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超常儿童测试被抢疯了：你家孩子的智商，你最好别知道

上个月，央视在“校外培训调查”系列报道中，点名了近几年火爆的“早培”和“早早培”——这俩词在“鸡娃圈黑话”里一般用zp、zzp取代。

某家长群中两份学龄前儿童的“早早培”简历也被曝光：

孩子A不但可以完成百以内加减乘除混合运算、就读某机构奥数最高班型创新班，还通过了英语剑桥KET考试、认识2000个汉字，即使这样也没通过海选。

而水平相当的孩子B则通过了海选，原因是TA在中科院智商测试中，得到了145。

而这个由中科院心理所发起的“超常儿童测试”，面向5-16岁青少年，且有公开的预约途径，单次收费600元。目前，截至6月中旬的号已全部约满。

据央视记者援引心理所工作人员的话：每年3月到7月都是旺季，好多家长提前两三个月就约好了。

为啥3-7月是旺季？

因为这段时间是幼升小、小升初的“窗口期”；很多孩子的简历上，就等着这一神来之笔。

众所周知，任何测试、考核、比赛，一旦与升学评估挂钩，很容易被家长玩坏。在高知家长云集的“水清木华”社区里，关于“超常儿童测试”的讨论一直没停过。

玩笑归玩笑，我们不妨开宗明义的讲，智商测试这个东西，大人权当娱乐没问题，别轻易给孩子做。

理由很简单：智商测试很难说是科学。

我们来看看智商测试这个东西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如果真的要追根溯源，智商测试是从“颅骨测量术”逐渐演化而成的。

未免离题太远，我们就不做太过细致的介绍，你只需要知道这个“颅骨测量术”有一个根本的预设前提：

不同的颅骨能够单凭物理特征（尤其是颅腔容量）确认种族，进而区分不同种族的高低贵贱。

所以说，这个在19世纪风靡一时的研究，是带有明显种族歧视色彩的。

按照“颅骨测量术”的逻辑推演下去，很自然的会形成一种猜想：脑容量和智商之间应该存在某种正相关。

“智商测试”的理论通常被认为发端于高尔顿（Francis Galton），这个人正是达尔文的表兄。

可惜和达尔文的名声相比，高尔顿总是和臭名昭著的优生学联系在一起。

1869年，高尔顿出版《天赋遗传》（Hereditary Genius）一书，鼓吹遗传的决定性作用。

1884年，在伦敦国际健康博览会上，高尔顿第一次打出了“人体测量实验室”的招牌，这可以算是现代“智商测试”的第一个雏形。

1898年，巴黎大学心理学研究室主任比奈（Alfred Binet）正式开始研究关于智商的测量问题。

比奈彻底放弃颅骨测量，转向心理学的方向，他也被认为是现代智商测试的真正奠基者。

比奈的实验方法是：选择一批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任务，在专人指导下让孩子们完成，这些任务会根据难易程度评分。

1908年，比奈量表的第一个版本终于问世，这个量表建立了我们至今仍在沿用的IQ测量标准。

其实这个奠基人从一开始就讲的很清楚，智力（智商就是智力商数）是一个复杂概念，不是仅凭一个数字就能解释的。

你现在知道了，IQ这个概念完全是人造的，起初只是为解释实验结果而设，这个概念注定是粗糙的。

并且按照比奈的说法，他所研发的智商测试，是企图证明用恰当的教育能够提高人的潜能。

所以比奈实际上是反遗传论的，他认为智商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先天数值，智商可以通过后天得到改善。

但终究，比奈被卷入历史的洪流之中，像这样的先驱者，很难逃过被曲解的命运。

不管你是支持先天或是后天，一份比奈量表问世，就意味着人的智商被数字化的分为三六九等。

而这正好迎合了当时美国的需要：当时有大量移民涌入，当局需要甄别这些移民是否弱智。

所以尽管智商测试是在英国和法国发端，真正给测试提供大行其道的土壤，却是在那片新大陆。

美国人戈达德（H.H.Goddard）开始大力推行比奈的测试方法，美国公立学校从1910年开始正式对学生统一做智商测试，这是智商测试第一次开始具有官方色彩。

来看看智商测试这个东西在改革派的戈达德手上，是如何彻底变成优生学工具的：

首先，不允许智力低下的美国本土人民生育；其次，阻止一切外国的傻子进入美国。

戈达德对刚刚踏上美国土地的移民统一做了智商测试，结果令人瞠目结舌：

根据比奈量表，有83%的犹太人、80%的匈牙利人、79%的意大利人和87%的俄罗斯人的智力年龄低于12岁，也就是说，这些人全部都是弱智。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测试本身的设置出了问题，但在当时，智商测试就这样变成了助纣为虐的工具——

像美国和德国当年都曾颁布过允许对“智障者”进行强制绝育手术的法律，这是对人权最根本的漠视！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荒唐：仅凭一个智商测试，就能判定一个人是智障？

这本身就是智商测试的原罪：如果你认为智商测试是科学的，那它在理论上的致命漏洞怎么解释？

早在1912年的《教育心理学杂志》上，就有人指出了这个漏洞：智商（智力）到底怎么定义？

如果这个最核心的概念我们都没有办法定义，那测试还有什么合理性？还有什么意义？

之前我们提到过，比奈只是说“智力是一个复杂概念”，“如何定义它是个可怕而复杂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尽力避免触及”。

所以连这个奠基人自己心里也没底，那么他所制定的量表，至多只能测出“比奈智商”。

在智力这个概念无法得到准确定义的前提下，我们对某些研究成果的态度只能是不盲从：

比如1994年曾经轰动一时的著作《钟形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能和阶级结构》（The Bell Curve）。

社会需要的和社会不需要的行为与特质，被智商曲线划出了分水岭

这部《钟形曲线》一度被西方媒体看做是“邪典”，只因其中有不少“政治不正确”的结论：

比如“智商基本靠遗传，后天努力无法改变”；“艺术才华不算智商范畴”；“蒙古人种智商最高”……

当然客观来说，本书也有可取之处，尽管它鼓吹社会的不平等是注定的，却也间接承认个人成就其实和智商数字没有直接联系。

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金本位”的逻辑：行业薪资与从业者的智商并非成正比。

比如在中国，金融行业被公认为是平均薪资最高的行业，大学生毕业之后几乎很难拒绝一份金融行业的工作。

然而据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调查显示，金融行业从业者的平均智商，在所有行业中仅排第9位。

当然，这个平均智商，也是拿现在最流行的那套方法测量出来的。

那么这种并不属于精密科学（当然也不能算伪科学）的智商测试，在当今社会的存在意义是什么？

我们试着从 社会资源 的角度给出一种解释。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资源短缺的问题是始终存在的，有短缺，就要解决分配问题。

那么如何才能尽量公平的进行分配？这就需要设计一套筛选机制，而现代教育这种模式就是极其重要的一种筛选机制。

教育一直是这个社会最受争议的问题，争议的核心是： 教育的手段和路径，与教育的本质存在背离。

客观来说，现代教育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只教书不育人”的，但这样的设计却有它的苦衷。

为什么在发达社会中，学历仍然是决定性的指标？

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中要加进很多在踏入社会中很少能用到的知识？

为什么在考试中，一定要设计少量难度高到变态的题目？

说白了就是要让一部分学生考不上，这样才能顺利实现社会资源（比如名校资源）的第一步分配。

无论怎么说，这样的分配方式已经算是相对公平公正公开了。

智商测试跟这个道理是类似的：也许它并不十分科学，但却是相对公平的一种筛选机制。

就像高考失意并不等于未来的人生失意，智商测试更加无法决定一个人未来的成就。

当然个体层面的差异性，并不能左右官方层面的顶层设计——

智商测试作为教育筛选的辅助手段，的确有它的合理性，这不以你“信或不信”为转移。

如开篇就提到的，智商测试这个东西，成年人作为娱乐是可以的，因为几乎没有人会把最后的结果当真。

然而如果你是家长，希望用智商测试来了解孩子，那无论初衷如何，我们都不提倡。

最大的理由是：这种测试根本没法评判孩子的智力水平。

当下流行的智商测试都是什么类型？无非是语言、数字、逻辑、图形等方面的题目，然而人的智力远不止这些所能概括。

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资深教授戴维·珀金斯博士（Dr. David Perkins）所提出的一种理论，倒是可以参考：

他认为人的智力应该分为三类： 神经智力、经验智力和反省智力 。

现在的智商测试，测的基本都是前两项，而像求知欲、自律性、创造力、沟通能力等等，很难通过测试得到结果。

珀金斯博士给出了一个公式：

一个人真正的智力水平=（神经智力＋经验智力）×反省智力

也就是说，反省智力才是成就的关键，而这个部分极难量化，自然也就很容易被忽略。

天赋高的人（神经智力和经验智力更高）在进入任何一个领域的初始阶段，总是进步最快的。

但龟兔赛跑的故事大家从小就很熟悉，乌龟在反省智力这个乘数上的水准，是它稳稳反超的关键。

所以对家长而言，与其费心做智商测试，不如在培养“反省智力”的维度上下点功夫。

退一步讲，即便您对智商测试的科学性深信不疑，目前在中国想做一次正儿八经的智商测试其实很难。

很多人以为智商测试就是在规定时间内做一套题目。哪有那么简单？

正规的智商测试，首先在硬件方面就有严格限定：除了设备本身，还需要标准的环境，包括光线、室内陈设、温度湿度等等。

除此之外，测评师也必须经过专业培训，有心理学储备，测评师的语速、声调、表情都可能影响到受试者。

最后，即便这些条件都达到， 您的孩子也大概率不是智商测试的目标用户 。

因为智商测试是为极个别的超常儿童或是弱智儿童而设，这在人群中比例非常低。

所以，您真的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天才么？

据统计，在真正的高智商人群中，精神病患者（这里指的是严重精神病）的比例高达4.2%，是普通智商人群的数十倍。

还是祝愿每一位家长的孩子都健康快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