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现气韵生动的八十年代，止庵首部长篇小说《受命》出版

作家止庵的首部长篇小说《受命》最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他构思长达三十年的心力之作，也是他的转型之作。

从事创作至今，止庵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现代文学研究者、书评人和随笔作家。关于读书和创作，止庵有太多精辟的分析和独到的识见。《受命》是他砥砺三十年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部致敬《史记·伍子胥列传》和《哈姆莱特》的作品，它关乎记忆和爱情，这也是一个追忆八十年代的作品，丰盛平淡如同含有七彩的白光。

一个“日暮途穷”的复仇计划

《受命》的故事并不复杂，但却一开篇就将读者带入一个紧张的悬念之中。主人公冰锋单调乏味的生活，因为母亲对于一段封存往事中仇人的指认，从此改变。他怀揣着一个疑团，在身边年轻人纷纷奔向新生活时，断然选择逆流而上，执着于追究和探寻他想要的某种真相。一次诗歌朗诵会上，他与女主人公不期而遇。因为共同的爱好，两个年轻人开始了逛书店、走胡同、谈文学的交往。但伴随着交往的不断深入，冰锋发现他居然成了一个秘密的携带者和豢养人，他的生活看似平静，实则临渊而立。

《受命》是一部致敬《史记·伍子胥列传》和《哈姆莱特》的作品，它关乎记忆和爱情。记忆来自过往，还没有退场；爱情指向新生，却无法生长。在这两个完全相反的作用力中间，站着的，是一个“日暮途穷”的复仇计划。《受命》也是一部植有倒计时装置的小说，男女主人公狭路相逢，一个怀揣着秘密，照看不断追赶上来的记忆；一个痴想着将来，一往情深灌溉着爱情。爱，总要得逞，命运也是。人生都是倒计时的旅程，悔与憾在所难免，意外与紧张尽在情理之中。

一个气韵生动的八十年代

在《受命》中，与紧张的情节形成张力的，是相对舒缓的日常生活本身。止庵在小说中针脚细密地还原了那个至今还常被人们追念的八十年代。依循小说中人物的脚步，乘坐107路、44路电车，读者可以穿行一个1986年前后的北京城：西长安街新华门对面的花墙还在，方庄的住宅区刚刚动工，三元桥新建成不久，北京音乐厅还是个大基坑；都乐书屋新开业，《读书》《读者》杂志深受年轻人的追捧；胡同口有打双人床的木匠，也有推着平板车卖棉套的小贩，冬储大白菜堆得像个小山，郑州三号西瓜“保甜，保密”。组合家具、泡泡纱床罩、世界名画挂历、蝴蝶牌缝纫机、凤凰牌自行车……可以说，这部小说复原了一张北京的旧地图，更唤醒了八十年代跳动的心脏。

在小说中，八十年代还是一个尚未被命名的原初状态，它平淡往复地展开在主人公每一天的生活中。日与夜交替、平板车与电车并驶、蜂窝煤与大白菜共出入；传呼电话需要人喊，毛玻璃完全手工自制，出租车是新生交通工具，需要预约。物质生活的匮乏，显而易见。但就在这同时，意大利电影回顾展上有安东尼奥尼的电影，青艺剧场正上演布莱希特的话剧；墨西哥电影周、法国近代艺术展、十九世纪德国绘画展让人眼花缭乱；诗歌成为年轻人见面的必谈话题，不读书的人将被鄙弃；王府井新华书店、沙滩北大街的都乐书屋和后门桥头的燕京书店是当时的打卡胜地，《星星》《诗刊》是网红刊物，诗社是流行社团，大家蜂拥去看劳生柏作品国际巡回展，精神生活的饱满，毋庸置疑。我们今天常常怀恋八十年代，正是因为，它在质地上，完全就是一段年轻的生活。在那里蓬勃的气息，一直向上向远伸展。止庵在小说这些繁密细节中，灌注的正是这段生活本身散发的气韵。

止庵曾说，“在不超出人物关系与情节的前提下，希望为我生于斯长于斯亦将终老于斯的城市，为已经改变的往昔的生活，记录下一点什么。”基于这样的情感，呈现在《受命》中的北京，是清晰的，也是亲近的，它与人们的脚步更为贴近，还惯纵着人们用慢节奏的生活来是适配它，花上一天的时间，也能丈量它的对角线。徜徉在这样平实又有光泽文字中，有时候简直怀疑，这究竟是要写一段生活，还是在写故事的情节，或者生活本身就已经成为了耐人寻味的情节本身。

它绚烂，也哀伤，丰盛平淡如同含有七彩的白光。小说家鲁敏称《受命》是“平实描摹街景、吃食、时闻、风俗，白菜与煤，其时的电影与诗，服装与旅行，一步也没有慌张。这种从容，尤其好。”

一个潜心生长的崭新小说家

《受命》呈现了一个崭新的小说家止庵。小说是要建构一个世界，并且是要用相对强烈的情感来灌注始末。《受命》的创作透露出止庵其实是个关注、热爱并善于表现普通日常生活的人。这是一部人物关系主要通过生活细节得以充分发展的小说，它使我们想起《红楼梦》，想起谷崎润一郎的《细雪》，想起张爱玲《半生缘》的前半部。可以说，《受命》相当一部分魅力来自于止庵所描写的大量普通生活细节。

鲁迅说：“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是个热爱生活的人，止庵在《受命》中充分佐证了这一点。阅读小说的进程，也是大家重新走近和再认识止庵的过程。

作家止庵

止庵在《受命》中集中展示了他的结构和节奏能力，《受命》是一个结构精巧、悬念迭生的小说，书中很多看似不起眼的细节，都是需要复盘时才能琢磨出它的作用和意味来，比如一个花盆、一把钥匙、一只猫。这是一部只看一遍肯定会有遗漏的作品，它经得住读者返场细读，也是一个邀约读者共同参与的作品。小说是靠人物来立身的，止庵在《受命》中成功塑造了几个形象：冰锋的犹疑延宕，叶生的娇憨自信，芸芸的务实能干，都让人过目难让。

《受命》最难得的是，止庵对于笔记式写作的实践，恢复了读者对现实主义小说丢失的信任感。为了真实还原1986年的北京街巷风物以及当时的社会氛围，止庵曾专门去图书馆逐日查阅了那几年的地方报纸，又找了些参考材料，如当年出的《北京街巷交通图》《北京城区街道图》《北京市街巷名称录》《实用北京街巷地图集》等，整整做了两年的资料查找功课。所以也可以说，这部小说展现的是一种拙朴之中的精致之美，这在当下尤其珍贵。

我们的今天，都已包含在那里

小说《受命》虽然写的是三十年前的生活，但读起来却感觉时时在与当下的生活实现着某种沟通和连接。小说中，提到城市扩建，北京的三元桥已经在建设中，旋转餐厅成为街景；提到医疗改革，医院里开设专家号；提到年轻人辞职去南方，打工人，学英语上夜校；提到技术职称、考研究生、出国留学；小说结尾在一个上市公司的岁末晚宴上，并提及2020年那个特殊的春节。

这些都让人恍惚，书中人物的阅读书目和探讨的论题，与我们今天各微信公众号的话题并无二致，艺术家展览也大同小异，那时间究竟是如何在历史中推进的？当时的人们，和今天的我们，都懵然不知。

年轻人与父辈的关系，当年成为主人公的阴影，而现在，我们也集体出走在逃离故土的路上。城市化的进程，早在三十年前就已开展，我们今天的生活，早已包含在小说中。时间永是向前，紧张和舒缓，中和后成为小说中平实的生活，爱与记忆都要让路给滚滚向前的时代。小说中屡屡提及的深圳，正是我们当下走过的方向，关于人的上升和跌落，也自此有了分野。我们捧读小说获得的熟悉和亲切，不过是因为，这个开始了的新的生活，还正在继续着。

尤瑟纳尔说：“有一些书，在年过四十之前，不要贸然去写。四十岁之前，你可能对一个人一个人地、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将千差万别的人分隔开来的广阔的自然疆界之存在认识不足，或者相反，有可能过于看重简单的行政划分、海关或军事哨所。”难怪，止庵怀揣一部长篇小说三十年，才与读者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