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古代就是很引人关注的话题。尤其是那种非常规的职务变动，不管在官场还是民间，都容易成为议论的焦点。
在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的夏天，当时的山东省登州府城中，茶馆酒楼里的人们或许都在议论这样一次蹊跷的人事变动：朝廷下令，驻扎当地的登州镇总兵石文炳与邻省的真定镇总兵何傅对调，而彼时距离石文炳上任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按照清代制度，总兵为二品武官，镇守地方，职高权重。以登州为例，登州镇总兵的品级要远高于文官序列的登州府知府。要缺不轻调，是自古以来的官场原则。因此，总兵的任期短则三年，长则五年、七年。而上任两个月就换人的情况，实属罕见。石文炳的例子，显然属于非常规的人事调整，难免会让外界感觉有些蹊跷。
对于当时的旁观者来说，蹊跷的是这次人事调整本身。但对于后世的读史者而言，蹊跷的则是，这次涉及二品官员的人事调整居然在《登州府志》和《山东通志》中都无记载。府志和通志当中，虽然都提到了何傅，但只字没有提及石文炳。按照府志的记载，何傅的前任是刘秉钧，他接任的时间也提前到了康熙十三年。
上文中提到的《登州府志》（光绪版）和《山东通志》（雍正版）的修撰时间均晚于康熙朝。而在相对权威的《清康熙朝实录》中，石文炳上任登州两个月就与何傅对调一事则言之凿凿。实录中记载：
康熙十七年，夏四月，丙申，以参领伯石文炳，为山东登州（镇）总兵官。
六月，乙亥，调直隶真定（镇）总兵官何傅，为山东登州（镇）总兵官。山东登州（镇）总兵官石文炳，为直隶真定（镇）总兵官。
二品官员的调动，须有朝廷下旨才可成行。而清实录以中枢官档为依据，可信度较高。
同时，因为石文炳是汉军旗人，他在登州镇任职一事，在《钦定八旗通志》也有提及：
石文炳，汉军正白旗人，康熙十七年四月任山东登州镇总兵，五月调正定镇总兵。
（注：真定、正定，为同一地方。雍正皇帝名讳为胤禛，他登基之后真定改为正定。五月和六月虽然有出入，但不伤大雅。）
综合以上记载来看，石文炳在登州任上遇到突然调动，应该没有疑问。
那么，此事为何在山东和登州的史志中均无记载，是因年代久远而有遗漏？还是有避讳而故意不言呢？因为资料有限，这暂时还是一个谜题。
不过，这个谜题可以借助另一位人物——何傅的生平来进行适当的推测。
何傅是福建省福州府福清县人，他后来官至提督（从一品）。作为一名显宦，他的事迹在家乡的史志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关于他调任登州的经过，《福州府志》有这样一段记载：
会山东巨憝刘天成倡乱惑众，杀登州镇臣，与吴三桂遥为声势，全齐震动。（何）傅陛见，调补登州镇总兵官，上密谕以急则激变叵测，缓则养祸益深。傅恪遵谕旨，不动声色。整顿营伍，佯为无意用兵者。贼稍懈，不为备。时漏下三鼓，急遣亲丁十余人缒城出，抵贼营麾下，擒天成斩之，余党悉平，献馘于朝。
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石文炳与何傅之间的突然对调，似乎是吴三桂举兵（三藩之乱）的连锁反应。
根据史料的记载，三藩之乱爆发于康熙十二年底，至康熙十七年，吴三桂方面虽然已是强弩之末，但当年他在衡州称帝，多少也激励了己方的士气，各地依然有不少潜在支持者。
按照福州府志的说法，当时山东省内就有一位叫做刘天成的人物，意图响应吴三桂。从“杀登州镇臣”、“全齐震动”等字眼来看，他似乎已经采取了初步举动，但在哗变和叛乱的两可之间，斗争矛头只是地方官员，而非公开反清。
此前刚刚上任的石文炳，或许就在这次哗变中受到影响（杀登州镇臣之语不可全信，因为石文炳后来的仕途还延续了很长时间，或许死者另有其人）。不过他在朝中根基较深，并没因此罢职，只是调到了别的地方，将烂摊子留给何傅收拾。
何傅上任之前曾入京陛见，康熙皇帝向他面授机宜。到任登州之后，他果然手段老辣，将刘天成擒获斩杀，解决了这一叛乱之忧。
刘天成为何人？暂时没有查到详细的史料记载，但结合上下文来看，他此前应该也在清军帐中效力，有一定的地位，否则也不会被称作巨憝（duì，巨憝近似于元凶巨恶的含义）。
言而总之，从山东登州镇的这次蹊跷的人事变动中，可以看出两个端倪。其一，虽然三藩之乱的主战场在南方，但清廷当时在北方的统治也难言牢固。其二，府志虽然也是官修志书，但亦不可尽信。尽信书不如无书，读史兼听则明，诚如此也。（本文作者：耳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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