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的江苏红色记忆、傅抱石故居恢复开放、扬州八怪的“石头记”、桐花烂漫属清明｜文艺周刊荐读

　　新华日报·文艺周刊（第1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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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帧帧光影，追寻江苏红色记忆

　　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年代的火红记忆被胶片定格，诞生了诸多载入史册、为观众所难忘的经典电影。战争片中，解放军战士为了新中国浴血奋战；爱情片中，革命者为了胜利舍弃个人情感；谍战片中，地下工作者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在光与影的转化之中，一段段党史故事入脑入心，深深打动着观众的心灵。本期“文艺周刊”从大量红色经典影片中选择了六部，涉及周恩来、雨花英烈、新四军、淮海战役等四种江苏革命精神，带你一起从影片中发掘红色记忆，重温百年党史中的江苏印记。

　　《一号目标》——

　　周恩来的“梅园岁月”

　　出生于江苏淮安的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2018年3月1日，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连用六个“杰出楷模”，深刻阐述周恩来同志崇高精神的丰富内涵。

　　《周恩来》《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周恩来回延安》《一号目标》……在中国电影史上，出现过一批表现周恩来伟大革命精神的经典影片。其中，上映于2014年的《一号目标》是一部情节紧张的谍战片：1946年5月到1947年3月，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免内战，争取民主和平，派出以周恩来同志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在南京梅园新村与国民党、美国代表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谈判。周恩来一个无意间遗失的笔记本，惊动了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身陷危险之中。梅园新村周边，遍布着眼线和暗桩，周恩来不动声色地与各路对手展开了惊心动魄的博弈，最终善施妙计，化险为夷……

　　《一号目标》是艺术作品，在史料的基础上作了一定艺术加工。周恩来研究专家吴小宝研究员告诉记者，在10个月的时间里，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为实现国内和平做出不懈努力。由于国民党坚持独裁分裂的内战政策，谈判最终破裂。“就像电影中所反映的，谈判期间，国民党特务对代表团进行了严密监视。”吴小宝说，国民党特务在中共代表团驻地周围设置了十多个据点，门对门，窗对窗地进行日夜监视，特务们化装成摊贩、鞋匠、三轮车夫，随时对代表团成员进行跟踪盯梢。正如郭沫若所说：“仿佛在空气里面四处都闪耀着狼犬那样的眼睛”。

　　在这种环境下，周恩来毫不畏惧，领导中共代表团从容不迫地和反动派进行斗争，在国统区广泛地领导和开展爱国民主运动，争取朋友，教育人民。中共代表团积极开辟第二条战线，为加速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周恩来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求同存异，在外事工作中气度不凡，鞠躬尽瘁，展现了独特的个人魅力，也给各界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一号目标》中，周恩来邀请马歇尔看京剧《蒋干盗书》，以剧中情节触动了马歇尔，促使他将笔记本还回。而在真实的历史中，1946年夏末，周恩来在吉普车上密会地下党员、“佩剑将军”张克侠，为1948年时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张克侠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埋下了伏笔。吴小宝说，这些电影情节和真实的往事，都反映了周恩来从容不迫、临危不惧、举重若轻的谍战艺术。

　　1946年11月16日，周恩来同志在离开南京之前，在梅园新村17号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告诉新闻界：“我们肯定要回来的，一种是请回来,国民党被打得一败涂地，必定要再次请求谈判；再一种就是我们打回来，后一种可能性要大得多。”仅仅两年零五个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打过了长江，回到了南京，结束了蒋家王朝在南京的反动统治。

　　《大决战之淮海战役》——

　　小车推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

　　沿河的田埂上，解放军战士一路小跑通过，挨个接过路边乡亲们递过来的热腾腾的烙饼；村里组织的运粮队想尽办法把小米、白面运送给前线的将士们；在尖古堆一战中，三营伤亡惨重，当地男女老少齐上阵，在炮火连天中自发地运送伤员……1991年上映的电影《大决战之淮海战役》中，有很多镜头描述了这些动人的场景。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纪念作品，《大决战》系列电影可谓是中国战争电影的巅峰之作。大决战系列中几个著名的长镜头都是出自《大决战之淮海战役》，因为淮海战役是双方实力最为接近的一次战役。

　　1948年，济南战役和辽沈战役相继胜利，标志着解放战争决定性转折点的到来。蒋介石紧急调动三个兵团17万人固守中原。粟裕带领的华东野战军向黄百韬兵团发动攻击，淮海战役正式打响，成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关键战役。

　　艺术来源于生活，影片中人民群众自发地支援共产党、解放军运粮的镜头并非凭空想象，而是真实发生在淮海战役中的史实。陈毅元帅曾动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土改”的运动，解决了人民至关紧要的利益问题，激发人民群众无穷的革命热情。

　　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的馆藏文物中，有一根刻满了城镇乡村名字的小竹竿。该馆副馆长贾萍介绍，这根其貌不扬的小竹竿属于山东莱阳农民唐和恩。当听说村里要组织运粮队支援淮海前线时，他毫不犹豫放下手中的农活，头一个报名参加。“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村民组成的运粮队不惧严寒风雪，不怕敌机空袭，甚至用自己的衣物防止军粮浸水。而唐和恩带着这根一米来长的小竹竿，累了便撑着它休息，过河涉水时用它探路。休息间隙，唐和恩把走过的城镇乡村地名，用小刀刻到竹竿上。“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88个主要城镇的名字密密麻麻地刻在竹竿上，记录着唐和恩与队员们跨越鲁苏皖三省、行程5000余里的支前征程。唐和恩带领的运输队人人立功，被评为“华东支前模范队”；而他自己也被评为特等功臣，被授予“华东支前英雄”称号。而这根小竹竿，见证了广大群众支援人民军队的义无反顾，见证了军民一心的伟大胜利。

　　淮海战役中，像唐和恩这样组织起来支援前线的民工有543万，有168万来自江苏。他们跟随大军，排除万难，为前线送去弹药粮草，将伤病员安全后送。淮海战役中，江苏人民为军队筹集粮食1.37亿斤。

　　《秋之白华》——

　　悲壮浪漫的红色恋情

　　“我俩只是少健康，否则如今正是好时光，像海鸥样的自由，像海天般的空旷，正好准备着我俩的力量，携手上沙场。之华，我梦里也不能离你的印象……”在瞿秋白写给杨之华的信里，常常会提到不要在意一时荣辱、不要计较个人得失，“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2011年，电影《秋之白华》上映，很多人看完电影，才看懂瞿秋白的另一面，看懂他的真性情和与脆弱，看懂他文弱书生气下的铮铮傲骨。

　　影片中的情节大部分是以杨之华的视角展开，场景还原上也下了工夫，很多吴语口音的台词让苏南地区的观众颇为亲切。

　　瞿秋白纪念馆唐茹玉副馆长告诉记者，馆内藏品中有一枚金别针的复制品，真品藏于常州市博物馆。1924年，当杨之华带着三岁的女儿嫁给瞿秋白时，震动了当时传统的封建礼教。瞿秋白以诗人般的浪漫情怀爱恋着妻子，他在金别针上亲手刻下“赠我生命的伴侣”，作为新婚纪念赠给妻子。此外，他还亲手篆刻了一方“秋之白华”的印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

　　唐茹玉表示，纪念馆中馆藏的很多书信、手记都从侧面揭露，瞿秋白是一位沉静、温和的人，同时他的才华难以被那个动乱的时代所掩盖，明明可以成为一位作家、翻译家、画家甚至是医生，但他却选择当一个为大众事业奋斗的人。在一封陈独秀写给胡适的信件中，陈独秀极力推荐瞿秋白的两本短篇集，希望胡适可以帮他出版。那两本书是瞿秋白的莫斯科时所著，记录了他从一名热爱文学的青年是如何转变为坚定的革命者的心路历程，可以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他人生的转折点。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的血腥使共产党员由8万锐减到2万。生死关头，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在汉口秘密召开，这次会议中，瞿秋白走上了党内领导岗位，那一年，他年仅28岁。年轻、文弱的瞿秋白在革命低潮的风雨飘摇中，以书生之肩承担起历史的重任，把中国革命推向了土地革命的新阶段。

　　馆内复原的瞿秋白书房中，还有一个翻盖式的老旧书桌，真品在鲁迅故居中。唐茹玉说，1931年初，瞿秋白参加并领导了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和鲁迅并肩战斗。这种翻盖式书桌，正是为了能够随时隐藏起自己所写的革命文章。瞿秋白与鲁迅虽然相差20岁，仍结为忘年至交。“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鲁迅曾亲手书写这副对联，郑重地送给瞿秋白。

　　《秋之白华》中聚焦的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的爱情，“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回忆起自己父亲，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在被叛徒出卖后，蒋介石曾想劝降瞿秋白，并试图用亲属打动他：“你为了亲属也要活吧？”瞿秋白说：“我的爱人杨之华绝对不会允许我这样做，如果我这样做了，就是对他们最大的侮辱。”在唐茹玉看来，瞿秋白短暂的一生，如同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中不一样的烟火，隐藏在平静温和的文字背后的，是他鲜红的底色和不屈的力量。

　　《特殊身份的警官》——

　　战斗在敌人心脏的雨花英烈

　　1982年，由潇湘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特殊身份的警官》曾给很多观众留下难忘的印象。影片中，中共地下党员江万和打入国民党江苏警察厅内部，以巡长身份搜集秘密情报，为党做了大量工作。而在历史上，“特殊警官”江万和是有原型的，他就是牺牲在南京的雨花英烈毛福轩。

　　《特殊身份的警官》由出演过《归心似箭》的著名演员赵尔康主演。影片中，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江万和大智大勇，多次设巧计使战友们化险为夷。地下党员汪国池被捕叛变后，供出县委当晚在砖瓦窑开会的情报。伪警察前去抓捕的路上，江万和趁敌人过桥时，将汪国池推入水中，并高喊“汪国池逃跑了，汪国池是假投降！”愚蠢的敌人开枪击毙了水中的汪国池，而不远处正在开会的同志们听到枪声，及时转移撤离。

　　“这个情节，就是根据毛福轩烈士的英勇事迹改编的！”雨花英烈研究会理事胡卓然告诉记者，毛福轩烈士，1897年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毛福轩是毛泽东在故乡开展农民运动的得力帮手，早在1922年冬天，他就受毛泽东同志派遣，到江西安源路矿和毛泽民一起开展工人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毛福轩、钟志申、庞叔侃、李耿侯、毛新梅五人成立了中共韶山特别支部，他担任支部第一任书记。大革命中，五位同志先后壮烈牺牲，被后人誉为“韶山五杰”。

　　1929年，毛福轩被党组织派往上海，化名毛恩灏，打入国民党江苏省金山县警察局。在江苏省委的指示下，他与金山县委设在朱泾镇木货店的秘密交通站取得联系，此后通过这个交通站指导县委的军事工作。

　　“毛福轩智勇双全，很快就被提升为金山县警察局第三分局局长，这为他更好地为党做秘密工作提供了便利。”胡卓然为记者还原了毛福轩的“潜伏”生涯。在敌人警察局内部，毛福轩为党组织搜集情报，为游击队搞枪支弹药，掩护暴露了的同志。1930年冬天，中共金山县委领导人丁瑞章被叛徒出卖，伪警察局准备前去抓捕。毛福轩知道消息后，虽心急如焚却不露声色。他主动要求带着三名巡警去抓丁瑞章。来到丁家门口后，毛福轩故意对着里面大喝：“丁瑞章在家吗？”机警的丁瑞章从门缝里看见全副武装的军警，立即从后门逃脱。毛福轩带人进屋，草草搜查一番了事。

　　1933年初，由于叛徒的出卖，毛福轩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先关押在上海监狱，后押解至南京。在狱中，敌人对毛福轩严刑拷打，逼他说出党的机密，但坚贞不屈的毛福轩始终没有屈服，他对刽子手们怒斥道：“要杀就杀，不必多言！”他在遗书中这样写道：“余为革命奋斗牺牲，对于己身毫无挂虑。”

　　1933年5月18日，毛福轩在南京雨花台被敌人杀害，年仅36岁。毛泽东同志曾称毛福轩为农民革命家，赞叹道：“一个农民出身的同志，学习和工作那样努力，一直到担任党的省委委员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

　　《柳堡的故事》——

　　红色柳堡传唱“九九艳阳天”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坐在河边……”作为八一电影制片厂经典影片《柳堡的故事》的插曲，《九九艳阳天》曾唱遍全国，动人的旋律和影片中副班长和二妹子的爱情故事，成为几代中国人无法磨灭的集体记忆。在影片故事的发生地——江苏省宝应县柳堡镇，新四军与抗日军民鱼水情深的佳话流传至今，一代代“二妹子”赤诚拥军报国，演绎着“新柳堡故事”。

　　1957年，由王苹执导，廖有梁、陶玉玲等人主演的《柳堡的故事》上映。影片讲述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某连副班长李进与柳堡少女二妹子渐渐产生了纯洁的感情，为了革命事业，他们暂时放下儿女情长，投身革命斗争。几年后，副班长和二妹子重逢，有情人终成眷属。影片中，善良、甜美的二妹子形象深入人心。扮演“二妹子”的著名演员陶玉玲如今已年过八旬，但很多电影观众看到她，依然亲切地称她为“二妹子”。

　　“发生在柳堡的这段故事，是有历史原型的。”原宝应县党史办主任张磊回忆，《柳堡的故事》作者胡石言生前曾多次回到柳堡，讲述创作过程。1944年春，新四军1师在宝应附近打了一场著名的车桥战役，狠狠打击了日军气焰。战斗结束后，1师某部在宝应刘坝头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大练兵。官兵们纪律严明、作风严谨，与百姓建立了深厚的鱼水情。不久，该部又奉调南下，前往江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部队转战途中，在某团担任油印刊物《战斗报》主编的胡石言，向某连18岁的副班长徐金成约稿。徐金成向胡石言讲了自己的心事：他在宝应驻扎期间，和房东家的二妹子“好上了”。

　　二妹子给徐金成洗衣服，徐金成教二妹子认字。徐金成发现自己口袋里藏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你好”；不久，他又发现了第二张纸条“你真好”。但就在两人感情升温之际，部队奉命开拔了。可惜的是，1945年9月，徐金成在宜兴丁蜀山战役中牺牲。1950年，胡石言将这个深深打动他的故事写成小说《柳堡的故事》，发表于《南京文艺》。后来又拍成了电影，搬上了银幕。

　　胡石言生前曾托人到宝应寻找长辫子的“二姑娘”，但始终未能找到。张磊说，战争年代，很多柳堡人的身上都有“二妹子”的影子。最像“二妹子”的，是出生于柳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夏美英。在家中，夏美英排行老二，大家平时就喊她“二妹子”。新四军来到柳堡后，夏美英组织妇女识字，和庄上的姐妹们一起站岗、放哨、纳军鞋、护理伤病员。后来，她入了党并参加新四军。在她的带动下，好几个农村姑娘和她一道走上了抗日前线。

　　如今，在河沟交错、物产丰饶的水乡柳堡，《九九艳阳天》的歌曲依然在传唱，一代代的“二妹子”们组成了“柳堡二妹子”民兵连。她们心系军营战士，关爱烈属军属，用爱国之心和拥军之情构建起军民连心的钢铁桥梁，谱写着鱼水情深的动人篇章。

　　《渡江侦察记》——

　　横渡长江，智取江防工事图

　　上映于1954年的经典老电影《渡江侦察记》以渡江战役为背景，展现了人民解放军侦察兵的智勇双全。1949年4月，响应毛主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三野以及四野一部百万大军横渡长江，解放了包括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在内的广大江南地区。影片中，在渡江战役即将打响之前，我军某部侦察部队的李连长带领一个侦察班，秘密渡过长江，与游击队取得联系，混入对岸被国民党部队强迫修建防御工事的老百姓中，搞到了敌军江防工事图，并及时汇报给上级，为部队在渡江作战中取得胜利做出了贡献。

　　在黑白电影年代，《渡江侦察记》以生动的情节征服了万千观众。扮演李连长的著名演员孙道临英俊潇洒，气宇轩昂；饰演敌情报处长的著名演员陈述“坏”得老奸巨猾，阴险狡诈。二人凭借精湛的表演，各自塑造了银幕上经典正派和反派形象。影片中的经典台词——“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更是被传诵已久，成为很多“60后”“70后”的口头禅。

　　“电影中，李连长率部渡过长江，智取敌军江防图。而在真实的历史中，在渡江战役发起之前，战斗在江南各地国统区的地下党员们，冒着生命危险，纷纷将大量情报送到即将渡江的解放军部队中。”在陆军指挥学院王伟教授看来，《渡江侦察记》对应的正是渡江战役发起之前，中共地下党员进行的没有硝烟的秘密战斗。

　　在江苏国家安全教育馆内，珍藏着地下党员沈世猷、丁明俊使用过的皮袄、手表和旗袍，这三件文物，是这对红色夫妻当年在国统区“潜伏”，智取敌军江防情报的见证。

　　1949年初，中共军事情报人员沈世猷奉命打入国民党江防最高总指挥部——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任中校作战参谋，设法获取敌人千里长江防线及其心脏地区宁、沪、杭的备战军事情报。

　　1949年4月中旬，上级要求沈世猷紧急侦获安庆至芜湖之间荻港一带江防兵力配备的情况，为解放军渡江作战首先突破该地段防线做准备。沈世猷寻得替一位主管参谋值班的短暂时间，找到了敌人荻港地段详细的军事地图。该图属绝密级保管，因为敌指挥部仅此一份，敌人随时都可能要调用。当晚，沈世猷冒着生命危险将该图悄悄带回家中，与妻子丁明俊连夜誊抄记录后，次日一早再悄悄将图放回原处，敌人并未察觉。

　　丁明俊也是地下党员，在拿到沈世猷带出的重要情报后，她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国民党军警哨卡盘查，安全地将情报转交给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情报系统负责人卢伯明处，为渡江战役的胜利提供了保障。

　　“由此可见，以《渡江侦察记》为代表的红色电影，情节都来自中国革命斗争史，记录着隐秘战线上革命者们的卓越功勋。”王伟教授说。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于锋 傅秋源

　　【繁花】

　　傅抱石纪念馆恢复面向公众开放首展“往事如昨”

　　在故居现场，走进傅抱石传奇一生

　　历经三年闭馆修缮，迎着灿烂春光，位于南京汉口西路上的傅抱石纪念馆3月起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作为开馆大展，“往事如昨——傅抱石先生故居史料展”于3月16日起与广大观众见面，展览用丰富的史料、生动的场景，向大家讲述这位艺术大师的人生之路。

　　以“印”串联，方寸之中显传奇

　　汉口西路的路边，爬上一座不高的小山头，转过几丛树木掩映，便是清幽的傅抱石故居。这座米黄色两层小楼，就是傅抱石去世前全家居住之所。1985年，值傅抱石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之际，这里被辟为傅抱石纪念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如今，经三年的闭馆修缮，傅抱石纪念馆“重磅升级”，以故居为展览核心场域，围绕馆藏傅抱石作品、未完成的画稿、生前画具、作画材料、藏书以及影像资料、文献资料等，试图让观众走近一位“活”着的傅抱石。

　　穿梭于傅抱石先生当年的会客厅、画室、卧室……听着地板嘎吱嘎吱的轻声回响，眼前的一桌一椅，似乎都在诉说着傅先生在这里生活与创作的点点滴滴。

　　“尽管故居的空间不算大，但这里是一个很有故事和温度的展陈空间。”傅抱石纪念馆馆长黄戈介绍，“我们在这栋故居里设置了八个小空间，每一个主题，都来自傅抱石先生自己刻的一方印章，分别讲述他某一时期的人生经历和典型事件。把这八个房间串联起来，就仿佛走完了他的艺术人生。”

　　抱石斋、勇猛精进、终身不拟作忙人、踪迹大化、待细把江山图画、南石斋、往往醉后、长留天地，在这栋小楼里的八个房间里穿梭，目睹傅抱石先生的那些重要历史时刻——从江西贫寒之家走出，东渡日本留学，历经重庆金刚坡时期后，在江苏走向艺术高峰……在这里，傅抱石生前的桌椅、毛笔、图书等实物，以及大量历史照片、史料图片，连同傅抱石本人以及亲朋好友、师生故人对于这栋故居的深刻记忆，都历历在目。

　　黄戈告诉记者，每一间展厅的展陈，都是有呼应和故事的。比如楼下第一间展厅为“抱石斋”，体现的是傅抱石青少年时期在篆刻绘画方面的成就；而楼上的画室，则以“南石斋”为题，这来自郭沫若的题字：“我国画界南北有二石，北石即齐白石、南石即抱石。”这种内在呼应也体现了这次展览的展陈思路“于方寸之中显传奇”。

　　展厅里，一张傅家人的集体照，立体地呈现在白色墙面上。傅抱石的两个儿子傅小石、傅二石都以“石”为名，四个女儿傅益珊、傅益璇、傅益瑶和傅益玉都以“玉”为名，寄托了傅家对孩子们的美好愿望。

　　生活现场，还原有温度的历史细节

　　“抱石斋”里，傅抱石先生的早年生活印记一一再现：这位出生于江西南昌的贫家子弟，自幼就表现出极高的艺术天赋，因为仰慕屈原“抱石怀沙”之意，又有憧憬石涛、石溪、吴昌石之情，于是自号“抱石斋”主人。

　　在这间展厅里，徐悲鸿为傅抱石在日本个展的题词、傅抱石致郭沫若的书信、日本美术史家金原省吾和傅抱石的书信往来……这些史料图片，都见证了艺术之路上给予傅抱石以真诚帮忙的热心人，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现出傅抱石的“天资卓绝”。

　　“抱石斋”旁边就是傅家的“会客厅”。解放后，傅抱石先后在南京任大学教授、江苏省国画院院长等职。当时，傅家有一种特别的“聚谈之风”，常常高朋满座，直至深夜仍灯火通明。只是，这间会客厅里的谈话内容大多是艺术、哲学与人生，从来不问世间的家长里短。

　　傅抱石生活简朴，画室内也是朴实无华。走进二楼的画室，一座大大的画案，就是他每天的创作之处。墨盘内的墨迹早已积累了尘垢，但依稀可辨傅抱石探笔调墨的印记。画案对面，挂着傅抱石未完成的大幅山水画《西陵峡》，画面苍茫磅礴，这也是他生前最后一张作品。

　　关于傅抱石先生喝酒的故事，也是艺坛上的一段佳话。傅抱石先生不少精品之作都盖了“往往醉后”这方印。而画室门口的一间小屋内，以“往往醉后”为主题，布置了一个历史小场景。一把傅抱石坐过的椅子，一方小茶几，一个烟缸、一瓶酒、一个酒杯，在幽暗的灯光下特别引人注目。仿佛傅抱石先生刚刚才起身离座，而烟缸上香烟袅袅，酒杯上还依稀留有他的温度。

　　1965年，傅抱石与钱松喦、宋文治等人去上海机场接受一项创作任务。9月28日，他准备回南京休息后，回上海继续创作，但第二天便因过度劳累引发脑溢血，在这栋小楼里溘然长逝，享年61岁，这不得不说是中国美术界的巨大损失。

　　紧随时代，“我用我法”终成艺术巨匠

　　很多人知道傅抱石是位画家，实际上，傅抱石同时酷爱研究美术史、画史。他曾说，“我的画笔之大，往往保存着浓厚的史味。”展览中，一批当时傅抱石收藏阅读的史书，静静地卧在橱窗之中，向大家呈现这位艺术大师的思想旨趣。

　　傅抱石始终把艺术创作与时代精神结合在一起。1940年，他发表《从中国美术的精神上来看抗战必胜》《晋顾恺之画云台山记之研究》等，被称作是“学术抗战”。

　　1960年，江苏省国画院正式成立，傅抱石任院长。9月，他率江苏国画工作团旅行写生，创作了一批佳作，奠定了“新金陵画派”这个响亮的名号。展览现场，我们可以从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等文章中，看见他艺术创作背后的深刻思想维度。

　　上世纪50年代后，傅抱石爱用“待细把江山图画”这句诗来题画。1959年，他接受了创作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的任务，这幅高5.5米、宽9米的大画，由傅抱石和关山月合作完成，一轮红日照耀之下，画面上同时出现我国东西南北的不同地貌和春夏秋冬的不同气候，以此表现祖国广阔河山。正是这幅画，让傅抱石的声名达到巅峰，家喻户晓。展览现场，通过傅抱石的两张不同的“草稿”，观众可以感知他“细把江山图画”的苦心探索。

　　出了故居，在隔壁的展览空间，观众还可以参观“我用我法”“换了人间”另外两部分展览，欣赏到《四季山水》《乾坤赤》等馆藏傅抱石精品。展厅里，视频在播放著名山水画家、傅抱石纪念馆原馆长徐善的现场“教学”，观众可以近距离一窥傅抱石的创作手法。

　　黄戈馆长说，徜徉于这个“有历史的大花园”，希望这个“有温情、有温度”的展览，能够拉近参观者与艺术大师的距离，感受到傅抱石艺术的无穷魅力与他人生的波澜壮阔。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顾星欣

　　【艺评】

　　以石入画，扬州八怪画出人生“石头记”

　　扬州八怪名曰“八怪”，但在各种“排行榜”中入选的包括金农、黄慎、郑燮、李鱓、李方膺、汪士慎、高翔、罗聘等15人。他们生活在康乾盛世，以革新的艺术面貌活跃在清代画坛一个世纪，以狂放恣肆甚至“横涂竖抹”的作品抒发心中不平之气，表现清高的人格追求，以鲜明的个性把文人写意画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3月26日起，扬州博物馆联合广州艺术博物院推出《不止于怪——扬州八怪书画精品展》，共展出两馆收藏的168件作品，全面展示“八怪”虽名为怪，实则为新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旨趣。展厅中作品墨迹酣畅，满眼琳琅，其中有几件包含石头的作品，无声地讲述着画家的人生“石头记”。

　　郑燮（号板桥）以画兰竹石著称，题画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人间疾苦声”均是脍炙人口的佳句。此次展出了一幅郑燮的《柱石图》，画面上一柱巨石耸然直立，石势硬挺健朗，傲然不群。虽然此画上没有题诗，但南京博物院所藏《柱石图》题诗曰：

　　谁与荒斋伴寂寥，一枝柱石上云霄。

　　挺然直是陶元亮，五斗何能折我腰？

　　以柱石比喻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同样寄托着他自己不流于俗、洁身自好的人格追求。郑燮一生仕途不顺，做过山东范县知事、潍县县令，当了12年七品芝麻官，那时的官场黑暗，而他却坚持做一心为民的清官，当潍县县令时遇到粮食欠收，他兴建工程招来饥民做工就食，并开仓借贷，救活数千百姓，但赈灾之举却被诬陷为“贪污受贿舞弊”，令他极为愤懑。公元1752年，60岁的郑燮厌倦了宦海浮沉，辞官还乡，后到扬州卖画为生。他一生多画兰石竹，比德与物，他自称“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

　　李鱓是郑板桥的兴化老乡，出身望族，六世祖是嘉靖年间首辅李春芳，康熙五十二年（1713），李鱓28岁时应召入宫廷当画师，被任为南书房行走，成为兴化当地的偶像。当时的画坛推崇“四王”正统派，画风工整雅致，无一笔无来历，虽然达到了山水画的技法巅峰，却堕入了程式化的死胡同。李鱓因不受正统派画风束缚，入宫5年后“乞假归里”，卖画为生，与郑燮、黄慎、陈撰、边寿民等常有交往。对于绘艺，李鱓非常自信，他曾说，八大山人善用笔，石涛善用墨，而他自己善用水，以水调和笔墨，画面就能灵动而有层次。他的画作有霸悍之气，酒神气质，与展厅中其他作品相比，他的《松风水月图》堪称动静结合的佳作，近处两松交错而立，枝叶狂飞舞动，上方虽有流云浮动，却依然明月高悬，画面中下方，山石嶙峋，岿然不动，溪水潺潺，既有稳定画面之妙，更添一番生趣。画上李鱓题诗：

　　风入松林夜态生，横空老干舞秋声。

　　任他狮吼摇龙象，水自无波月自明。

　　作此画时，李鱓已经67岁，他这一生有过兴国安邦的志向，造福一方的努力。在此前的乾隆元年（1736），他出任山东临淄知县，同年又调任滕县知县，史载他“为政清简”，但因为性情清正耿直，“忤大吏”，上任不足三年就被免职。在“两革科名一贬官”之后，他已经可以看淡世事，放下名利，正像这幅作品中，风吹松动反衬了他自在宁静的心境。

　　李方膺的《松石图轴》采用一种危乎高哉且摇摇欲坠的构图，一块巨石上大下小，仿佛锥子一般立于天地之间，岩缝之中参天松树傲然挺立，青绿的松针与赭色的树干显示出松树的勃勃生机。画上题诗：“君不见，岁之寒，何处求芳草；又不见，松之乔，青青复矫矫。天地本无心，万物贵其真。直干壮川岳，秀色无等伦。饱历冰与霜，千年方未已。拥护天阙高且坚，回干春风碧云里。”此诗曾入选小学语文课本。

　　李方膺的画纵横豪放，元气淋漓，就像他的人一样，方正刚强。30多岁时在山东为官，因治水时为民抗命而下狱，乾隆年间被遴选起用，在合肥任县令期间遭到栽赃陷害，两个老仆人代他受过，受牵连坐牢，三年后方才出狱。这幅《松石图轴》正是此时所作，以危石表现危局，以老松暗喻老仆人饱历冰霜，仍然坚守正直品行。

　　扬州八怪中高凤翰自称石痴、石之奴、石道人，展出的《石交墨戏图》上只有五块或立或卧、或厚或透的五块石头，并用隶、篆、行、楷等字体分别为之命名为“卧龙印迹”“石尚文”“小鹤台”“卧虬蜕”“佛手石禅骈拇枝指”。原来，高凤翰雍正十一年（1733）在安庆监修孔庙时，以慧眼发现五块奇石，他将奇石置于阅帆楼下，并作了《石交墨戏图》。此画中五石以焦墨渴笔画成，各呈异态的奇石配上错落有致的题跋显得情致盎然。高凤翰晚年右手残疾，改左手绘画，形成了生涩拙拗的画风，反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纵观中国绘画史，高凤翰可能是石头主题作品传世最多的画家，他称石头为“朴友”，“朴而文，见天真”，在题款画作时写道“石为骨，雪为神，相尔清寒，宜配竹君”“方而平，石云贞；廉而不剋，视此典圣”，为本无性情、又冷又硬的石头赋予多种人格。

　　扬州八怪中的个体，或为孤傲不羁的职业画家，或为仕途坎坷的底层官吏，与正统派把绘画完全当作摹古仿古、陈陈相因的技艺相比，他们为绘画赋予了强烈的情感和张扬的个性。在艺术上，他们继承了明代徐渭、陈淳，清代八大山人、石涛的野逸派风格，不拘成法，标新立异，融诗、书、画、印为一体，他们是中国古代绘画史上一片灿烂星群，清末扬州盐业衰落，经济中心东移，扬州八怪的绘画艺术直接催生了“海派”花鸟写意画的高潮。

　　他们的创新精神可以用郑燮的话作总结，那就是：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王宏伟实习生陈姝楠

　　【新潮】

　　桐花烂漫属清明

　　文/俞香顺

　　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中，清明兼具节日身份。作为节气的清明早在先秦时候就有了，作为节日的清明则是唐代才定型的。清明时节，气清景明，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候。这时，我国大部分地区气候温暖，草木畅茂，春耕春种繁忙。江南有农谚形容：“清明谷雨两相连，浸种耕种莫迟延”。由于清明节是在上巳节、寒食节之后产生的，在时间上衔接，在民俗上也有重叠的地方。三月三上巳节这天，古人会在水边举行祭礼，慢慢演变成游乐活动。王羲之《兰亭集序》写的就是上巳节的文人活动，杜甫的《丽人行》开头便是“三月三日天气新”。与清明节关系更密切的是寒食。寒食有冷食、禁火的习俗，故又称“冷节”“禁烟节”，寒食之后两天就是清明。唐代寒食是重要的节日，后来，清明、寒食渐渐混同，上巳节也少有人知；于是，清明节成了春天里最重要的节日。

　　清明时节，春天的生机经过酝酿、孵育已经全然释放，最适合郊游、踏青。清明之前，桃、杏等芳卉都已开遍；清明之后，“花王”牡丹也即将登场。清明则是属于桐花的。“桐”是泡桐，这是原产中国的古老树种，栽种很广，实用价值高。桐花很早就作为物候见诸文献记载，《夏小正》：“三月……拂桐芭（葩）”，《周书》：“清明之日桐始华”。《周书》的记载奠定了桐花“清明之花”的地位，桐花是清明之征兆、标志，古人见桐花则思清明。宋朝吕原明《岁时杂记》还总结了相沿已久的“二十四番花信风”之说，其中也有桐花的一席之地：“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麦花，三候柳花。”宋代，“桐花风”或泡桐“风信”“花信”之例颇多，如王以宁《鹧鸪天》：“桃李纷纷春事催，桐花风定牡丹开。”桐花分布广泛，郊原平畴、村园门巷、深山之中、驿路之旁、水井之边、寺庙之内都是泡桐的栽植之地，桐花也因之而广布。桐花“花势”壮观，泡桐树干高大、树冠敷畅、“先花后叶”，桐花形如喇叭、硕大妩媚。桐花盛开时，自有一种元气淋漓、朴野酣畅之美。

　　古人喜欢在桐花开放的时节曲水流觞、郊外踏青。崔护《三月五日陪裴大夫泛长沙东湖》中有“鸟弄桐花日，鱼翻谷雨萍”句。柳永《木兰花慢》其二：“拆桐花烂漫，乍疏雨、洗清明。正艳杏浇林，缃桃绣野，芳景如屏。倾城，尽寻胜去，骤雕鞍绀幰出郊坰。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共时性”地展现了桐花、艳杏、缃桃的交映生姿，这是一幅典型的“仕女游春”图。

　　清明节具有丰富的民俗内涵，民众在这一天慎终追远、祭祀先人。清明节的确立及相关仪式活动，也体现了国家意志，如“钻木取火”仪典，寒食期间禁火，清明日则改用新火，等等。其中“钻木取火”仪典既有原始社会火崇拜的孑遗，也有顺应天时、复始新生、昌明盛大的现实期许。谢观《清明日恩赐百官新火赋》中的“桐花始发，赐新火于公卿”，欧阳修《清明赐新火》中的“桐华应候催佳节，榆火推恩忝列臣”，这些涉及赐火仪典的诗篇里，桐花意象莫不欣欣向荣。何为赐火？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记载：“周礼四时变火，唐惟清明取榆柳之火赐近臣戚里。”赐火既是皇恩浩荡，也是强化君权、秩序之举。唐代著名绝句——韩翃《寒食》曰：“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说的就是赐火。

　　2008年1月1日起，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被正式纳入法定假日行列，这体现了国家弘扬传统文化、增进民族认同的决心。虽然我们已经由农耕时代发展到信息时代，但是历史文化、民族心理有其延续性。清明等传统节日对于加强家庭建设、社会建设、民族认同、文化认同都具有重要意义。

　　清明是季春节气，至此，春天已经过去三分之二。桐花也可以说是宽泛意义上的“殿春”之花，吴泳《满江红》即云：“手摘桐华，怅还是、春风婪尾”，“婪尾”就是最后、末尾之意。“三节”之中，上巳节的情绪基调相对单纯，而寒食与清明都是“复调”的，既有结伴而游的佳兴，也有独处异地的乡思、相思，亦有慎重追远的祭祀、思祖。桐花意象也承载着感伤情绪，与宴乐游春作品中的同类意象迥然不同。白居易《寒食江畔》云：“闻莺树下沉吟立，信马江头取次行。忽见紫桐花怅望，下邽明日是清明”。权德舆《清明日次弋阳》云：“自叹清明在远乡，桐花覆水葛溪长。家人定是持新火，点作孤灯照洞房”。泡桐是中国民间广泛种植的树种，属于本地风光、家乡风物，见桐花而思故乡是自然而然的睹物伤情。

　　桐花既是自然风物，也是文化符号。最近几年的清明时节，我常常登上南京定淮门至挹江门的城墙段，专程瞻望桐花。城墙的一侧是山坡，山坡上有一排泡桐树。泡桐高大，桐花硕大，加之居高临下，更有气势。桐花主要是紫、白两色，开也烂漫，落也纷纭。桐花的花瓣软而厚，凋零的时候，地上如铺茵褥。桐花有清香的气味，但这种清香也是很“家常”的，不像梅、兰那么幽淡雅致。

　　桐花是清明之花，是开放于“乡土社会”的花。春天不仅属于娇俏的桃、杏，雍容的牡丹，也是属于桐花的。清明时节，不妨和桐花相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