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真的是毛主席的表弟？假的，非要攀亲戚的话，他得跪下喊祖宗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这首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一直是文氏后代的必读必背科目。文氏宗族传至现代，在长沙郊外出生了一个名叫文强的孩子，为文天祥23代孙。文强自幼聪颖活泼，个性分明。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他当过共产党的特委书记，当过军统的大区处长，当过国军中将参谋长，其经历之丰富，遭遇之传奇，真是一部历史活化石！

文强还有一个自称的身份——毛主席的表弟。

一、毛主席的表弟？

文强在长沙明德中学念书时，他的好朋友、大他两岁的毛泽覃告诉他：你不要我哥哥老师了，他是你表哥，你就叫他大哥吧。

文强回来问父亲，父亲告诉他：“毛是我们文家的外甥啊，到过我们祠堂里头。”文强明白了，毛主席的妈妈，是自己的姑妈，自己应该喊大哥。

下次见到毛主席，文强就叫上了“毛大哥”。毛主席吃惊地问文强：“你怎么不喊毛老师，改喊大哥？”毛泽覃在一旁解释说：“我们的妈妈是文家的，我让他改口叫你大哥。”毛主席笑了，说：“噢，你还在这里攀亲戚呀。我倒要考一考你，文家是文天祥的后代，你会背《正气歌》吗？”文强骄傲地说：“我不但会背，还能默写。文天祥《指南录》里三百多首诗，我背得下来一半！”这下轮到毛主席诧异了：“我没看过文天祥的《指南录》呢！”文强更高兴了，说：“文天祥临刑前，用自己的鲜血在衣服上写了自传，叫《路歌》。”毛主席称赞道：“我还真小看你了，今天才知道你是大家人物、书香门第呢！”

以上就是文强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内容，看起来天衣无缝，多年来广为传播。事实上，文强是在吹牛。

文强是湖南省长沙县人，出自杨林文氏。《杨林冲文氏六义堂谱》记载：“文健，册名强，号年观，出生善邑七都惊马桥枫树嘴。”

杨林文氏的始祖文钦煌是文天祥七世孙。文强这一支的祖宗是文钦煌三子文丙三，按照文氏族谱的排行，文强是文天祥的二十三世孙。

而按《湘乡高冲文氏支谱》和《文氏家族源流》记载：毛主席的母亲叫文七妹，是湖南湘乡人，也就是高冲文氏。但高冲文氏不是文天祥的后人，他们的始祖是文伯琦。

那长沙文家和湘乡文家之间有没有亲戚关系呢？

硬要凑上去的话，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宗——五代后唐庄宗的帐前指使轻车都尉文彦纯。文彦纯有两个儿子，长子叫文卿。而文天祥就是文卿的九世孙，也就是文彦纯的十世孙。按照族谱，文强是文天祥二十三世孙，也就是文彦纯的三十二世孙。

次子叫文小山。文小山的五世孙就是文伯琦。毛主席的母亲文七妹是文小山的二十四世孙，是文彦纯的二十五世孙。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往上推五代，从高祖开始，高祖、曾祖、祖父、父、自己，凡是血缘关系在这五代之内的才是亲戚。

所以这两个文家之间是没有亲戚关系，连远亲都算不上。这种关系也叫亲戚的话，那全中国只要是同姓之人，那都是亲戚了。

由此可知，文强说自己是主席的表弟完全是在吹牛。

如果文强非要攀亲戚的话，那毛主席的母亲文七妹辈分比文强要高七辈，毛主席要高六辈。文强看见毛主席喊太爷爷、喊高爷爷都不行，得跪下喊祖宗。

所以在史学研究上，回忆录的可信度是最低的。我们中国人嘛，都有给自己贴金的习惯。

文强从第一次见面起，就喜欢跟毛主席抬杠，他回忆录中说：“以后，我跟他抬杠子非常之多。一直跟他抬到底。”

当时在湖南负责学生运动的，是夏曦。在夏曦鼓动下，文强决定报考黄埔军校。这天毛泽覃找到他，要求跟着去投考，但自己没有路费。说着毛泽覃哭了起来。文强豪爽地说：“路费我帮你出了，你带上衣服一起走吧。”这样毛泽覃名字添加到名单最后一个，一起出发去广州。

他们在上海上船，船行到鼓浪屿，文强正在船舷边看风景，突然有人在背后拍了拍他。回头一看，竟然是毛主席。文强高兴地叫道：“毛大哥你怎么在船上？”毛主席捂着文强的嘴说：“这里还是厦门，在北洋军阀统治下，不能暴露我们去广州，还有，你的衣服上、帽子上，都有长沙艺专的标志，太显眼了。”

1925年8月，文强考入黄埔四期。毛泽覃落榜，进了农民运动讲习所。

二、和林彪打起来了

开学宣誓那一天，举行了一个CY（共青团）升为CP（共产党员）的仪式，周恩来是他们的领誓人。入学后，文强跟林彪、周恩寿（周恩来弟弟）、李运昌在一个班，文强任班长。

这天，林彪出了事故。一次打靶归来，林彪大意了，枪没有上交，里面还有一颗子弹。文强和林彪都睡下铺，看见林彪有心事似的，翻来覆去睡不着。忽听“啪”的一声枪响，值星官赶忙跑进宿舍来看，一闻林彪的枪口，有火药味，生气地对林彪说：“林彪，枪是你打的，你怎么回事？”林彪赶紧承认错误说：“我下操的时候匆匆忙忙没检查，想着这事睡不着觉，一摸枪，没想到就打响了。”这时文强在旁边也说了一句。

子弹直接射穿了上铺的枕头。上铺睡的学员叫林伟俦，大家赶紧往上铺一看，没有人。值星官着急地问：“林伟俦哪去了？”这时林伟俦急急忙忙跑进来，说“我喝水去了”。大家松了一口气，都说你命大哇，要是睡在床上，这一枪就把你给崩了！林伟俦后来在天津战役时，是国民党的中将军长，林总差一点提前二十年结果了敌人！

值星官处罚林彪第二天关禁闭，说完走了。这时林彪说：“文强你这湖南骡子，落井下石！”文强辩解说：“我只是说你没睡好，怎么算落井下石呢？”林彪激动地说：“你还狡辩，我揍你！”说着冲到文强床前，两人打了起来。战斗的结果，身材瘦小的林彪自然吃了大亏。

黄埔期间文强曾加入国民党，“中山舰事件”后，不允许跨党，文强从国民党退出来，选择了跟共产党走。北伐军打到武汉，文强跟随朱德，来到万县（现重庆万州区）杨森的二十军，动员杨森参加国民革命。国共分裂后，文强参加了南昌起义，在路途中与林彪相遇。文强跟林彪说：“老林呀，你是湖北佬，我是湖南佬，我们两年不见，现在大敌当前，就不闹小孩子脾气了吧。”林彪笑了一笑，向文强敬了个军礼。文强说：“你干嘛给我敬礼？”林彪笑道：“你是少校，我是上尉，我是给官阶敬礼。”

之后，两人在三河坝时又见过一面，从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三、特委书记

南昌起义失败，文强辗转去成都，找到中共川西特委，书记廖宗泽是他黄埔同学，安排他到重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来又去川北参加起义。起义失败后，历尽艰险回到重庆。这时设在重庆的四川省委被破坏，省委迁去成都，在重庆设立川东特委，文强任特委书记。这是文强在党内任过的最高职务。文强在回忆录中说：“那时毛主席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这又是吹牛！根据地要有武装、有政权，当时的四川省委，只是做地下工作，哪能叫根据地？并且，地下党面临的形势十分险恶。四川军阀刘湘很早就成立了一个特务组织，叫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专门捕杀共产党人，有两届四川省委都是整个遭到破坏，主要负责人全被杀害。

文强住在重庆储奇门的吊脚楼里，与牺牲的前省委书记的妻子周敦婉结婚。这天他步行穿过中央公园，去上半城联络同志，不料途中被叛徒认了出来。文强被捕了。

好在特务委员会只知道文强曾到川北领导过红军，还不知道文强当前的行踪和职务。文强顺着特务的说法，起义失败后，自己已经脱离了共产党，不再涉足政治，现在刚到重庆，只打算谋口饭吃。一天，特务头子带着文强喝酒吃饭，想软化他、招降他。饭后又打上了麻将，文强感觉有人踢他的脚，特务中的一人悄悄往门外一指，文强马上说：“我要上个厕所。”那人跟着他出门，指着一个方向说：“那里有一个洞。”文强赶紧往他指的地方跑，到了一看，树丛后面的铁丝网已经被撬开一个洞，容得一人爬过。文强钻过洞，发现外面还有一个离地5、6米高的堡坎，如果强行跳下去，难免会受伤，逃不掉还会连累偷偷释放他的内线。事不宜迟，文强脱下长衫，绞成一股绳，一头系在木桩上，缒下崖壁。

文强回到储奇门吊脚楼，立马转移。妻子周敦婉曾在江津中学当校长，有可靠的学生，于是乘船去江津躲了几天，然后夫妻二人同路去成都，向四川省委汇报。没想到，这一去，竟然陡升波澜，改变了文强夫妇的下半生！

四、退出共产党

文强来到成都，见到了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没料到，得到的却是省委的纪律处罚通知：文强在被捕期间有泄露党的秘密的嫌疑，予以留党察看处分。

这可把文强气坏了，当面跟罗世文争辩起来：“我瞎编一套骗敌人，有什么错？我问心无愧！”罗世文说：“我是执行党的铁的纪律！”两人当时都是二十多岁，血气方刚，越吵越激烈。在茶馆大声吵怕暴露，又到城墙上去吵。文强耍起了脾气：“今天不把话说清楚，我不走。”罗世文无奈，只好说：现在党的政策有调整，要重用工农出身的同志，你家是大地主家庭，党对你们这些人不信任。文强更生气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工农出身，燕妮还是贵族呢，“你连共产党的起码知识都没有！”

说完文强气呼呼地走了。回家与妻子商量：说服不了省委领导，我们去找周恩来、杨尚昆，让他们评评理！二人回老家呆了一段时间，然后去了上海找党组织。周敦婉向来负责四川省委与中央的联系，介绍信和接头方式都是她通知党员。但是，他们去了很多联络点，都找不到中央。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时的中央已因顾顺章叛变被破坏；他们还不知道的是，1931年12月，四川省委向中央发出一份报告：对付所谓“假自首叛徒”的文强，予以永远开除，宣布其政治生命死刑。

“左”倾路线在“推”，蒋介石却在“拉”。蒋介石命令曾扩情在南京成立了一个“自新同学招待所”，对黄埔学生，无论参加过什么反蒋活动，只要回来，既往不究，待遇从优。蒋介石还分批面见这些学生，毫不追问以前参加共产党的情况，“望他们今后好好地安心工作，定有光明的前途。”

一天，文强偶遇好朋友廖宗泽。廖宗泽也是脱离共产党，参加了戴笠举办的洪公祠特务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到浙江警官学校。在廖宗泽介绍下，文强认识了戴笠，并来到杭州警校，当了一名指导员。

戴笠知道文强参加过共产党，搞了不少革命活动，言谈中说：“过去的错误就过去了……”文强马上毫不客气地反驳：“本人以往并无过错！回想当年，汪精卫为军校党代表，曾号召‘革命的向左来’，校长蒋公也说过：‘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之加入共产党，可以说是响应他们的号召，又有何错可言？”没想到这一席话反倒让戴笠对他刮目相看。

五、加入军统

就这样，文强加入了戴笠的特务处，后来特务处改为军统，文强逐步成为军统骨干。

后来，党组织也试图招纳文强“回头”。抗战爆发后，文强在上海参加了淞沪会战，还进入四行仓库为谢晋元送过电话机。他在戴笠指挥下，组织帮会成员、流亡学生、失散军人，成立了一支抗日别动队，后来别动队改为忠义救国军，文强担任少将政治部主任。1938年初，第三战区召开政治部会议，与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进行过长谈。文强与袁国平是黄埔同学，又是多年好友，袁国平私下向文强说，你被四川省委处分的事，周恩来同志知道了，批评了省委的左倾，希望你“归队”。文强未表态，只说当下国共合作，抗战后再说吧。袁国平留下了秘密联络的方式。后来袁国平在皖南事变中牺牲，这条线彻底断了。

文强越来越死心塌地为国民党、为军统效力，他先后担任了军统一系列要职。他在任军统上海策反委员会主任时，固定每周与上海区区长陈恭澍会面。有一次，文强接到陈恭澍电话，约他提前会面。正在文强准备前往时，上海区会计部的蒋志云女士敲响了文强住处的门。文强刚把她迎进门，蒋女士就晕倒在客厅沙发上。文强赶紧把她唤醒过来。蒋志云向文强报告：“苏固被捕叛变！”苏固是陈恭澍的代号。文强惊出一身冷汗：自己平时“狡兔三窟”，居无定所，今天恰好在这一处，而蒋女士只知道这一处，如果未接到警报，必定身陷汪伪76号的囹圄！

上海呆不住了，文强交待好工作，乘船来到香港，准备回重庆报到。到达香港，终于从紧张的气氛中缓和下来。这时同事劝他，多在香港呆几天吧，做几件衣服再走。文强乐得休息休息。没想到，正在滞留这几天中，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香港！

怎么逃回重庆呢？听说陆路危险，文强与朋友一道，雇了渔船偷渡去澳门。船才出海，海面浮来一只大圆球，船夫不认识是什么，举浆欲砸。文强一把拉住船夫胳膊：“这是水雷啊，一碰就爆，我们全完了！”文强亲自上前，用竹竿小心翼翼地顶开水雷，渔船转舵开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渔船又遇上了海盗，将船上人员的财物抢了个干干净净。来到澳门，生活无着，这时文强把被子拆开，从里面取出一张百元港币，暂时解决了食宿。要逃离澳门，办良民证，雇船，又需要花费。文强又把自己的长袍剪开，从里面取出一条金链子……

文强回到重庆。戴笠本来说好给他一个“肥缺”——长沙稽查处处长，还没上任，就改为了军统华北办事处主任，进太行山跟孙殿英打交道。孙殿英投降日本人，文强历尽曲折跑回来。熬到抗战结束，又被任命为军统最大的外勤单位：东北办事处处长。

可以说，在军统这十多年，戴笠对文强是信任和重用的。文强到了晚年，仍对戴笠十分感恩：“（戴笠）与我相处十二年，他对我是特殊的对待，我感到他对我是一贯的信任，一贯有礼貌。我没有向他求过官，（他）却将我的官阶升得比他自己还高还大。”

六、又一个人生转折

1946年3月，戴笠飞机失事，军统群龙无首，形成郑介民、唐纵、毛人凤三派相争的局面。这三派，对于东北主任文强，又要防竞争，又想去拉拢。文强本人不想卷入权力纷争，萌生退意。他回忆道：“他们哪一派都可以随意把我打掉，我接近哪一派，都会有杀身之祸。”但如果明退，也有危险，聪明的文强，想到了老首长程潜。

最后文强在军统保留了一个中将“设计委员会”的虚衔，到程潜的长沙绥靖公署任办公室主任，脱离了军统组织。如果文强的人生照此发展下去，当是另一番面貌——解放战争后期，程潜、陈明仁率领湖南军队起义，在最后时刻站到了胜利的一方；如果文强一直在程潜手下，大概率会跟随程潜起义，成为共产党的起义将领！可惜，历史没这样发展。

一天程潜对文强说：接到蒋委员长电报，杜聿明保举你去徐州，因为杜聿明本人当了徐州剿总副总司令，要你去就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程潜也不想文强走，但命令在身，不得不从。程潜在为文强饯行的酒席上，颇有预见地向文强说道：“杜光亭（杜聿明字光亭）没有吸取在东北的教训，仍然迷信机械化部队，得当心一败再败。……决定战争的胜负，主要要看人心的向背，南京已失去人心，延安却抓住了人心。……此去千万注意，徐州是兵家必争之地，谨防当俘虏。”

七、战俘战犯

文强参加了淮海战役（国方称为徐蚌会战），与杜聿明等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那是1948年1月9日半夜，文强接到杜聿明电话，说参谋长去南京回不来，你现在就任参谋长，总部一切听你指挥，一起跟着邱清泉的第五军突围——这是文强在国军的最高职务，不过只当了几小时——等他赶到第五军军部，已经找不到杜聿明和邱清泉了，只好带着几个人，在一个小石洞里呆到天亮。清晨刚一出洞，就看到一群解放军战士冲了过来。卫士刚想开枪，文强叹了一口气，说：“不要打了，把武器扔在地上，让他们捡武器吧。”文强身上还有一支小左轮，想掏出来自杀，被卫士发觉，夺下枪扔了。

文强做为战犯，被关押在功德林期间，监狱长找他谈话，叫他写份悔过书，文强坚决不写。他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是他们没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1975年，文强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获得特赦；而他的顶头上司杜聿明，已经出狱15年了！

1985年，中国改革开放，年近80的文强，独自一人去美国走亲访友。期间文强见到了当年在上海报信救了他一命的蒋志云女士一家。蒋女士告诉他一个惊人的消息，台湾当局一直按中将待遇，每月发给文强400美金工资、1200美金特别费，到如今累积近100万美元了！文强拒绝了。他说：共产党把国家建设得这么好，这是国民党办不到的，这钱我不能要，我要回祖国。2001年，文强在北京去世，结束了传奇的一生，终年94岁。

本文作者：马驽，公众号“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 ，未经作者本人及微信公众号“这才是战争”允许，不得转载，违者必追究法律责任。

编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