀书虫也。劳我一生，博得书虫之名。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