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之“新”，在春秋战国时代来看，既是其一方面迎合了诸侯国君们期图以礼制来约束日益膨胀的卿大夫和地方权力，另一方面又是在乱世中能够苟且生存的重要法则，因为儒家大抵还是以“尊尊亲亲”为原则的，就是要绝对服从于周天子。正如“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话用在孔子的思想上依然得理。孔子的思想在春秋战国的上层建筑中很有市场，但在纷乱的时代里这种思想又会随着时代的演变而发生裂变，当人们所想要改变的事情不断囤积，超出了人们的控制能力时，新的思想便会出现在新的领域里。
墨家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更替中出现，而且很快便在诸侯列国中发生巨大影响力。孔子所生活的时代大约是在春秋末期，礼乐制度随着周天子对诸侯列国控制力的削弱而逐渐瓦解，当年孔子所倡导的“贵族”本义，在这个时期被逐渐瓦解，原有的贵族世袭制度和等级之分出现崩塌，新晋的卿大夫和士子们陆续进入朝堂和战场，成为诸侯列国们赖以仰仗的重要智谋团。而孔子打破官方教育的垄断制度，推崇社会大众教育的模式，恰好正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导火索，很多有才有能之人，即通过对先贤文化的深耕和兼容并蓄，逐渐开发出新的观念和理念，墨子正好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
墨子曾说自己“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衣之难”，这即说明墨子的来源并非是什么高层贵族，当然也不是受制于土地的贫下中农。墨子的身份更倾向于春秋战国时代的手工业者，即可能是从事某种技术型工种的人群。传说中墨子本人就是擅长制造各类器具的人物，也便对此猜测有所应证。典籍中有“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说的就是墨子曾经也是拜师于儒家，就是从儒家学问中入门，最后从儒家中剥离出来，形成自己独特的认识。事实上墨子对孔子最大的反对声音，就是来自儒学中所推崇的“繁文缛节”。
墨子极端的认为儒家的 “繁文缛节”非常不利于社会的发展，甚至身先士卒的“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大多不像儒家那样注重礼仪，生活当中更为随性和自由，行走于江湖，“以裘褐为衣，以跋骄为服”，倡导诸侯贵族们也要像民众那样穿粗布麻衣，行春秋劳作，才能更深刻的体会民众疾苦，才能更好的管理国家。如果用儒家适用于朝堂，而墨家则适用于江湖，或许更加贴切墨子的理念。在孔子收徒传授学问而后，到孔子的后人也多在传道授惑，但真正能够在诸侯列国中有所成就的人物并不太多，很多儒门的学子有很多都持续的升级孔子学问，比如说儒家的荀子最后就开陈出新，从儒家学说中剥离出法家学派来。
墨子其实是继孔子而后有着更大成就的宗师级人物，跟孔子的儒家想比墨子的宗派思想建立得更早，也更为系统。即便在春秋战国时代，墨子的门徒们便都有着共同的称呼，即为“墨者”，其历代掌门人即为“巨子”，要说孔子的祖师爷身份则是在汉唐时代才真正出现。墨子在春秋战国时代，既不讲究礼仪规则，又推崇流浪江湖，还有着共同的生活准则，形成固定的团队，还说“兼爱”“非攻”，说“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说“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
墨家思想跟孔子所说的“贵族世袭”体系就截然不同，更容易受到普罗大众的拥护，于是墨家思想自出现而后就迅速聚集了大量信徒，甚至在诸侯列国中也形成巨大的思想风暴。很多诸侯国君都愿意邀请墨子到其国内进行宣传，楚国人说“墨子，北方贤圣人。” 《鲁问篇》云:“越王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子墨。”《贵义篇》有云:“墨子自鲁即齐”，墨子的身影可谓遍布当时的诸侯，且皆受到相当的拥戴。墨家巨子甚至有“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 死不旋踵”，这样的墨家当然比孔子的学说更为可怕。
当然墨子作为具有相当宗教前瞻性的人物，在迎合当时的诸侯列国上，还是有着独特的观点，跟大多数诸侯列国所推崇的执政理念相同，墨子也推崇“任用贤才”，更是说“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只有这样国家才能稳定，才可能实现社会富裕和生活稳定。这从另外一个方面又再次驳斥了孔子的“繁文缛节”。
墨子虽师出孔子，但对孔子却没有任何尊敬之意，所谓“孔丘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说“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而儒家的另外一个大家孟子，对墨子评价则非常之高，说墨子“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认为墨子的思想是大利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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