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出土2000年前木简，手写书法墨迹如新，原来西汉隶书这么美！

谁也未曾料到，一条条写满墨迹的木简，却在此后风沙漫天的大漠戈壁，在苍茫无尽的岁月深处，汇成了文化传承的汩汩清流。

汉帝国的血性扩张、青春年少、雄心勃发，不仅传递在张骞凿空、天马西来的雄健马蹄声中，也搭载在乐府、民歌、汉赋、汉印、泥封、简牍等缝制的黄裳玄服的皱褶里。

武威汉简《仪礼简》则是埋藏在皱褶里的一枚纽扣。

《仪礼简》出土发掘于中国旅游标志——“马踏飞燕”的故乡。1957年7月，考古专家再甘肃武威的汉墓群中，出土了480枚汉代木简。

经过整理后发现，这些木简中有469枚均为《仪礼简》，是反映古代士大夫为主体阶层及整体社会仪礼、丧俗、祭祀、婚嫁等状况非常重要的实证参考。

虽然这些西汉平帝年间的木简，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但由于简册保存完好，墨迹如新，书写流丽妍美，书写风格、笔墨意趣、法度气象，凸显了那个时代的天马高蹈、长歌不绝。它呈现出一种自由洒脱、天真稚拙的隶书风韵。

简书用笔大胆率意、任情恣性、天真灵动，结体自然天成、不守故常，将汉字结构中的平衡、对称、欹侧、统一、变化、违和、虚实、主次、长短、宽窄、粗细等矛盾对立关系发挥到了极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它把汉隶精神的高古、苍茫、雄浑、大气、拓展、洒脱、自由、变化等表现得淋漓尽致。

《仪礼简》由于是墨迹，相较于东汉《乙瑛碑》《曹全碑》等，少了刻板，多了鲜活、灵动与个性，已经是很成熟的“今隶”写法。结字多取扁平右斜倾势，重心左移，通过右伸的横波取势，在欹斜中取得平衡，打破了左右停匀的对称格式，巧妙地运用了字的重心移向左侧，波磔之笔十分突出。

追求字法的变化，是《仪礼简》的鲜明特征。简中反复出现重复之字，书写者对这些重复的字处理上，是有个变化的考量的，主要表现在笔画形构、减省、长短等方面。

《仪礼简》的章法处理也别具匠心、更见手段，在狭长的简中压扁字形，拉大字距，使得瘦长带垂直木纹的简，与扁平稀疏的隶书，构成疏密相间的节奏韵律，幽深之中收辽阔之致。

强烈的纵与横的对比，大有“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空阔意境，这种布局方式也成了后世正书章法布局的一种典型模式。

《仪礼简》用笔中、逆、侧锋交错，使用自如，笔锋的转换不露痕迹，用笔起收有藏有露，波磔规范而又美观，墨色饱满润朗，线条劲健而富弹性，笔法迅急而又奔放。这里着重谈谈用笔中的波磔笔法、中侧锋转换和圆笔方笔的灵活运用问题。

波磔笔法是表达书写者豪迈激情和自由洒脱情怀，形成汉简隶书成熟标志的必然探索。波磔笔法的成熟和强化运用，是汉简隶书横向取势、左舒右展体势形成的主要原因。《仪礼简》横画的“一波三折”“蚕头雁尾”；磔画的转折，捺脚的突出；笔画的横细、竖粗，相同笔画的轻重有别都是不断强化提按的结果。

东汉书法家蔡邕在《九势》中说：“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此后，这句话被奉为中锋用笔的准则，被奉为用笔圭臬。

然而，汉简隶书里撇画、竖画、钩画的起笔很多都是侧锋起笔，主横画“雁尾”的重按出锋都用侧锋，捺画“捺脚”的重按出锋也用侧锋。转折笔画（横折、竖折的圆转或方折）都得用侧锋。

因此，我们在临习汉简隶书时对中锋用笔“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要有个全面的正确理解，强调中锋用笔，但切不可否认侧锋用笔的必然性。

圆笔方笔的熟练灵活运用，也是《仪礼简》的笔法特征之一。主要体现在笔画的起止和转折上。通常藏锋圆起为圆笔，截锋方起为方笔；折画的圆转为圆笔，方折（硬折或斜方折）为方笔。《仪礼简》圆中有方，方中有圆，方圆结合，十分丰富，方和圆之间形成的对比。

笔法的丰富多变性，营造了《仪礼简》等为代表的汉简隶书风格的多样性，成为我们临习研究、创新探索、不断取法借鉴必不可少的宝贵艺术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