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6年到1937年(左右),不过短短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就完成了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并凭借着其广袤的国土纵深和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成功抵御了当时横扫欧洲的纳粹德国,最后将其彻底击败。
当今天的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可能会认为苏联人民用二十年的时间创造了一个“奇迹”。
要知道,在国内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还未被推翻前的俄国,一直都是帝国主义“最薄弱的一环”。可是发展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天上不会掉馅饼,财富也不可能凭空产生。
我们都知道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都靠着掠夺殖民地的财富、压榨殖民地的人民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那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财富又是从何而来的?
这与今天我们要谈的乌克兰大饥荒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这里是猫爷的渔场,本期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乌克兰大饥荒”,和它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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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对于中国人民来说,绝不是一个陌生的词。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每个朝代都在发生着饥荒,且十分频繁,但大多数百姓对于这种天灾都毫无抵抗能力,只能靠着官府的救济粮勉强保命。
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仿佛已经忘记了,我们能过上“吃饱饭”的日子,也不过就几十年的时间。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苏联在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后不久,就展开了农业集体化运动。但到了1931年,苏联农业出现了粮食减产,农村劳动生产率大幅下降。
1932年初,在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开始出现饥荒,不久,在乌克兰的四十四个区也出现了饥荒。
这年夏天,饥荒一度停止,但到了秋天又再度发生,一直持续到1933年底。饥荒发生在苏联重要的产粮区:乌克兰共和国、伏尔加河中下游、北高加索、中央黑土区、乌拉尔、西伯利亚一部分,还有哈萨克斯坦(当时属于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区)。
饥荒大约覆盖五千万人口,受灾者则主要是农业人口。关于1932—1933年饥荒饿死者人数,至今都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
在乌克兰的教科书、广播、电视等诸多媒体上,乌克兰人在饥荒中的死亡人数被说成700万、1000万、甚至1500万。
乌克兰总统维克多·尤先科在公开讲话中甚至宣布,饥荒时期乌克兰失去了四分之一的居民。但随着随着有关饥荒的档案材料的公布,学界对饥荒中死亡人数的估算也越来越谨慎。
目前,关于饥荒死亡人数的一般说法在三百到八百万之间,其中乌克兰的死亡人数约占三分之一。不过,关于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并非我们今天的重点,“追本溯源”才是更重要的。
要想探明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惨烈的“饥荒”,就需要从苏联政府的“三农政策”上找原因。
我们在中学的历史课本中就对苏联工业化的基本特征有过总结:
一是高速度,二是片面重视重工业的优先发展
。
当时,为了保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并实现工业化的高速度推进,苏联对“三农”采取了强行剥夺的办法,导致“三农”的利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正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所指出的那样,苏联“
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苏联的办法是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
”。
苏联对“三农”的剥夺,集中表现为对农民实行了“贡税”政策。
在1928年开始酝酿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时,斯大林就强调指出,苏联“
只有一个办法:靠内部积累来发展重工业,使国家工业化
”(资本主义世界在名义上对苏联是“封锁”)。
苏联正是通过这种农工产品价格上的“剪刀差”来实现工业化的资金积累的。
为了顺利地积累到工业化的资金,1929年11月,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试图通过这一大规模的运动把农民全部编制起来。
因此,这种集体化运动并“不是指一般的吸引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集体化过程,而是整村、整乡、整区、整州甚至整个共和国在短短几个月(甚至几天)的时间里基本上完成了将千百万个体农民经济改变为集体经济的过程”。
而在这样的集体化运动中,农民被剥夺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还包括了他们的政治权利,甚至是生存权利。
当时喊出的口号是:“
谁不参加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的敌人
”。在这一思想认识指导下,有的地方明确规定,凡拒绝加入农庄者,没收其土地,剥夺其选举权。
当时有些地方被清算、被剥夺选举权的人数竟多达15%——20%。特别是在“消灭富农”运动中,被“消灭”者普遍地被剥夺了选举权。
更有甚者,农民因不屈从而遭流放及逮捕的不计其数,直接由于集体化结果而死去的农民至少有一千万。
斯大林及联共(布)中央除了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并使“贡税”政策永久化之外,他们还倡导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政治部”,专门负责监督集体农庄的生产和收成。
每年当庄稼成熟在望的时候,政治部便提前派人到集体农庄去驻庄,一旦粮食收成了,监管员便收走粮食上交国家,这一举措同样是剥夺农民的厉害招数。
“贡税”政策、全盘集体化运动以及建立“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政治部”等做法,都沉重地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给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加之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大大减少(农业投资所占的比重:“一五”时期为15.5%,“二五”时期为11.8%,“三五”时期为10.7%),致使农业滞后发展问题十分严重。
在工业建设规模一年翻一番、两年翻两番的大跃进的情况下,农业的增长却非常缓慢。
而在粮食生产方面则不仅没有增长,相反还发生了“下降”。
“1913年沙皇俄国的粮食产量为8600万吨,而1953年只有7870万吨,比1913年下降了8.5%……如果按人口平均计算,其差距则更大:1913年人均粮食产量为540公斤,1953年仅为433公斤,下降了近20%”。
在广大的农村中,由于长期的剥夺,致使农庄、农场经济困难,农民收入微博,整个农业都发生了严重萎缩。
当农民无法继续依靠当地的农田生存下去后,就会主动离开家乡前往其他地区,寻求出路。
而在当时,这些饥肠辘辘的难民和一些波兰“干涉者”一同被鼓动了起来反抗苏维埃政权,政府对于这种行为必然是不能容忍的。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全苏农业人民委员会将这种人口流动视为被社会革命党人和波兰干涉者鼓动起来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命令各地对此采取行政手段和镇压手段,其中包括在交通运输方面采取措施制止农民的大规模外流。
俄罗斯安全部门已经公布的一份1933年1月的中央文件中,就提到:要求北高加索边疆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布)、乌克兰农业人民委员会、莫斯科州、中央黑土区、西部州等不放过大规模外流的农民,在铁路运输方面要采取措施,阻止农民私自外流。
而这种严格限制农民迁徙的措施,毫无疑问对当时的饥荒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
除了当时政府糟糕的“政策”外(与时代背景有关),我们仍必须承认的是,饥荒的发生确实也与“天灾”有关。
从历史上看,十月革命前的沙皇俄国对于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一直处于农业国地位。
农业生产率低下,“靠天吃饭”基本上是俄国农业的常态。根据目前俄罗斯学者的统计,沙皇时代,每隔十年左右,在俄罗斯农村就要出现一次饥荒。
而苏联由于地域广大,各地发生旱灾的程度也不一样。
2003年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彼得·西蒙宁科就曾在国会发言称,1932—1933年乌克兰饥荒的首要原因是干旱。
还有学者用数字证实,1932—1933年,在乌克兰旱灾导致的粮食歉收比1931年严重得多,1932年乌克兰谷物收获量仅比1930年的35.8%强一些。
也就是说,1932年—1933年乌克兰发生饥荒,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天灾。因此,“真相”是苏联当时制定的对农民“过分掠夺”的政策和粮食的歉收,共同造成了“大饥荒”的发生。
可是,时至今日,依旧有一些乌克兰或西方学者,认为“大饥荒”是斯大林的“有意为之”。
有的学者甚至提出:“
克里姆林宫的可怕罪恶要执行是需要有指令的,这些指令就保存在档案中。但斯大林不可能给任何人留下证据,来证明他为什么采取饥荒恐怖
。”
显然,这仅仅是一个判断。对于这种判断的可信度,我们只能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存在那种可以肯定把乌克兰人作为一个种族,用饥荒来消灭乌克兰人的预谋和计划的文件,因此,作出这种推断(指种族灭绝乌克兰人)的过程,包含了推测、假说和暗示。”
因此,要为斯大林定下“种族灭绝”的罪名,就目前来看,是没有任何能够“实锤”的证据的。
因为就连“粗暴对待农民的手段”,都是被斯大林亲自批评过的。是斯大林的反对派托洛茨基分子,是他们散布谣言,编造了种种骇人听闻的胡说。
说集体农庄中的一切都是公共的,连妻子也要凭证或凭卡临时享用;集体农庄庄员睡觉要合盖一条被子;连家禽和小牲口也实行集体化等等。
这一切使人反感,使人不愿意加入集体农庄,而这正是反对派分子想要达到的目的”。
正因为托洛茨基分子在行动中采取的一些过火行为,制造不信任情绪,导致了集体化运动中的混乱。
而在饥荒发生后,斯大林和苏联政府非但没有专门组织杀害乌克兰人,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减少饥荒损失。
因此,任何对历史的挖掘,都应当极力避免将历史问题“政治化”,特别是某些拿着笔杆子的人打着“揭秘”“揭露”等旗号歪曲史实,有意对大众进行误导的行为,应该遭到所有人的唾弃。
与此同时,以“乌克兰大饥荒”这样“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历史事件更是无时不刻的提醒着我们,“
时代的一粒尘土,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
”。
当我们不再总用“发展必须经历的阵痛”来掩盖曾经犯下的错误的时候,人民才算真正听到了“福音”。
参考文献:
《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
《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沈志华
《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沈志华
《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罗伯特·康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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