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不止三星堆，来看看“旷世”的考古历史学家夏鼐！

三星堆文化距今约有四五千年的历史，遗址中有大量令人难以置信的文物出土。作为最高规格的古蜀文化遗存，从1929年以来，三星堆遗址已经出土各类文物数万件，尤其是1986年，当时对1、2号坑的发掘，曾震惊世界。

金面具残片

三星堆时隔多年的再次上新，又掀起了一阵考古热。提到中国考古学界，夏鼐是个不能不聊的名字。

夏鼐此名，对于中国考古学而言，恐怕够得上令1935年以后出生的考古人三叩九拜再开口谈及的资格。在文革余波中曾被称为“学阀”，在身后被称为“旷世的考古历史学家”，斯人已如烟云般飘散在历史星河中，只留下诸多待烹的故事，被削去了不符合普世价值观的筋腱，抹上三分神话酱，再于高大全的火焰中炙烤至七分熟，洒上为尊者讳的香料，留下一丝无伤大雅的缺点血丝，供后来者反复舔吮滋味。

正在翻看《考古学报》的夏鼐

《夏鼐日记》十卷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一天晚上，温州富户夏禹彝家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一开始，他被取名为国栋，中考时文化渐长，便要求改名为鼐，字作铭。而这三个名字，正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他的一生。

夏鼐的初中作文薄

古往今来，世间学神千千万，像夏鼐这般郁闷的学神应是不多见，因为在他的一生中，都是想学啥就没法学啥，不想干啥就非得干啥。

比如高中的时候，因包办婚姻而无处安放荷尔蒙的他，身为一个文科生，却疯狂地爱上了工科，爱上了美妙的机器。兴致勃勃地准备去报考时，才发现自己患有沙眼症，是无法报考的。

夏鼐的内心是震惊的。

比如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本科时，他又狂热地爱上了生物，理由是“文科太轻松了好空虚”。大二转学考去清华时，他“贼心不死”地想转生物系。万万没想到，清华的转系手续实在太复杂冗赘，仅次于今日“你要证明你是你”的终极手续，最怕麻烦的夏鼐最后还是屈服了，次求历史而学之。

夏鼐的内心是虚脱的。

比如考研究生的时候，他多么想学习与数学有关的经济史啊，可当年的留美研究生考试竟没有经济史这个门类？学考古就学考古吧，不见则无念，可正在殷墟发掘的时候，为什么又告诉他第二年有了经济史门类呢？他无条件地想转去学经济史，可梅贻琦校长则坚决不同意，打死都不同意。

夏鼐的“公费留学生证书”（第544号）

好不容易接受了残酷的事实，要去学对自己来说是一片未知的中国考古学，刚去英国时跟随的教授却是个打肿脸充胖子的三脚猫。夏鼐愤而转学，终于得寻明师——是时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系主任，斯蒂芬·格兰维尔教授（Professor Glanville Stephen），直接攻读埃及考古学博士。

此刻，夏鼐的内心倒是很平静了，还有欲筹壮志的火焰越来越高。

反正从头到尾，就没有一样是他本来想学的，既来之，则安之吧。彼时，埃及考古学为世界考古学之标杆，最是完备发达，而伦敦大学的埃及考古学则乃其中之翘楚，拥有最先进的田野发掘技术与研究方法，更有遗物齐全丰富的博物馆。

夏鼐为撰写关于古代埃及串珠的博士论文而制作的串珠卡片

学成归国，则是二战开打之际。夏鼐在漫天炮火的追逐中回到了祖国，以考古精英人才之稀缺，被收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与生命中最重要的几位导师，李济、梁思永和傅斯年等在此重逢。他亟欲大展手脚，好好做出一番学术事业来。1946年11月某日，夏鼐尚沉浸在西北考古行大发现的喜悦，和归途被劫船的痛心中时，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傅斯年竟突然要他出任史语所的所长。

1941年彭山崖墓考古队人员合影
（前排最右为夏鼐，后排右二为李济）

郭沫若

夏鼐当然没有那个神通来预知后事如何，他不过是基于一个读书人的单纯立场，说着一些因其人微言轻而可能根本不会被重视的清正之言。

可很快，中研院的一切再也没能在夏鼐的生命中展开。内战轰轰烈烈，从前的一切分离两边，一批学者南渡又北归，一批学者去了则一生未回。而彼时站在分岔路口的夏鼐，仍想当一个纯粹的学者，尚不论年迈老母与娇弱妻儿不可能离开根叶所长之地，中国大地才是真正拥有无尽宝藏的神州，考古事业在这片已知其肥沃，而未知其更丰饶的土地上，何愁无光？傅斯年再三邀请了，可他沉默着婉拒，留下了。除了身体虚弱不便行动的梁思永外，考古组的众师友大多渡海远去了。走了也好，一个人终于能安静做学术了吧，有什么好黯然的呢。

他好好地回家陪伴了母亲妻儿一阵，因家为富户而奔波捐税。正安心读书，不问前程之际，新中国的任命书来了。郭沫若将一切都看在眼里，将年轻有为而正直的夏鼐，与他的老师梁思永一起，提名为中科院考古所的副所长。

梁思永（青年时期）

他不愿再当官，琐事缠身，无益学术，不得归家。且有前尘之鉴，不敢再与政治有何瓜葛。他一开始便推辞，到所任职后仍婉辞，发掘归来在政治运动中尚坚辞，可新中国正是用人之际，无人应允，此事也就作罢了。

夏鼐的内心是无奈的。

他的预感果然是正确的，尽管他尽心竭力为新中国的考古事业奉献了一切，突如其来的文革还是将他关在牛棚中，拉到众人前，与他尊敬的前辈与珍爱的后辈一同，戴上黑帽子游行批斗。

夏鼐的内心是茫然而痛苦的。

无数个日记离身、万箭穿心的孤单长夜里，他不断反思着。既然被国家和人民打为“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应该是自己做错了吧？牛棚和干校的漫漫时光里，因缺少记录，我们无从得知夏鼐到底想了些什么，但文革结束前夕，因国家需要而提前恢复正常工作的他，显然想通了很多事情。

夏鼐的内心是隐秘而珍惜的。

和平的日子如斯美好，家人的团聚如此珍贵。他所有的执着都化为了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和热爱，按原本的脾性绝不会接任的所长，也毫无怨言地当上了，而这一当，就是二十年。在这轰轰烈烈地建设着的二十年中，中国考古学的成果在国际上渐渐有了声响，而伴随着的，是夏鼐这个名字的如日中天。

1963年，夏鼐全家三世同堂的合影（前排从左往右：大外孙印建中、妻子李秀君怀抱三外孙印建正、夏鼐怀抱孙女夏晴、二外孙印建钢、幼子夏正炎；二排从左往右：次子夏正楷、长女夏素琴、长媳张志清；后排从左往右：女婿印若渊、长子夏正暄）

钱钟书

死亡突如其来。

1985年6月17日下午，夏鼐正在家审阅《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的重要译稿，近五点时突然歪在沙发上，随后便神志不清。两天后，夏鼐因抢救无效而与世长辞。

这一回，难道还是遵循其一生的规律，其尚不想辞世，命运却硬掰开他的手，让他就此离别？毕竟什么后事都还没安顿好，孙子孙女还来不及多看一眼，自订的年谱还没写多少，甚至连手里的译稿都还没审阅完毕。

命运真的如此残忍，连死都要让他郁闷如常吗？

但或许，命运自始至终，都在听从他内心潜藏的呼唤，给了他最好的安排。他太过聪明，兴趣广泛，看好书欲罢不能，命运便让他学习横跨文、理和工科的综合性大学科考古，世上的知识尽看一遍。他如此渴望家人陪伴身边，又欲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报效家国，命运便让他家人团聚，鞠躬尽瘁，青云一路，流芳千古。

夏鼐藏书的一角

本身就超牛，再加上惊人的阅读量，他做起研究来特别可怕。尤其是学生时代，夏鼐总爱憋着一股劲儿猛写，有个做研究从不给后人留活路的毛病。

尽管入清华历史系为折中之举，但他本科期间发表了不少作品，毕业论文更是完全超出本科生应有的水准。《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一文，几乎事无巨细地将太平天国前后，题中地区田赋变化的背景、渊源、详状、过程、结果和影响研究得准确而淋漓尽致。此文发表于《清华学报》上，文笔中虽还夹带着报章杂志的油气和少年热血的愤青，但仍乃该时段此地区田赋的重要史料汇编。同时，其面面俱到而又滴水不漏的研究方法，早已超出了作为一个本科生的学术素养，可谓翔实以极，尽说来去。略阅后人之研究，同论题似无出其左右者。

夏鼐所著的《古埃及串珠》一书封面

离开学校，在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任副研究员后，夏鼐开始崭露头角，而且变本加厉，做研究不仅不给后人留活路，连前人的后路也要一并彻底截断，其锋芒之耀，几乎照彻了当时的整个中国考古学界。

向达

1945年4月，夏鼐正和向达在定西市临洮县辛店齐家文化遗址清理建筑基址，忽然注意到灰坑的表土和填土里有几片黑色花纹的彩陶。稍一细看，夏鼐便知是典型的仰韶彩陶，图案和陶质皆与齐家彩陶大相径庭。他心里对此二文化的年代判断稍有了底，但似乎还需要更严谨和确凿的证据。

甘肃宁定阳洼湾齐家文化一号墓填土中出土的彩陶片线图

就此，安特生言之凿凿的中华文明西来说，被打断了最关键的一环证据，齐家文化分明晚于仰韶。而夏鼐所作《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一文，更是以地层学排定年代序列的杰作。仰韶彩陶还另有来处，这便为中国旧石器及新石器中期以前的考古活动，提供了理直气壮而大有可为的天地，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正确年代序列的建立，亦以此为基石。

夏鼐所摄敦煌千佛洞石窟壁画

纵穿史前至汉唐，横跨文保与佛教，西北行的主力夏鼐马不停蹄地将中国考古学的诸多领域都挖松了一小块，此行所产文章高达十余篇，且均经受住了后世的检验，为西北考古打开了一个开阔而积极的前景。

1950年政务院任命夏鼐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任命书

建国后，傅斯年和李济等考古大家归期未明，考古所第一任和第二任所长郑振铎与尹达皆事务极繁忙，非能专攻考古。而梁思永身体极弱，中年即逝，断无法外出发掘。因此，可以说，从1950年开始，是夏鼐带领着所有人，一步一个脚印地建造出了中国考古学的未来。

请君且看，从1950年至1985年这三十五年里，中国考古学的哪个领域，没有夏鼐的身影？

辉县发掘队合影（中排左四为夏鼐）

年事增高，工作更繁重后，他很少再能亲自带队发掘，但他指导过的发掘有且不限于：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西安半坡仰韶遗址、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河南洛阳偃师商城、西安西周丰镐遗址、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河北平山周代中山王陵、湖北随州曾侯乙墓、西安秦始皇陵兵马俑坑、西安汉长安城、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北京丰台大葆台汉墓、河北保定满城汉墓、北京后英房遗址（元大都局部），等等。

并且，夏鼐的考古理念大多是正确而先进的，至今仍未过时。例如，提倡配合国家基建进行发掘，而非主动发掘，尤其帝陵一类重要遗迹；重视建筑基址，对所有遗址一视同仁；痛斥“挖宝”思想，认为考古的价值不在于文物，而在于遗迹遗物所能复原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情况；重视发掘方法，严格要求其科学性和规范性；在遗迹丰富处建立工作站，如洛阳、安阳和西安等地，给发掘以便捷，等等。而今日中国，考古发掘技术日益精进、更符科学，各朝都城的完善发掘在国际上名声日趋响亮，诸多重要遗址和文物未被不成熟的发掘与保护技术所破坏，各地考古所蓬勃发展，不少在今日已能与社科院考古所媲美……这一切，都离不开夏鼐为中国考古所设立的准绳。

张光直

夏鼐亲手清理明定陵朽棺

考古训练班开学典礼合影（二排右六为夏鼐）

夏鼐之所以能成为权威，正在于他不仅会挖，会教别人挖，还会研究，甚至教别人研究。1959年，史前遗址的发现越来越多，文化的命名问题便凸显了出来。为说清这一问题，夏鼐写作了《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和《再论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二文，指出考古学文化中的“文化”为“某一个社会（尤其是原始社会）的文化在物质方面遗留下来可供我们观察到的一群东西的总称”；认为在满足三个条件后可以进行命名：（1）一种文化必须有一群的特征（一种文化必须有一群具有明确的特征的类型品）；（2）共同伴出的这一群类型，最好是发现不止一处；（3）在所发现的属于这一文化的居住址或墓地中，必须至少有一处做过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更详解了“以第一次发现的典型遗迹（不论是一个墓地或居住遗迹）的小地名为名”的命名方法的优点，并提出对已有多个名称的考古学文化（如“仰韶文化”，又叫“彩陶文化”），可选择“在全国性的考古会议上大家就某一文化的名称，展开争辩，然后得出基本一致的意见，决定采用某一名称，以求统一”。他仍是面面俱到地将该问题阐述得十分清楚，内在逻辑联系紧密，该二文迄今仍是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教科书。非要说有弊端的话，也是划分考古学文化这个方法本身的缺陷。

夏鼐（左）与外国学者参观考古所的碳14实验室

中国出土的部分波斯萨珊朝银币

又如他为《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遗址》一文所作的《读后记》。事情源于该遗址出土了一件铁刃铜钺，颇有人想将中国的铁器时代提前至商代，认为那时便已能冶炼熟铁。夏鼐认为这可能是陨铁而并非冶炼铁，便请北京钢铁学院的柯俊及其团队详细检验。后证明他心细如发，追求真理这一原则不屈居于任何事物之下。

还有西汉墓中的星象图的释义、东罗马拜占庭金币的研究、中国古代外销瓷中的中外古交通史，等等。夏鼐就像是那些年中国考古学的步步高点读机，哪里不会就点他。一半确实他学识渊博，一半则是为高位所迫，不会也得会。因此，他几无时间与精力来撰写大领域的专门研究。

夏鼐列给彭隆祥的外文参考文献

因此，一个建国后的考古人可以说夏鼐没有在他的领域走得很深很专，但每一个领域的考古人都无法回避，夏鼐曾在其领域所作出的那些正确而高瞻远瞩的决定性指导意见。

不过，虽然夏鼐在世时是中国考古学的活体大百科全书，会挖，会整理，会保护，会研究，会辨析。但最重要的是，他为身后的世界培养了无数顶尖的考古学人。

邹衡

历年出版的部分《考古学报》和《考古》

另外，夏鼐主持了多项大型编撰工作。如总结建国以来考古成果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和《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两部专刊，最重要又如《殷周金文集成》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等，只要是在他生前出了稿的，每一个标点都曾被他的眼眸检阅。

《辉县发掘报告》书影

而之所以说建国三十五年的考古时代就是“夏鼐时代”，还离不开在机构架设方面，他一手推动组建的中国考古学会，离不开在国家法规层面，他对于文物保护法制定的推动，更离不开在国际层面，他曾无数次带着新鲜的中国考古成果出访国外，而他的名字，亦伴随着中国考古学的领先水平，传遍了他所到过的每一个角落。

考古学会此事，若记载无遗漏，最早是李济向他提出的。1946年，李济谈起想组织考古学会，“限于有田野工作经验者，估计可得20人左右；另设特种会员，以容纳名流及助钱之富翁，乙种会员以容对考古有普遍兴趣者。至于工作，则以交换消息、出版刊物及开年会为主”，这便是最早有文字记载的中国考古学会的原型设想。当时一同在座的吴金鼎，不久便早逝，而夏鼐是否为遂李济之愿而全力推动考古学会的组建，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唯一可知的便是，1979年4月6日，中国考古学会成立，12日，夏鼐任考古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第一项讨论事宜即为“为台湾的考古工作者保留若干理事名额”。

夏鼐在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开幕式上

新中国成立后，虽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文物保护的政策，亦有成效，但无明文法律，力度尚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是1982年制定的，而早在1980年国家文物局的工作会议上，夏鼐便向大家介绍了国外和中国解放后的文物保护法令，可见此事他上心已久。1982年，夏鼐参观临潼兵马俑时，发现这是“一场全面破坏的挖宝工作”，便立刻写作了（关于文物保护的）《紧急呼吁》一文。该呼吁发表八个月后，中央决定制定《文物保护法》。制定过程中，夏鼐亦不断奔走，向文物局及社科院多方建议，与苏秉琦和王冶秋等时常讨论，花费了巨大的心力。11月，该法通过，中国正式进入法制文物时代，有效地规范了考古发掘及文物保护等。

夏鼐（右二）参加第26届欧洲汉学会议，在意大利参观

那会儿，自1956年夏鼐第一次跟随翦伯赞出席巴黎的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以来，已经流逝了十四年，他刚从干校回来。经过一场文革的抹杀，能上场进行学术外交的人，分明不剩多少。于是，会多国语言的夏鼐一下子被推为中国考古的首席代表，陆续访问了阿尔巴尼亚、墨西哥、伊朗、希腊、日本、英国、美国、罗马尼亚、瑞典、德国、瑞士等国，参加了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其中，英美日等国曾多次邀请其去讲学，皆为中国短短几十年惊人的考古学成果赞叹不已。同时，带着这些成果，用一口温州口音浓重的流利英文进行讲解的“中国考古泰斗”夏鼐之名，自然而然地响彻了诸国，他更获“七国院士”之誉：英国学术院（B. A. ）通讯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所（DAI）通讯院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RALHA）外籍院士、美国全国科学院（NAS）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TWA）院士、意大利近东远东研究所（ISMEO）通讯院士及中国科学院院士。

回首夏先生的一生，几千字的篇幅无法尽述短长，甚至连他的习性都未能诉全，又或许尚有纰误。夏先生真的是一个很拼又很可爱的人，曾发掘定陵至老胃病严重发作，却不肯遵医嘱住院休养；几年后胃病被彻底根治，他又曾流着热泪不断感谢党，高兴得近乎神经错乱；家里都挤得住不下了，还不许自己家比考古所的年轻人先申请房子；极度省吃俭用，谭其骧先生曾向学生展示夏先生写信用的纸，那是一张“比拆开了的香烟盒子还略小”的小纸片，上面同样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字；而他功成名就攒下来的三万余元巨款，则都捐给了中国考古的方方面面。

夏鼐著作集

（参考文献为《夏鼐日记》十卷本、《夏鼐文集》三卷本、《夏鼐先生纪念文集——纪念夏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和《考古学家夏鼐影像集》等。前二者作者夏鼐，后二者作者多人，编者皆为王世民。）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挖啥呢，转载已获作者及公众号授权）

相关图书

《夏鼐日记》，夏鼐 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我国杰出考古学家夏鼐的日记，始于1931年入大学后不久，止于1985年6月17日突发脑溢血当天（即辞世前两天），历时51年有余。

日记详细记载夏鼐先生学生时代的情况，从就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师从陈寅恪、钱穆、蒋廷黻等名师，在史学领域崭露头角；到留学英国，经受严格的田野考古科班训练，成为中国第一位埃及学专家。日记又真实地记载，夏鼐在20世纪40年代初回到祖国，历尽艰辛, 前往西北考察，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确立其在中国考古学界的地位；继而作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领导国家考古研究中心机构三十余年，极大地推进中国考古学全面发展的历程。

长期以来，夏鼐与国内外学术界有广泛的交往，足迹遍及国内大部分省区，出访过十多个国家，日记既记载五十余年间学术界重要的人物和事件，又记载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坛掌故，以及各地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

《认识夏鼐——以〈夏鼐日记〉为中心》，胡文怡 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书以《夏鼐日记》为核心史料，辅以《夏鼐文集》和《夏鼐纪念文集——纪念夏鼐诞辰一百周年》等史料，并对相关人物进行口述史采访，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第一章《序言》以文学而稍带夸张的口吻介绍了夏鼐的一生，引出正文；第二章对《夏鼐日记》这一核心史料的可信度和完整性进行了分析和论证；第三至第六章介绍和分析了夏鼐其人，研究并总结了他的喜恶、待人处事的方式、天生的思维与性格和后天的命运与转折，以了解其人作为了解其事业的基础；第七章介绍、分析并总结了夏鼐一生在考古事业上的主要功绩，与前文相呼应；第八章以夏鼐与父母的故事作为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