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为迎战下一次大流行该作何准备？

　　撰文 | Qi

　　自世界卫生组织于2020年3月11日宣布COVID-19大流行为全球大流行以来，全世界已有超过1亿人感染，200多万人死亡，许多幸存者仍在经受长期症状的折磨。尽管疫苗接种和COVID-19患者的临床治疗已取得了部分进展，但距离这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的结束仍道阻且长。

　　在COVID-19大流行“一周年”之际，Nature Medicine杂志推出一期特刊，共收录了四篇World View，两篇Comment，两篇Perspective，一篇review article及一篇New Feature。通过与众多参与应对COVID-19大流行的研究人员对话，致力于了解COVID-19大流行的长期影响，以往鉴来，探讨如何从当前公共卫生危机处理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为未来的危机做好准备。

　　正如来自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John N. Nkengasong所说，目前的COVID-19大流行史无前例但却在意料之中。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天花病毒已为人类所消灭的历史性成功，清楚表明了全球合作和治理如何能够在保障我们的健康安全方面产生巨大影响。着眼于当下，除了审查全球卫生安全治理结构外，还必须加强和投资相关技术能力，其次，加强全球和区域基础设施以及开发和分发疫苗、诊断和治疗的新平台至关重要。考虑到70%以上的新兴疾病与人畜传染有关，因而加强禽类和猪的病毒监测系统应是应对下一次大流行的一个优先事项。此外，投资发展公共卫生工作人员队伍，特别是为外地流行病学家、前线反应人员和社区保健工作者也尤为重要。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世界已面临过许多全球卫生危机，包括H5N1、H1N1、Zika、SARS、MERS和Ebola，世卫组织前总干事陈冯富珍在密切参与这些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后，在此提出克服体制上的自满情绪对于制定一项长期的大流行防备战略至关重要。COVID-19的流行和死亡率同时也将无数潜在的常见健康状况放大，如糖尿病、高血压等，这不仅是一场对抗传染病的战役，要认识到长期规划和投资医疗保健系统的重要性，同时教育是向前发展的绝对关键，这将是建立更强大和更有弹性的公共卫生安全系统的核心。

　　错误言论的传播可能比COVID-19的传染更为可怕，“反疫苗（anti-vaxx）”激进分子通过社交媒体播散“COVID-19并不危险，而疫苗是危险的，不能相信医生或科学家”的谣言，且追随者的数字与日俱增，美国“反数字仇恨中心”的Imran Ahmed在此强调了坚决抵制错误信息产业的必要性。

　　来自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Paul B. Spiegel提出COVID-19大流行应恢复对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和危机解决的共同理解，为人道主义应对措施的变革打开大门。由于COVID-19的大流行，美国、希腊和匈牙利等国家以公共卫生命令为幌子减少或停止庇护，违反国际难民法。“本土化”也意味着联合国各机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将获得的资金将少得多，这最终将影响资金范围、规模、影响力。因此，针对人道主义应对措施的改革应刻不容缓。

　　尽管世界各地的卫生专家必须继续关注由SARS-CoV-2引起的正在进行的病毒性大流行，但类似的病毒和细菌等微生物可能会制造下一个全球杀手。随着SARS-CoV-2继续肆虐全球许多地区，冠状病毒家族的其他成员也不应被忽视，同时也不应对其他已知和未知微生物威胁放松警惕。面对诸多不确定性，医疗保健系统不能等到疫情爆发后再做出反应。此外，以此次大流行为例，研究者提出最大的挑战将变成“说服人们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人类免受威胁”，如何通过一些政治、社会和行为科学研究，以便公共卫生部门能够更好地了解如何说服人们在流行病中做出正确决定是十分必要的，例如在“留在家中”和“外出度假”中让人们自愿选择前者。

　　与此同时，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Elizabeth Higgs等提出在卫生紧急情况下，研究人员和广泛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明确、双向沟通对于建立信任至关重要，这是有意义地接受新疗法和疫苗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医疗机构还是广大公众对研究和研究人员缺乏信任，这都可能是扰乱和延迟研究开展的潜在因素，美国新COVID-19战略的第一个目标则为“恢复与美国人民的信任”。

　　此外，诊断检测能力有限已成为当前大流行期间公共卫生应对的一个主要瓶颈。由于COVID-19的流行，诊断性检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该在政治议程上占据更高的位置，新的检测创新消息也已经成为头版新闻。然而，政治对诊断服务的影响并非都是积极的，边境关闭、全球团结的破裂以及“诊断民族主义”的出现，使得错综复杂的供应链更加紧张，这种民族主义倾向于诊断公司所在的国家，而牺牲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在疫苗接种普及之前，有效的“检测、追踪和隔离”干预措施，加上非药物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如戴口罩和保持距离），仍然是遏制这一流行病的最有效战略。

　　在此期特刊中还有两篇观点类文章，其中一篇阐述了在持续的公共卫生危机期间获取可靠信息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数据来建立模型，以帮助理解持续爆发的关键病原学、流行病学、临床和社会行为特征。另一篇提出虽然在SARS-CoV-2爆发的14个月内世界卫生组织发挥了关键的技术、规范和协调作用，但由于对主权成员国缺乏权威从而引起上述作用效果受到限制。许多政府的错误决策导致反复封锁、高过量发病率和死亡率，以及经济复苏不佳的后果。尽管疫苗的研制和批准速度惊人，但新的SARS-CoV-2变种的出现意味着所有国家都必须依靠全球协调的公共卫生努力数年来战胜这一流行病。

　　除了上述在政策和舆论方面需要做出的努力之外，来自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Ralph S. Baric和Rita M. Meganck合作发表一篇综述性文章，探讨了包括COVID-19在内的21世纪以来十多起重大流行病事件中，应积极开发病毒科特异性和跨科治疗方法，重点不仅应放在广谱小分子和抗体直接作用抗病毒药物的开发上，还应注重宿主因子治疗，包括重新调整批准药物中的用途，以及基于RNA的治疗。此外，必须致力于基于易爆发病毒科的先发制人的研究，以缩小疫情与应对之间的差距等。

　　至此，我们不必过于悲观，全球研究界正在联手迎接这一流行病带来的巨大挑战，在科学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如此迅速地生成、共享和部署如此多的信息，以应对对人类的威胁。当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再多的研究和科学发展也无法弥补领导不力、政府内部缺乏协调以及国家间缺乏国际合作。世界目前仍处于危机之中，有人可能会说，现在开始谈论为未来的流行病做准备还为时过早。当然不是，现在恰巧是谈论未来以及为提高全球应对如此严重的卫生危机的能力而需要进行变革的适当时机，而我们决不能浪费这一机会。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38/s41591-021-01291-z

　　https://doi.org/10.1038/s41591-021-01269-x

　　https://doi.org/10.1038/s41591-021-01259-z

　　https://doi.org/10.1038/s41591-021-01260-6

　　https://doi.org/10.1038/s41591-021-01249-1

　　https://doi.org/10.1038/s41591-021-01264-2

　　https://doi.org/10.1038/s41591-021-01271-3

　　https://doi.org/10.1038/s41591-020-01215-3

　　https://doi.org/10.1038/s41591-021-01278-w

　　https://doi.org/10.1038/s41591-021-01272-2

　　https://doi.org/10.1038/s41591-021-012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