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是我的活力之源” ：靠她收服大老虎，1000多万元仅供挥霍

　　别墅已成杨前线与周兵共同拥有的家，这一点已毋庸置疑。杨前线也不敢否定这一客观事实。
除了赖昌星等远华个别核心人物，没人知道杨前线与周兵的关系。周兵深居简出，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杨前线上北京、福州开会有时带着她，但入住宾馆登记时均用的是化名。
杨前线对周兵感情笃深，周兵对杨前线更是死心塌地。她是他的活力之源，而他又是她的生命之光。周兵从无怨言，也从不给杨前线任何压力。她说，今生今世能遇见他已是上苍的恩宠，她已知足。周兵最大的夙愿就是为杨生个儿子，即便没有名分！女人情到深处想的尽是付出。
１９９６年年底，周兵果真怀孕。杨前线如获至宝的同时，不得不考虑重大的现实问题。孩子不可能生在大陆，弄不好要身败名裂。两人商量后决定，将孩子生在境外。１９９７年，周兵果真在美国产下她与杨前线的私生子，取名叫“龙龙”。
是望子成“龙”呢，还是认定他就是个龙子？其含义只有杨前线和周兵知道。
龙龙满月后，周兵带着他从大洋彼岸回到厦门。周兵多少算个职业女性，时常还得飞往香港处理她的一摊子业务。为了照料孩子，周兵将远在杭州的妹妹周燕及妹夫郑炯叫到了厦门，也住在华景别墅。赖昌星让郑炯到远华公司上班，给他采购部经理的职位。郑炯也帮赖昌星保管一些不宜公开的单据。而周燕帮姐姐照看孩子。他们还雇了个保姆，负责买菜、做饭，洗洗涮涮。
周兵不在厦门时，杨前线也常到别墅，主要是去看孩子，与他玩耍，等儿子睡着他才离开。

　　
杨前线很喜欢龙龙，庭审时提到儿子时，眼眶有点儿晶莹。他向法官声明，他与周兵确实是爱情，而不是利益关系。周兵从来没有利用他的职权做过任何不正当的事。当然，他承认与情人姘居多年，且生下私生子，确实给他的妻子带来伤害，但这也只是他个人的生活问题。
周兵在香港购置了两处豪宅，一处位于香港跑马地蔚云阁，复式单元，面积２３００平方米，价值２２６０万港元；另一处位于香港红山半岛，价值４０００多万港币。有人说房子是杨前线买给她的，也有的说是周兵自己买的，因为她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如果房子真是杨前线给她的话，那么凭杨公务员的收入，也是天方夜谭的事。所以，还有一种说法是，购房是杨前线，付款则是赖昌星。当然，这都是传说。
赖昌星逃往加拿大，周兵也早跑了，很多疑问死无对证。杨前线正是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他在法庭慷慨激昂，喊冤叫屈，几次说到，我现在是一点办法没有，只能求助于法官，希望你们想办法叫赖昌星到案，只有他能够说清这一切。
杨前线着实用了以守为攻的“激将法”，稍有头脑的人都能从中听出其言的虚伪与不实。如果赖昌星的到案能够减轻杨前线的罪责的话，那么，当初杨前线又何必给赖昌星通风报信，叫他尽快逃离，同时销毁有关走私证据？杨前线心里清楚得很，赖昌星一旦到案，必定加重他的罪行和死亡。
虽然赖昌星和周兵跑了，杨前线与他们之间更深层次的利益关系、利益瓜葛没能彻底暴露在阳光下，很多谜底无从破译。但有一个事实无可辩驳，那就是赖昌星不仅费尽心机送给杨前线周兵这一美女，且为他们的姘居提供豪华别墅。还有，专案组通过查账证实，赖昌星３年多来，在香港２０多次拨款到周兵个人银行账户，金额达１０００多万元港币，供她与杨前线生活挥霍所用。

　　
一场等待了很久的世纪大审判终于拉开了帷幕。２０００年９月１７日上午，位于厦门湖滨北路的市中级法院戒备森严，这天开庭审理的是“头号种子”杨前线。厦门党政机关组织干部参与旁听，人们凭票入场。一号法庭庄严、肃穆。８点３０分，审判长发话，杨前线被法警押进法庭。杨前线故作姿态，他走进法庭时侧身朝观众席熟悉的人们点头微笑，依稀当年气壮山河的模样。近８个小时的法庭审理，站在被告席上的杨前线越发显得紧张、惊恐，手不时地哆嗦，说话语无伦次。
在此之前，互联网上有不少耸人听闻的信息，说杨前线受贿达亿元，有的说达几千万元。而检察机关指控杨前线受贿其实只是一部“凌志”牌４００黑色小轿车和一张华南虎皮。而就这一部车、一张皮的受贿认定，控辩双方还有争议。杨前线的辩解是：赖昌星认为我成天开着单位的车进进出出不方便，于是让他的司机洪某把凌志小轿车开到我家楼下，让我下去取钥匙。这部车是黑车，没有牌照，后来由妻弟魏某托人找关系，挂了军警牌照。我开了一段时间后，也觉得目标太大，不方便，于是车子给了魏某，让他还给远华公司。魏某还没还，最后怎么处置这辆车，我不知道。
对于收受“虎皮”一事，杨前线更是喊冤。他说，赖昌星是提出，要把虎皮送给我，说是披在我办公室的交椅上，有一种威风凛凛的感觉。我没同意，还开玩笑说，我又不是“座山雕”。我提醒赖，虎是被保护濒临灭绝动物，查得严，叫他也不要把虎皮带到香港。我是出于好奇，才让赖把虎皮带到华景别墅来，想看看后再让他带回去的，根本不想占有它。虎皮存放在别墅。我让周兵的妹夫郑炯保管好，说到时要还给赖昌星的……

　　
杨前线几乎全部推翻法庭的指控，他反复强调，他与赖的关系是朋友关系。杨前线最后在法庭甚至慷慨激昂：每个人都是沧海一粟。厦门关区发生如此重大的走私行为，作为关长，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知道赖昌星在搞一些走私，但没想到做得如此之大，我感到痛心疾首。给国家造成如此巨大的经济损失，我愿意以死谢罪。但我个人绝没有主观故意。我与赖昌星是好朋友。如果我收他的钱，哪怕是１００块、１０００块，我也认了。就是死，我也要死个明白呀。
好一个“以死谢罪”的关长，其实这是一段把江湖和官场都演绎得十分老到的表白。他手不沾赖的一分钱，却享受着数以百万、千万元的荣华富贵。赖也很少出面找他麻烦，却鲸吞关税数百亿。这一切竟因为杨和赖是好朋友，他们把现代官商之间的哥儿们义气表现得如此默契又惊天动地。
而远在加拿大的赖昌星也与杨前线“灵犀相通”，遥相呼应。他通过电话告诉专案人员，杨前线和庄如顺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你们中共最廉洁的公务员。他们没收我一分钱，没为我办一件事。如果你们把我抓回去，别人的事我都会讲，他们俩的事我一句不会讲。
杨前线至死不悔，他在看守所接受焦点访谈记者采访时镇定地回答：“我不后悔，我是他（赖昌星）最好的朋友……”杨前线被一审判处死刑。赖昌星在异国他乡兔死狐悲。他装出迷惑不解的样子，在电话中问专案人员：“你们为什么要判杨前线死刑？我走私的事，与他没有多大关系。他最多也是默认罢了，都是我找海关下面的人干的……”
厦门关区５３０亿的走私额，偷逃国家税款２７０亿元。这是一笔连杨前线都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一笔铸有贪婪、耻辱、罪责的数字。

　　【本文节选自《厦门远华大案》，海韵编著，中国海关出版社，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