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代表乔装进苏联，秋白，立三双辩斯大林，一匹黑马出“六大”

1927年是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一年，先有蒋介石于4月12日发动针对共产党人的“四一二”事变，后有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的“分共”。

两起重大事件，宣布了国共合作的全面破裂，原本形势一片大好的“打倒军阀除列强”的国民革命运动突然遭到失败，代之而起的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全面围剿。

在突然的极端被动情况下，共产党人应该如何应对？

事起仓促，汪精卫“分共”一个月后的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的八七会议，由于这是一次临时应变的会议，因此只召开了一天，参加者也只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毛泽东等21人，一些重要领导人如周恩来等由于组织八一南昌起义，并没有能到场参加。之所以把这次会议叫“八七”，除了因为是8月7日召开，还有着八一起义的谐音，会议的基调，就是武装反抗国民党。针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屠杀，这次会议确定了共产党开展武装暴动，进行土地革命的斗争方针，其中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在这次会议提出的。

八七会议给突然遭到屠杀，手足无措的共产党人确立了目标，使得共产党人有了行动的方向和应对策略。可是，弱小的共产党要以激烈的武装斗争和国民党硬拼，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全国各地举行了一百多次暴动，包括光辉的八一南昌起义，长沙起义和广州起义，另外还有无数次工人的罢工，都以失败告终。

暴动失败产生的结果，就是共产党组织遭受到极大损失，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间，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多达31万余人，其中共产党人有约2.6万余人，这对弱小的共产党来说，是无法承受的损失。

这样的现状，使得党内对八七会议的认识产生了分歧，但是他们又共同认识到，有必要在1928年3月份召开一次正式的党代表大会，即中共“六大”，为的是解决分歧，确立对中国革命前途的认识，并确立发展的战略方向。

区别于八七会议的仓促，这次党的代表大会，将是一次正式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也必然是一个庞大群体的会议，可是放眼全国，竟然没有一处可以供共产党人开会的安静之处。

怎么办？

中央临时政治局主席瞿秋白建议在澳门召开，还有人提出到香港召开，共产国际的代表米特凯维奇通过居中沟通斡旋，使得共产国际同意了中共六大在苏联召开。

一、代表们如何进入苏联？

共产国际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召开，其实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一年在苏联召开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多个会议，如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等等，由于这几个会议中共也会派代表参加，便利起见，将中共六大放在苏联也就顺理成章。

确定了开会地点后，代表们从全国各地向苏联进发。可是，全国各地共有代表142名，这一百多名代表要从白色恐怖中的中国进入红色苏联，就要经过一段异常凶险的旅程。

代表们进入苏联的秘密路线有两条：

1. 第一路从上海乘苏联商船先到海参崴，再到莫斯科；

2. 第二路从上海乘船到大连，在大连乘火车到哈尔滨，之后从满洲里的交通站出境，然后乘坐火车到莫斯科。

大部分代表都是通过第二路进入苏联。出发前，代表们要进行乔装打扮。

每个代表都要领取一根折断的火柴棍，这是接头的凭证，一路上被要求尽量少说话。到了满洲里车站，代表们要在车站附近找到俄国人赶的67号，69号马车，和车主见面后不问价钱，也不问去向，交出火柴棍之后上车就走。马车到了一个未知之地，代表们换乘火车，再走7天，就到了莫斯科。

考虑到单身的男代表由于是外地口音，容易遭到怀疑，因此到了哈尔滨后，由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带着女儿打掩护，对外就说是一家人。杨之华要6岁的女儿称呼男代表为爸爸，时间一久，6岁的女儿见出现那么多爸爸，知道有假，再也不肯叫了，这也算是一件事后的趣事。

虽然部署如此周密，可是一路上充满变数，依然危险重重，其中，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路上就遇到了危险。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从上海坐日本船去大连。周恩来打扮成一个古董商，他穿长衫，留长须。船过青岛时，周恩来夫妇买了一堆报纸，这引起了船上日本人的注意。日本警察将他们带到警察厅盘问半天，结果一无所获。结果虽然是有惊无险，可是在进警察厅前，周恩来销毁了在苏联接头的证据，还差点进不去苏联。

二、瞿秋白，李立三和斯大林的辩论

六大的地点，在莫斯科郊区一个叫五一村的地方，这是一个距离各交通线都很远的偏僻乡村，之所以选这样的地方，为的是严格保密。这里有一个沙俄贵族的庄园，庄园里有个主楼，是模仿法国拿破仑帝国时期的建筑，以白色基调为主，因此又被称为“银色别墅”，共有三层。此时的“银色别墅”非常简陋，没有任何娱乐设施，由于第二层是个很大的客厅，中共“六大”就在这个客厅里召开，会议时间是6月18日至7月11日。

在会议召开前的6月9日，斯大林接见了中共临时中央的重要领导人，如瞿秋白、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等。斯大林要求在场各位对中国的革命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瞿秋白是临时中央主席，自然由他先汇报，他向斯大林谈了中国革命的情况，然后他对中国革命现阶段做了一个总结，他认为中国革命仍然处于“高潮”。这样的论断说明瞿秋白对八七会议后各地暴动的失败并没有清醒的认识。按照瞿秋白的定义，既然是“高潮”，全国各地的暴动和罢工就还要继续。

政治和军事经验丰富的斯大林立刻指出了瞿秋白的错误，他说各大城市都还在敌人手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还非常强大，怎么能说中国革命是处于“高潮”呢？中国革命应该还处于“低潮”。

在旁的李立三立刻反驳，他性格刚烈，对在世界共产党人心中神圣不可侵犯的斯大林也毫不客气，他说中国各地的工农武装暴动此起彼伏，革命斗争的烈火在全国各地熊熊燃烧，这样火热的形势怎么可能是“低潮”？应该就是“高潮”。

斯大林对李立三的反驳并不生气，他耐心解释，说现在的现象只是革命的准备时期，革命虽然有了高潮的信号，但只是证明将来有“高潮”，而不是现在达到了“高潮”。说着，斯大林又拿了一支铅笔和一张纸，他在纸上画了几条波浪，在最低处画了几朵浪花，说在革命“低潮”中也常会泛起浪花。

斯大林紧接着就告诉大家，中国的同志们下一步工作，应该是先增强党员的政治觉悟，做好农民和群众的工作，开展土地革命，创建红军等等。

斯大林的一番谈话，对参加六大的代表们来说，起到了奠定工作方向的作用，尤其他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明确告诉在场的革命者们，目前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还是反帝反封建，要实行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

三、“六大”涌现出的黑马

总的来说，六大是开得比较成功的，它解决了中国革命遇到的若干问题，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重要的是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但是，六大还存在非常明显的不足，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来莫斯科参加六大的代表不是各地选举出来的，大多数都是中共中央指定的，而很多具有一线斗争经验，非常接地气的同志，如毛泽东，任弼时，陈潭秋，李富春，恽代英等人都没有到会，这就使得很多具体问题并不能得到解决，甚至还产生了偏差。

这样的情况有其客观原因，其中一点就是当时的环境太恶劣，而且时间仓促，不可能按部就班地进行集中选举。

对这样的结果，周恩来也认为是个遗憾，他后来回忆：

太重视工人成分，工人代表要占多数，这是可以的。但是，大革命中工人干部牺牲很多，有些做实际工作的领导同志又调不出来，……，七十五个代表中，工人有四十一人，经过大革命锻炼的人不多，……,由于太强调工人成分，很多较好的知识分子干部参加中央工作就受到了限制。

这些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领导们没有到场的结果，就是让共产国际不能完全深入地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再加之共产国际内部的斗争，使得六大存在着一些缺憾。

当时，共产国际成立了一个指导中共六大的委员会，成员就是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和共产国际中国部长米夫。这个时期，苏联的党内斗争非常激烈，斯大林，布哈林等人为了防止反对派利用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大做文章，极力推卸责任，把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完全诿过于中国共产党。

布哈林在大会上作报告时点名骂了张国焘和瞿秋白，说他们都是大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不能代表无产阶级，因此要让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

于是，在布哈林这样的基调之下，一匹黑马冲出六大。

按照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意向，党的最高领导人人选是史文彬或苏兆征二人中的一个，在代表们的心中，史文彬和苏兆征各有优势。

史文彬资历很深，品质很好，本人正直无私。苏兆征非常有才干，他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在南方的海员中有很高的威信。史、苏二人又同为工人出身，符合共产国际的要求，在两人之间选择的结果，大家倾向于由史文彬担任总书记，这个建议获得了米夫的认可。

史文彬是山东人，长辛店铁路工人出身，1921年入的党，是最早的工人出身党员之一，此时他并没有来苏联参加六大，因此大家选举他任总书记，确实也算实至名归。

但是，史文彬虽然受到众人拥戴，最终却并没有当上总书记，究其原因，主要是瞿秋白和李立三反对。据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央委员，参加了六大的罗章龙回忆：

当时瞿秋白、李立三等认为史文彬为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人，史为人正直无私，如史领导中央，对他们不利，乃连夜纠集一部分旧中央人员往见米夫。史为人傲，不如向忠发驯顺听话，瞿李请求以向代史，此种说法深中米夫私衷。

瞿秋白和李立三的提醒，让米夫如醍醐灌顶：史文彬和苏兆征两人都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系统的人，有独立思想，对问题有自己的主张，不便于共产国际的控制，相比较而言，向忠发要听话得多。

罗章龙的回忆，明确指出了深孚众望的史文彬没有当选的原因，同时也点出了那匹黑马——向忠发横空而出的原因。

最终，共产国际任命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也即后来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罗章龙还具体回忆了共产国际任命向忠发为总书记后，中国代表们的态度：

米夫推向为书记，全体愕然。经过米夫说明这是斯大林的意思，大家只好勉强同意。米夫等人见状，带头鼓掌，鼓掌者寥寥无几。

向忠发出身钢铁工人，于1922年入党，后担任湖北总工会委员长，汪精卫“分共”后到了莫斯科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向忠发本人没有太多的思想，所有的一切都听米夫的，后在米夫的提携下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中国部主任，在六大时也并没有显山露水，只是负责会议的行政事务，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想到六大后他会成为党的总书记。

其实，当时的所有人，包括共产国际的代表都清楚，以向忠发的资历，能力和威望，是根本无法胜任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角色的。

事实上，正因为向忠发无法胜任最高领导人的角色，实际权力都掌握在李立三手中。从某种程度上说，李立三成了六大的最大获益者，为他后来推行过左的“立三路线”奠定了基础。

四、事件评论

六大有不尽人意之处，它受到了共产国际太多的掌控，而共产国际远离中国，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并非完全清楚，加之很多代表的认识能力和素质不足以成为代表，于是，六大产生了两个负面问题：

1、唯成分论，提高了工人成分的比例，提高工人成分的比例并不说明工人代表的能力和素质高，而是为了成分而成分，结果选出的总书记向忠发，生活腐化，最终叛变，被评为操守还不如某行业的工作者；

2、六大虽然正确认识到了中国革命现阶段处于低潮，但是却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大城市进行武装暴动，由此，又产生了过左的“立三路线”。由于向忠发能力太差，实际工作由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立三主持，随着各派军阀陷入混战，李立三又认为革命高潮到来，于是在1930年6月，他起草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又开始了左倾冒进，要求在全国中心城市举行暴动，要红军攻打大城市，使得党组织，红军和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

但是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非常弱小，不能不接受共产国际的帮助。实际上，共产国际也的确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很多指导，六大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也是巨大的，它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总路线，对指导后来的中国革命起了积极作用。

毛泽东得到六大的决议时，他正在井冈山，他对六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六次大会的决议案非常正确，我们欢跃地接受。……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恢复和发展非常迅速。六大前党员总人数是1万人，第三年的1930年党员人数就达12万人，就在这两年之间，新开创的根据地就达十几个。

更加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在六大精神的推动下，一年半以后的1929年12月28至29日，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出台了，这个决议确定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从某种意义上说，《古田会议》才真正奠定了人民军队的基础，而《古田会议》来自六大精神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