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杨安泽当选纽约市长 | 大西洋月刊

1. 杨安泽在布朗克斯区的斯罗克斯奈克（Throgs Neck）社区，站在空旷的纽约街道上的演讲台旁。

他刚刚恢复了纽约市市长竞选的活动，此前他因为得了新冠休养了两周，仍然能看得出病态。他戴着两层口罩，声音很难听得清楚。他偶尔会咳嗽。他看上去有些疲惫，尽管他标志性的书呆子式亲和力——试想一下“那个中学生们很喜欢的化学老师”或者“你不得不承认是个好团建练习领队的人”——完全展现无遗。他对路人哈哈大笑，竖起大拇指自拍，提醒上班族们6月22日是初选日，带着真诚的敬仰感对穿着醒目街头服饰的人说：“你看起来真酷！”。

在演讲台上，他向聚集在一起的人群宣布了一个非常大的想法。人群中有好奇的当地人，有几个记者，还有一群戴着写有“Andrew Yang（安德鲁·杨）”的口罩的工作人员。他的竞选团队名字叫“大苹果军团”，这也恰好是一个流行的同性恋社区军乐队的名字。杨安泽提议，纽约市雇用1万名应届大学毕业生，辅导10万名因新冠疫情导致学习损失最大的公立学校孩子。他引用了有关数字鸿沟和辅导效果的统计数据。他把这个话题变得个人化：“我自己也是一名公立学校的家长，”他说，“今年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是可怕的。”

杨安泽对纽约市选民的宣传，与他在2020年民主党总统初选中对广大美国民众的宣传并无二致：宏大的想法，有数据支撑。他希望市政府为生活在深度贫困中的50万纽约人设立基本收入。他希望建立一个公共银行网络。他想把纽约变成加密货币的中心，并建造赌场，把酒店改造成经济适用房。把白皮书和竞选宣言放在一起，一幅致力于社会民主和人类繁荣的超现代市政乐园的图景就出现了。

至于这些伟大的构想如何获得资金和实施，则较为模糊。杨安泽曾经管理过一家科技非营利组织、一家家教公司，还参加过一次又一次的竞选活动。但他从未担任过民选职位，也没有领导过官僚机构——更不用说像纽约这样规模庞大、政治纷争不断的官僚机构了。他也曾经承诺过要减税，尽管是软性的。

不过，纽约市的选民们还是听懂了前进的呼声。他们受到经济衰退的打击，餐馆、酒吧、剧院、博物馆和酒店纷纷倒闭；受到病毒的创伤，3万居民死亡；刚刚开始从一年的停业和社交疏远中走出来。鉴于过去一年的恐怖，这些选民中的许多人已经失去了他们对渐进式进步和技术官僚小球的耐心。杨安泽要大干一场了。他有深厚的竞选战绩，而且比其他候选人的知名度更高。虽然竞争依然激烈——布鲁克林区长亚当斯（Richard Adams）和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的前顾问玛雅·威利(Maya Wiley）都有着分量相当重的支持——但截至3月中旬，杨安泽以13个百分点的优势领先于其他候选人。

2. 杨安泽在皇后区法拉盛参观一家窗户工厂，在大街上与支持者击肘。

“Andrew Yang！”当地一位名叫史蒂夫·陈（Steve Chen）的修车厂老板喊，候选人停下来欣赏他的运动鞋。（再一次：“你看起来真酷！”）他们合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当候选人走开时，陈向我展示了角落里的一幅涂鸦壁画，画的是杨安泽的英文和中文名字。

杨告诉我，在纽约的这个地方（法拉盛），他觉得特别有家的感觉。他的妻子艾芙琳（Evelyn）就是这里人，她现在是照顾他们两个年幼儿子的家庭主妇，也是性侵犯幸存者的代言人。杨安泽自己并不是在这个城市里长大的，而是在一站北方铁路（Metro North）之遥的威彻斯特（Westchester），他是一个台湾移民家庭的次子。“如果你是在纽约郊区长大的，你所有的电视台和电台，所有的运动队，你的同学在学校里谈论的所有球队都是以纽约市为基地的，”他说。“纽约感觉就像宇宙的中心。然后，每隔一段时间，你就会走进这座城市，它是如此之大，令人难以抗拒。你会觉得，哇，这里是宇宙的中心。”

杨先生花了一些时间才感觉到宇宙的安全。他在郊区的成长经历并不总是快乐的。在学校跳级后，他因为是亚裔、是个书呆子而被欺负，有时甚至遭遇暴力。他早期的履历是一个直截了当的成功者：他在进入布朗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之前，在菲利普斯-埃克塞特（Phillips Exeter）的寄宿学校上学。24岁时，他已是戴维斯-波克-沃德威尔（Davis Polk & Wardwell）白鞋律所（white-shoe firm，特指一些专业行业的精英公司）的合伙人，年薪约15万美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成功了，而且就是在纽约。

但杨先生讨厌公司法，早就怀揣着为自己工作的野心。尽管欠下了六位数的学生贷款，但在离开戴维斯-波克之前，他还是与人共同创办了Stargiving，这是一家帮助名人为慈善事业筹款的初创公司（它的口号是：“明星与慈善一拍即合”）。Stargiving失败了，杨安泽参与的其他白板期产品也失败了。他在上世纪初加入了在线辅导公司“曼哈顿GMAT”，并最终成为CEO；2009年卡普兰（Kaplan）收购了它，使他成为百万富翁。

2011年，他创办了Venture for America，这是一个光鲜亮丽的、以技术为重点的改装版Teach for America。这个非营利组织的目标是，将顶尖的大学毕业生嵌入到克利夫兰、底特律和塔尔萨等地的初创企业，将这些往往被赢家通吃的东西海岸劳动力市场所垄断的人才得到更高效的分配。这一努力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奥巴马主政的白宫将杨安泽评为“变革的倡导者”。但这一项目也陷入困境，只创造了几千个工作岗位。

不过，Venture for America还是为杨安泽提供了一个跳板。它让他们在硅谷、华尔街和华盛顿特区建立关系。它还帮助他发展了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他后来称之为“以人为本的资本主义”。特别是，杨安泽开始担心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进步会抹去广大美国人的工作岗位——从放射科医生到卡车司机，就像几十年前机械的进步抹去了农民和锅炉工的工作一样。他认为，将就业的反乌托邦转变为技术乌托邦的方法是一个有500年历史的想法，即全民基本收入，或称UBI，也就是说政府就是直接给每个人钱。

我在这里要指出，许多著名的技术变革和劳动力市场研究者并不认同杨安泽对机器人驱动的就业灾难的看法。他们认为，在过去，机器并没有夺走工作，而是解放了人类，让他们去做更安全、更不辛苦、更有创造力的工作。（杨安泽反驳说，今天代码的进步和昨天拖拉机的进步是不同的，现在的变化速度是指数级的。）

无论杨安泽对机器人就业灾难的看法是对是错，给每个人每月1000美元（他提出的“自由红利”的数额）的概念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离谱。他所提出的，从功能上来说是一个兜底的社会保险计划，旨在促进所有美国人的尊严，而不管未来的经济转型如何。这一愿景是他的总统竞选的核心，而他的竞选活动中还填充了100多项其他政策建议，包括公共资助的婚姻咨询。

他的竞选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效的。媒体喜欢杨安泽和他丰富多彩的理念（他几乎答应了所有的采访要求，这一点很有帮助）。他赢得了一些著名的支持者，随着他的网红的发展，成千上万的人（大多数是年轻人）在他们的推特自我介绍中添加了“杨帮”的标签。在竞选过程中，他发扬了自己的技术爸爸形象：笨拙、自嘲、热情。

虽然杨安泽最终在2月爱荷华州党团会议一周后退出了竞选（在该会议上他未能获得一个代表），但他的实力超过了许多更知名的候选人。他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非营利组织的主管，变成了政治名人。而他所传递的独特而受欢迎的信息，也促使华盛顿对现金福利的态度迅速改变——例如，请看最新的经济刺激计划中的UBI-for-kids项目，该项目将为大多数家长每月为每个孩子送去数百美元。

杨安泽说，从退选的那一刻起，他就想重回政坛，目标是尽可能多地积累个人影响力。（这是第一次有政治家在我面前承认这么多）。他曾玩过试图加入拜登政府，但最终决定转而竞选市长，这是一个很容易作出的决定：当你自己可以做老板的时候，为什么要为老板工作呢？ 他开始将他的蓝天总统理念调整成治理一座城市的规模。他聘请了一个由政治重量级人物组成的团队，包括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的前顾问，来指导他的竞选活动，他还重新启动了他的筹款机构。而在今年1月份，尽管纽约还在因为新冠疫情而关闭，他还是启动了积极的现场竞选活动计划。

他在竞选中突然占据主导地位，让纽约的许多政坛老手们感到困惑。这家伙不仅缺乏相关经验，而且他甚至没有真正被称为纽约人。他还犯了不少错误，比如说他在新冠疫情封锁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在自己的乡间别墅里度过的，还把看起来宽敞光鲜的超市描述为“便利店”。但杨说，这种抱怨对选民来说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想法。纽约人喜欢他的想法，而其他政客却总是不能给出他们的想法。“坦率地说，许多我们要帮助的人，对政治流程并不是那么关心。”他说。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否关心，许多人对政府能够实现的目标都抱有越来越大的希望，这一点有助于杨安泽的竞选活动。自奥巴马时代以来，左派已大幅向左移动。民主社会主义者越来越多地当选；国会对赤字问题的担忧甩手而去；曾经温和的政客开始谈论（罗斯福）新政规模的政策解决方案。大规模的经济衰退几乎在所有地方都加速了这一趋势，但在这个全美国最脆弱、人口最多的城市却尤为显眼。纽约一直将自己视为公民创新的实验室。（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最不受欢迎的市长白思豪所做的最受欢迎的事情之一，就是实施全民学前教育UPK）。但现在的感觉是，人们对大问题的大解决方案的胃口尤为强烈。即使在新冠病毒灾难发生之前，纽约就因为负担能力危机而每周流失2600名居民。疫情过后，许多纽约人迫切希望这座城市能重新展现其不可或缺的地位和活力。

杨安泽继续在法拉盛穿行，他大谈自己的愿景，并听取选民的意见。在某个地方，他闪进一家波霸奶茶店。他说：“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他从店后墙上的漆盒中抽出一张纸，笑着说：“这是台湾的传统，叫抽签。”当他的支持者挤满小店的时候，他从纸条上读出了一句谚语和对未来运气的预测：“他说：‘不要感到孤独，要靠朋友渡过难关，’”他宣读道。

“一般般的好运气。”人群中的一位女士看着杨先生纸条上的预测补充道。“非常好的运气是很难遇到的。”

“一般般的好运气！”杨先生说。“这还真有点伤心。”

3. 杨安泽在去史坦顿岛的渡轮上。

他戴着每天都会戴的同款条纹围巾，他看到了自由女神像，打着哈哈，敬着礼。“看看这个！”他说。“很爱国！”他的竞选摄影师给他拍了几张盯着中间距离的照片。

我注意到我们离开始的地方有多远，从字面上看的距离。从Throgs Neck到史坦顿岛可能需要几个小时，除非你有直升机或摩托艇。在这五个区，生活着800多万纽约人，其中有100万名公立学校学生，近6万名无家可归者，32.5万名公职人员，200万名房主，以及113名亿万富翁（姑且不论）。做这些人的市长，常被称为美国政坛第二难的工作，实际上也可能是第一难。

在几次谈话中，杨安泽和我谈起了他的计划，他要建立一种以亲商为导向、社会服务敏捷、物质基础设施优良的城邦。有点像一个为我们这个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所改造的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 Guardia）政府。杨告诉我，官僚主义的障碍是真实存在的。全市的预算有40亿美元的缺口，也是一个问题。但他很快就把话题转到了他的计划上，包括吸引更多的州和联邦资源，他寻求“适度增值”的愿景，以及他希望榨取这座城市里的亿万富翁们，并与非营利组织合作。

杨正和我坐在渡轮里面，岔开话题谈论纽约慈善机构的独创性，这时我们看到外面甲板上的一个人举起拐杖，打了一位摄影师。这位盖蒂（Getty）的摄影师斯宾塞·普拉特（Spencer Platt）一直在跟踪杨安泽的竞选活动，攻击是随机的、毫无缘由的。

“哦，我的上帝！”杨大喊，我们冲到外面，普拉特和袭击者正在打斗。袭击者转过身来，看到了戴着安德鲁·杨口罩的杨安泽。“纽约的杨！”他两眼放光地叫道，普拉特趁机逃开了。“真的是你！你想让我支持你吗？”

“我愿意。”杨说，他的身体紧张，但语气温和。他审视着那个人精致的金项链。“你这是那种‘和平的子弹’（Bullets 4 Peace）项链吗？”他问，指的是一个用废旧弹壳制作的首饰系列。

“不是！”那人竖着大拇指说。“真想不到，我竟然在纽约见到了杨先生！ 我可以拍张照片吗？”

两人合影留念，一次随机的暴力行为演变成了一次竞选见面会。几分钟后，两名警察赶到，对该男子进行询问，但没有拘留他。渡轮在史坦顿岛靠岸后，我们看着这名男子跳着舞走到大街上，杨安泽和警察们聊起了疫苗。

后来，媒体对这次拐杖事件的报道试图对其进行某种叙事：杨安泽介入阻止了一名在渡轮上殴打摄影师的男子。这个版本的故事不会错。但实际上当时的情形是奇怪而混乱的，在我看来，并不是杨安泽阻止了袭击者，而是袭击者被杨安泽以其善良的本性和个性特点以及不同寻常的政治磁性分散了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