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骆利群在上海一户高知家庭出生。他的父亲骆开廉是一位俄语教育家，早年一直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母亲则在上海洪湖中学任教。
那时候，做父母的还没有现在这么急功近利，也没有什么兴趣班之类。不过受父母影响，骆利群小时候就很喜欢读书。
那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都是被批斗的对象，他的父母也经常要到工厂或者农村去学工、学农。哪怕他们工作的时候，工宣队也会派人监督他们干活。
在那样的环境里，骆利群并不觉得自己的父母作为知识分子，与工人和农民有什么区别，他反倒觉得公交车司机十分威风。认为公交车司机能操控整台车，而车上的人也都得跟着他跑，这实在是十分得意的事情。所以他那时候的梦想非常朴素，就是做一名公交车司机。
为了实现梦想，骆利群还特意买了一份上海地图，每天都对着地图仔细研究路线，并幻想着自己走哪些线路等。没过多久，骆利群竟然把地图给背下来了，谁要是向他问路，他总能准确地告诉别人坐几路车，坐几站路等，且从来没有错过，因此他得了个“活地图”的外号。
那时候，虽然没有大学一说了，但是小学初中还是有，不过由于教室有一部分拿出来用作其他用处，所以剩下的教室不多，只能两个班轮着用。也就是说，骆利群在读小学的时候，只上半天课，剩下半天就得把教室腾给另一个班上。
1978年，国家恢复了高考，那时候骆利群还在读小学五年级。当时数学家陈景润在数学上有着很高的地位，受他的影响，不少学校都在搞“数学竞赛”，并号召学生们一定要向陈景润学习。
受陈景润影响，骆利群对数学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当时，他的父母看他对数学很着迷，所以特意给他买了一套数学自学丛书。那套书中不仅包括了初中的数学知识，而且还囊括了一些高中的数学。因此，这套书成了骆利群最喜欢的一套书。他那时就通过自学，掌握了初中和高中的数学。
在骆利群读初三的时候，父母因工作调动，准备把家搬到离学校很远的地方去。不过学校却舍不得骆利群这个尖子生，所以就和他协商，表示只要他不转学，学校就免试让他直接升高中。
由于不用考试，骆利群便成天邀约同学到操场上去踢球。老师看这样下去不行，干脆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就是让他去试着考一考科大少年班。老师还安慰他说，考不上也没有关系，反正你已经免试升高中了。
在老师的安排下，就在高考前两个月，骆利群被升级到了高二（那时候高中没有高三），与已经在进行第二轮复习的高中生们一起复习。
结果那年高考，骆利群考得很好，被中科大少年班录取了。
就这样，没有读过高中的骆利群，开始了他在中科大少年班的学习生涯。
在少年班读书有个好处，就是前3年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课程，随便换班。直到后2年，才会根据学生的情况分到各个系里去。
本来，骆利群对物理学有着很深的兴趣，但他的母亲考虑将来骆利群毕业后会进研究所，而物理研究所都在北京，生物研究所则在上海，她当然希望儿子工作后能离家近一点。所以在她的劝说下，骆利群试着上了一段时间的生物课。结果一段时间下来，他发现生物学是一个充满未知的自然学科，更让他有探索的欲望，所以他最后进了生物系。
1985年，骆利群由于在少年班表现出色，再次被中科院生化所免试录取为研究生。次年，骆利群还获得了郭沫若奖学金。但骆利群却并不满足，他认为国内在生物学上由于起步晚，因此教授的内容也颇有肤浅。而他想要学习真正的生物学，就得到国外的高等学府去聆听生物学教授们的教导。
正好，当时国家正处于改革开放时期，像李政道等美籍华人科学家，纷纷回到国内，也想替国家强大出一份力。因此在这些人牵头下，国家创办了CUSBEA（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以帮助中国的高层次人前往美国留学。
骆利群凭着优异的成绩顺利地取得了公派留学的资格，随后他被美国布兰迪大学录取了。
在布兰迪大学，骆利群选择了神经科学果蝇遗传学研究。让他高兴的是那所大学尽管比不上哈佛、耶鲁，但却有着求精不求多的办校宗旨。比如班上的人都很少，像骆利群的班上，一共就只有5个学生。由于人少，教授给予的指导和关怀也更细微一些，这给骆利群的学习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1992年，骆利群获得了博士学位后，不满足的他，又到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去从事博士后研究，并且还申请到了3年的Jane Coffin Childs博士后研究基金。
那段时光，对求知欲旺盛的骆利群来说，简直不要太快乐。相比于布兰迪大学的实验研究室，那里的实验室不光空间大得多，且硬件设施更完善，他常常在做完实验后，向窗外望上一会远处波光粼粼的太平洋，他觉得这风景实在是令人心旷神怡。
此外，带他的两位教授也在生物学界很有名气，由于教授对他的研究很少干预，这反而让他在做研究的时候有了更多空间，因此他先后做了果蝇遗传学和小鼠遗传学，并根据实验结果发表了颇有影响的论文。
1996年，原本学成应该归国的骆利群，接受了斯坦福大学的邀请，在那里做了一名助理教授。他在学校里一边任教一边继续做生物学研究，并在脑神经系统方面做出了贡献，随着他在生物学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他的职称也晋升得很高，不久就升为了讲席教授。
2002年，骆利群在神经发育、神经网络构建等方面的成就让他获得了神经科学会青年科学家奖。
2012年，骆利群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尽管骆利群在生物学上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也有网友提出了质疑，认为国家花那么大代价培养了他，他却在学成之后不回来了，这就是忘恩负义的表现。
面对质疑 ，骆利群表示随着国家越来越强大，回国效力的科学家也越来越多。同时他也感慨说，他在斯坦福大学已经工作了十几年，在工作期间，哈佛、耶鲁大学等都曾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但都遭到了他回绝。他说他已经习惯了风景宜人的旧金山，再说他身边有一群优秀的博士后、同事、学生，大家配合得十分默契，他目前很适应那种生活。
显然，骆利群并没有回国的想法。
但好在他从2003年起，便利用假期到国内高校讲课，尽管非常辛苦，但他乐此不疲，一直坚持了下来。
所以，尽管骆利群早早加入了美国国籍，但是他在帮助国家培养人才上，也还是做出了一些贡献，难道这不算是爱国的行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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