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大一统的王朝，这个开创了大一统帝国的王朝留下了许多典章制度，被后来的历代往常所沿用或者改进。汉代拥有许多制度沿用秦朝，也在当时环境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
例如：帝陵封土。但是帝陵封土制度可不是秦朝开创的，而是秦朝沿用东周的帝陵封土制度。封土制度的出现是中国陵寝制度更加完善的又一表现，是一项重要变革。陵墓封土作为墓葬地面上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人们思想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帝陵封土与政治直接相关，帝陵封土的变化也是与政治文化关系密切。
陵墓封土有三种形式：第一种为覆斗方上；第二种是以山为陵；第三种是宝城宝顶。在秦汉时期的帝陵封土继承了东周“封土为陵”的形制，并且渐渐地统一，多以覆斗状为主，但是在封土高度和规模上具有部分创新。因为秦汉处在中国历史的特殊时期，因而秦汉的帝陵封土制度也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秦汉帝陵封土形制的继承
秦汉的帝陵封土形制继承了战国以来的“封土为陵”和“覆斗形”封土形制。秦朝经历极短的统治时期，拥有采用帝陵封土形制的只有三个身份高贵的人：秦始皇、胡亥、子婴。由于子婴墓葬尚未发现，胡亥以平民礼下葬，所以目前只能考证位于陕西的秦始皇陵。秦始皇陵的封土呈覆斗形，位于骊山陵园的中心。
封土除了作为墓葬的标志更重要的作用是保护地下墓葬，使得墓室免遭破坏。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土成为标志建筑以便于后代祭祀。春秋战国以来，礼崩乐坏的局面一发不可收拾，各国诸侯为了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与特殊的身份地位，秦汉以来王权独尊，封土制度的出现与发展注定与会与政治相互结合，并且结合会越来越紧密。使封土成为身份地位等级的象征。
西汉十一座帝陵，除了文帝霸陵形制与其他帝陵不同没有以外，其他的帝陵都有高大的封土作为标志。西汉帝陵主要有长方形和近方形两种形状。大致以文帝为分割线，文帝以前大致以长方形为主，文帝以后大致以近方形为主。
《礼记• 中庸》记载“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 如事存,孝之至也”,《吕氏春秋•死》篇 记载;“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古代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即王权独尊。
因此在帝王死后也希望维持这样的局面，古人认为让先祖享受和生前一样的生活是一种孝顺的表现。封土象征皇帝生前的居所，所以由长方形变为近方形与皇帝的居所由长乐宫迁至未央宫有直接关系。
也间接说明，春秋时期的丧葬文化思想对秦汉甚至以后都有深刻的影响。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长方形或者近方形的覆斗状封土。西汉与秦朝一样都是覆斗状形制，因此汉承秦制，也间接继承了战国时期的封土制度。
东汉历经十四位皇帝，有十一位皇帝葬在洛阳附近，东汉帝陵在都城周围会延续西汉、秦朝、战国时期的的传统，并且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根据近些年的考古研究发现东汉封土形制是圆形的，这一点与战国时期的楚国王陵极为相似，所以东汉的帝陵封土形制也是对战国时期封土形制的继承。秦朝、西汉、东汉的帝陵封土形制虽然大同小异，但是都是对战国时期的封土形制以及丧葬制度的继承。
二：秦汉帝陵封土形制的创新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大一统的王朝，为了适应封建王朝的建设，秦朝开创了许多封建制度，也对继承的制度进行了创新。帝陵封土的形制虽然继承了战国封土形制，但是统一背景下的帝国封土形制与诸侯国的封土形制自然不同。秦汉对于帝陵封土形制的创新则体现在规模与高度上。秦汉帝陵封土的高度与规模在中国陵寝封土都是最高。
《汉书•楚元王传》记载始皇陵封土“其高五十 余丈”,《三辅故事》载“起陵高五十仗”《关 中记》载汉诸陵“坟高十二丈,方百二十步,惟茂陵高 十四丈,方百四十步”。如今看到这些数字仍然令人震惊。
从历年的考古资料分析，秦始皇陵的封土规模是自战国以来最大的，虽然秦始皇陵的帝陵封土形制与秦国是继承的，但是从规模上来看却远远超过战国时期的规模。秦始皇陵的封土形制规模绝无仅有，其中一方面是为了显示从一六国，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功绩，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显示至高无上的地位权威。
这也间接的显示出中国已经从奴隶制的王国国家进入到封建制的帝国时代。西汉时期的帝陵封土形制最高的是武帝茂陵，西汉封土的规格虽然没有秦始皇陵的规格高，但是与战国时期的封土规格相比仍然高出许多。虽然东汉时期帝陵封土形制的规模要比西汉更小，但是仍然高于战国时代。
巨大的规模对应着漫长的修建过程，以及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所以秦汉以来大部分都要集中全国的力量来为帝王修建陵墓。在当时覆斗状形制占主要地位的西汉，出现“以山为陵”，东汉改为圆形的封土形制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创新。
三：对秦汉帝陵封土形制的继承与创新的评价
礼制与王权的紧密结合，家国一体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使得陵墓修建成为国家行为。帝陵封土的形制与规模更是一个国家与政治的象征，秦汉帝陵封土是当时中央集权的封建统一帝国的体现。秦汉陵寝封土形制的继承与发展是社会发展，政治变革的体现。是礼乐制度与中央集权制度相结合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王仲殊.中国古代墓葬概说[J].考古,1981(5):449-458.
[2] 胡方平.中国封土墓的产生和流行[J].考古,1994(6):556-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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