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和他朋友们：创造理想主义者的发声舞台，因讲真话被屡次叫停

采访撰文丨伶伶

1. 理想主义的纸飞机

成都的天气，大多数时候都是密不透风地沉郁着，可能从天蒙蒙亮便阴着，直到晌午两点，突然几道阳光透过云层，顿时澄宇间一片透亮晴明。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太升南路吗？”

马修和六耳是 Speak Out 2016年度大会 以及首届中国青年同志论坛的核心筹办者，国庆假期结束前，他们不约而同地发出这条朋友圈，并自问自答道，“我他妈都快看吐了。”

不知道凌晨四点的成都，会不会碰巧看得到朝阳，“米尔克和他的朋友们”（成都的 LGBT 公益组织，本文中简称为“米尔克”）安居在太升南路的一栋商用酒店内，马修是该组织的负责人，六耳仍是在校生，作为核心志愿者，这是他第一次作为大会和论坛的筹委成员之一。

为了活动的筹备，“米尔克”和背后的志愿者团队们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熬了很多个夜晚，开了很多场网络会议。他们使用 Skype 和 Tower 等互联网工具联系和分配工作，四散各地的组织者们大都很年轻，有一张张青春洋溢的脸庞。

付出是值得的，10 月 15 日，在成都的金沙剧场，Speak Out 2016年度大会 如期举办。熟悉 Speak Out 历程的人们会知道，单单“如期”两个字就足够鼓舞人心。

走过场外红毯和公益义卖的摊点，经过巨大的广告背景板，你才能进入剧场入座。场内墙壁涂成金色和银色，如同矿洞般崎岖斑驳，背后巨大的 LED 屏幕上一片绯红，正中间 Speak Out 的标志——音叉像某个人举起将欲发言的手势。金沙剧场的设计灵感来自 21 世纪初在成都西北部发掘的金沙遗址，历史据说能够追溯到商周时期。剧场顶部“太阳神鸟”金色装饰灯的点缀之下，一切颇有穿越感。

这一届 Speak Out 的主题是“骄傲世代”，年龄方差最大的是当天的讲者，属于观众的红色座位上是一片青春的海洋，零星可以看到几个五六十岁家长模样的人。

活动当天，金沙剧场可以容纳 300 多人的场地座无虚席，算上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可能有 400 多人聚集一室。虽然无法确定来访者性别、性倾向，但这估计也是笔者生平第一次身边能这么多的 LGBT 的朋友。

依据主办方的建议，很多观众在衣着中采用了红色元素，志愿者团队穿着红色短 T 恤，没有人穿条纹上衣（建议中还声明，条纹和格子上衣会让拍照不好看）。

整场演讲从节目安排上添加了很多表演元素：除了他们的老朋友成都无同合唱团（现已更名为成都吾恣室内合唱团）带来的精彩演出，六耳担当主持。他亲自上阵，用歌曲串联起每个演讲者。一两束灯光，简单的吉他伴奏，悠扬的人声，让这场主题其实相当严肃的演讲观赏性十足。如同演讲嘉宾们本身所具备的多样的气质和形象，活动本身营造了某种流动的秀的气质。在灯光和舞台的映衬之下，任何言语与行为都具有了某种形式感。

马修说，“ Speak Out 大会开始更加注重给予观众更好的线下体验，希望让大家能在那样一个场合里嗨起来。”

中场茶歇前，一直在后台的马修上台，拿着名单一个一个读出各个资助组织和合作方的名字。他念“金主”就像报菜名，听起来其实很有趣味。当天有跨性别者的分享，他提醒观众：场地特别设置了无性别厕所。

活动结束之后，趁余温未消，Speak Out 的公众号陆续发出一些文稿和信息，有马修在开幕词《但愿假以时日，水泥地上也能种出花》中自曝筚路蓝缕、砥砺前行的艰辛；有王晓冬（成都 LGBT 公益组织成都同乐健康咨询中心的负责人）在开幕词《我们必将在灰烬里燃起希望》中描述 2014 年 6 月 21 日那个清凉如水的暗夜。

创办和筹备Speak Out，完全是我 22岁 时毫无意识下的一次冒险行动。——马修

在那逼仄的混沌中，我们艰险地摸索除了一条生路，让 Speak Out 得见天光，渐渐生长。——王晓冬

文章下面贴心地给出演讲当天的歌单，有 gay 气十足的 MGMT ，还有后海大鲨鱼。有人在下面评论，原来那个很萌很可爱的主持人就是马修啊。

客观上，Speak Out 整个活动的品牌形象，在团队共同经历过的那些波折与故事的催化之下已经和青年行动者马修的个人形象高度融合。

Speak Out 2016 年度大会 的收尾环节叫做“纸飞机折叠的彩虹梦想”。每个在场观众都能收到一张白纸，可以将自己对于 LGBT 未来发展的梦想写在纸上。马修和名为东生的主持人带领大家按照某一种特定的方式将白纸折叠成纸飞机，然后在统一的号令下放飞。经过提前的试验，他们发现只有按照东生的折叠方法，纸飞机才能飞的足够远，跨越从观众区后排抵达舞台的距离。

号令发出前，观众集体发出声音，呼喊着马修的名字，马修、马修、马修。半是捉弄半是喜爱，观众希望马修能够站在舞台中央接受梦想纸飞机的洗礼。拗不过观众的集体意志，马修回到了舞台上，几百架纸飞机起飞，飞到半空中的那么一瞬间，戴着黑框眼镜穿着红色志愿者 T 恤的马修在舞台中间被所有人的梦想包围，还好，他并没有被纸飞机们打到。

观众也不会全然听从指示，不按指示折叠的纸飞机千奇百怪，有些怎样也无法向前飞行，果然另辟蹊径并不能比东升的折法飞得更远更平稳。经过广泛试错，你真的能发现有一些方法就是能够走得更远，当然前提是你的目标就在正前方。

马修说，他原本不是一个很外向的人，甚至不太敢在公共场合做露天演讲，在公众面前说话都会发抖。但是他接着说，“游说和言语表达能力都能够通过不断训练去获取”。通过组织 Speak Out ，马修个人成长了，这是 Speak Out 在生命之中带给他的改变。

不仅仅是参与其中的个人，整个 Speak Out 项目也仿佛有着内在的生命力，在不断成长。经过一次次锻炼，管理团队和项目流程都得到了优化。这些优化通过演讲内容和演讲形式上的提升得到体现。

起初演讲者的演讲内容由不同志愿者负责接洽，这样处理在最终呈现中会出现一些问题：不同嘉宾同场演讲的同质性会比较强，演讲内容会重叠。所以 Speak Out 现在采取的方式是，由马修个人去对接所有的讲者，严格地控制每一个讲者的演讲内容。

Speak Out 大会现场出过最严重的问题是演讲超时。很多嘉宾在本来 18 分钟的设置下讲了 30 多分钟。这就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时间问题会影响后续所有的安排。经历过多次训练，团队现在对于演讲时间的把控非常严格，安排了专门的志愿者记录时间，设置了计时提醒。

从公益的角度上，主办方对演讲者的挑选安排在性别比例上趋向多元。有趣的是在主办方无法人为控制的领域——买票参与的现场观众中，生理性别女性仍然十分少。

我问马修，Speak Out 与其他国内的 LGBT 活动相比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他说，“有些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些小活动，五六十人，你实际上感受不到一种力量。社群内部的活动，人数一旦上到了两三百这样一个规模，你知道这里面大部分的人跟你是一样的，而且你们都关心同样一个话题。当人走入到那样的一个会场里面，就会发生非常大的改变。”

人多，有力量感，这是马修总结出 Speak Out 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一特点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且在“非法集会”这样一个模糊罪名的存在之下，显得尤为突出。

他记得，在 2015 年，当时他做成都 Speak Out 大会，整个会场的容纳量在十分紧凑的情况下是二百八九十人。后来，他们浏览会场，大概有三百多人。活动六点钟结束，等到七八点的时候，还有人留在会场。

马修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还会呆在这个地方呢？有人回答，“我就是想待在这里，因为这个地方能给我带来一种力量感。”

“他会觉得身边的人跟他都是一样的，从来没有那么多人跟他站在一起过，哪怕是谈论 LGBT 的议题”，马修回忆道。

马修坦诚，人们很难在听完一通演讲之后，从意识上发生很大的转变，或者在自我认同上有很大的提升。他举例类比了国外的 Pride，国内暂时不可能有大规模的同志游行，但人们对于置身于一个安全包容的环境，获取“世界大同”的需要仍然是存在的。游行队伍中，可能有直人，可能有性少数中更边缘的跨性别和其他的少数派，作为一名同性恋或者不管你是什么，你能意识到，几千人跟你都是有同样一个诉求，采用同样一种表达。

马修说，那是“表达爱的需求，表达有平等权利的诉求，那样一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无论看多少的影像，或者是文字都很难感受到的，就是现场的那种感觉，你参与其中的那种感觉。”

社群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从门票的售卖就可以看出来。与一般人所认为的公益等于免费不同，Speak Out 从设立之初就明确了付费制度。最初他们也曾担心票卖不出去，但随着项目的进展，他们对于项目的理解也逐渐提高，社群对于他们工作的认可程度也越来越高了，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通过买票的形式来支持他们。

“发声”的门票并不贵，35 元一张，票房收入会占大会总支出的 10%-20% 。免费票包括嘉宾、志愿者、参加表演的合唱团成员，比例大概占 20%。他们还引入了在商业演出和机票订购中出现的概念“早鸟票”。

马修说，“我们今年（2016年） 10 月份的 VIP 票，100 元一张，全部售罄，早鸟票更是一个小时就卖完了。”

2.英雄、滑铁卢以及流言

今年（2016 年）十月份的 Speak Out 大会和首届中国青年同志论坛结合在一起，Speak Out 大会举办的第二天，中国青年同志论坛紧接着展开，两个活动共用一本参会手册并打包在一起宣传。

六耳是手册的制作者，他在中国青年同志论坛欢迎辞《青年，散发着理想主义的英雄》中写道，“我不再安于静静做一名历史的旁观者，而是起身去找来锤与凿，加入了雕刻历史巨像的创作者的行列。”

就在临近活动的前几天，他在朋友圈吐槽，“真他妈受够了恶意揣测，把别人想得一肚子坏水的人自己先照照镜子看看那副被阴谋论浸淫的丑恶模样吧。”

公益领域的工作向来充满争议，场面上和场面下可能截然不同，马修和六耳们接受到的并不全是正面的评价。在我们甚少看到的地方，有相当多反对和评判的存在。每个人对于同志运动的理解很不同，单单在社群内部就存在着很多不同的声音。对于多元平等社会理想的追求也体现在对其追逐的过程之中。即使大家最终的目标相同，也会在具体的达成策略上存在分歧。从最开始的理想出发，这条道路就不是必然笔直的，更何况在理想中本来就存在多元的空间。

在成都，我听闻过一个故事，故事中的马修被认为是一个比较“激进”的人。早年，马修和四川大学的校园组织合作准备开展一起 517 的倡导活动。这场活动得到了校方的批准，但在实操过程中，在广场上托起巨大的彩虹旗的行为引来了警察和相关部门的注意。据说，校方对于出现未预先通知的彩虹旗十分不满，这场活动导致 LGBT 组织与校方之间信任关系的裂痕，使得后续其他 LGBT 公益机构与校方的合作变得困难。

故事的真假，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其次。故事的流传正说明，在一部分人的心中，马修们的策略和方式并不受欢迎。他们担心，整个相对温和的 LGBT 运动会因此变得敏感。这便是某种吊诡之处，“社群”需要为 LGBT 正名，为少数争取和多数一样的平等权利，但又不想在当前国情之下僭越“自由”、“平等”、“权利”等词语的敏感地带。

马修说他们有接受过类似的看法，有人批评他们是在塑造个人英雄主义。

“说我们就是在塑造个人英雄主义，鼓励去跟政府作对。在他们的言论里面就是这样子。”

马修解释道，“其实我觉得激进本身就是一个有问题的词语，没有什么激进和不激进这种所谓的区分。如果你在当下做一件事情是正确的，那就是正确的。”

近年来，全国的 LGBT 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个性鲜明，严格采取正规法律途径敢于发声的人物：同性恋扭转治疗第一案的小振、同性恋教育权第一案的秋白、同性恋维权第一案的孙文麟、跨性别就业歧视第一案的C先生、状告广电总局的同志导演范坡坡……

马修与笔者谈起中大女学生状告教育部的当事人秋白，“也会有很多人批评秋白，说她激进。”我们也谈起在同时期，在世界各地某些地区发生过的一些青年人主导的社会运动。马修认为，问题在于大众是否有真的去了解过所发生的事件，有没有去参与讨论过那些议题，如果真的有去了解过，那问题的关键就不是激进不激进。

这种观点也很有道理：当人们更多地陷入“青年人的莽撞”、“社会秩序”等“伪命题”，背后真正需要被关注的社会问题、青年人发出的声音和社群的切实需要就被忽视了。将问题归结到呼吁改变问题的人的身上总是十分容易的，这样解释起来很方便，几乎一劳永逸——一群人在特定的年龄阶段，在荷尔蒙和“导向不良的网络信息”的控制下做出非理性行为。

“年轻人去做他们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可能他们过了几年会后悔，但它在当下的那个时间段是正确的事情，我觉得那就足够了。人都是在这样一个所谓的不断的成长和学习的过程中去反思自己的不足，也没有一个所谓的完美的人，或者是完美的项目，所有事情都是会有缺点，得看如何去处理。”马修说，他并没有太过于斟酌其中的用词，看起来早已思考过这个问题。

今年，首届中国青年同志论坛的召开同样遭遇了临时场地变更。马修和他背后团队一宿未眠，连夜联系新场地，紧急布置会场，在太升南路的办公室里用超慢但便宜的喷墨打印机打印会务资料，通知与会嘉宾和观众。所有工作在悄无声息中进行，嘉宾中没有人因此紧张或询问更改原因，大伙甚至表现出一种驾轻就熟的冷静，迅速进入备战状态。

虽然一波三折，但首届青年同志论坛仍旧得以顺利召开。当天下午，在分论坛 7 ——青年同志组织的生存与发展中，马修与来自酷儿论坛的 Owen 、北京同志中心的小妖、武汉同行同志中心的豪杰一同分享了在环境压力下的当下 LGBT 组织努力扩宽生存空间的现状。说到不易之处，众人几近哽咽。

论坛闭幕式上，一名从重庆赶来的少年，他说他从未有机会与这么多的人一起共同参与 LGBT 的话题的讨论，才说着竟流下眼泪。少年旁边坐着这届 Speak Out 的热门嘉宾——流性别、非男非女的圈儿姐，圈儿姐在底下依旧尖酸地说，马修那个老女人就是会煽情。在众人的起哄和掌声中，话筒传递给圈儿姐，话头从刻薄搞笑，笑着、调侃着。笑到极致的时候，圈儿姐未经激素改变的男性声音低沉沙哑起来。她在 Speak Out 大会和青年论坛上分享了自己身为非男非女存在的境遇，既在电视镜头前风光出镜过也在商场如厕被公开羞辱，在尖酸刻薄的保护下是一个敏感又多情的灵魂。

2014年12月21日，由于不可抗拒因素，“Speak Out 重庆大会”在风雨中被迫取消。——马修

2014 年对于马修来说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年份，也是 Speak Out 遭遇过最为困难的一年。当年的两场活动，一场被推迟，一场被取消。

那年 12 月份，重庆大会被迫取消的故事被反复讲述。

一开始，已预定的剧场借用“停电”或类似的原因临时取消了与他们的合作，剧场老板赔了钱。

他们立马去打听其他场地，这时有人在背后偷偷告诉他们，整个重庆的剧场都下了“封杀令”，不准办这个活动。但他们并未因此放弃，还是通过一些私人关系联络到了一个画廊，画廊老板同意把场地租赁给他们。

因为担心临时又出状况，他们准备到了活动的前一天，等到场地都已经布置好了之后，再跟所有的观众通知场地更换事宜。但结果，到了活动头一天晚上，当他们开始通知观众场地更换信息的时候，重庆当地的警方将画廊老板带走，情况顿时变得非常危急。

当晚，画廊老板只能用短信与他们沟通。

马修说，那天他们其实很绝望。虽然“停办”的消息到了活动当天的凌晨大概三四点钟的时候才得以确认。但从前一天晚上七八点钟，画廊老板进去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个活动应该黄了。

心里虽然这么想但谁都没放弃，活动场地还没有布置好，现场堆积着他们租的板凳。即使极大的可能是活动办不了，大家还是希望能把所有准备工作完成。

晚上 9 点钟到 11 点的时候，工作人员仍然在画廊布置场地。

那个夜晚，他们都没有怎么睡，可能就眯了一、两个小时。活动当天的上午，因为画廊老板只是说当天下午不能办活动，所以他们做了一件投机的决定——在空空的场地里录制演讲视频。视频正在录制，有国安的人混到了场地里面，警告大家必须走，然后开始驱赶人。

演讲只进行了一半，大家便都被赶出去了。

马修印象很深的是，他们被赶出去的时候，因为场地是在一个公园的山顶上，有几个同志的妈妈大声地对着公园喊道，“你们这些警察快出来。我们孩子们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事情，你们要这样对我们的孩子。”

哪怕是妈妈们都能感觉到一种特别的愤怒情绪。这件事给马修的触动和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

当天整个场地被立刻封掉，包括画廊的工作人员都不能进去。一天之后，因为需要收拾场地，做一些拆屏幕、搬凳子之类的收尾工作，马修再次见到画廊老板。再次见面，画廊老板跟他说了一些话。他说“我是一个天主徒，其实在圣经里面是不允许同性恋的。”但是他接着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给你们提供一个平台，让你们去发声，不管别人觉得你们是对还是错误的，你们都应该有这样一个平台……我是一个画廊老板，其实很多艺术家的画，我也不懂他们画的是什么，但我就是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那是个人评判的一个标准。”

后来，马修偶然了解到，画廊不再开放了，恐怕正是因为那时的事情而关停。

2014年，两次 Speak Out 大会，一次取消，一次推迟，这给了马修很大的打击。但幸运的是，“成都同乐”反而在经过这些波折之后对 Speak Out 的认可程度更高了。所以，2015年，实际上在没有任何资金支持的情况下，他们从其他地方找了一些钱去支持当年成都大会的举行。那场便是之前马修提到那次 300 多人的大会。直到活动前一天，他都不知道这个活动能不能进行，但还是决定试一下。

“ 2015 年第一次在成都，第二次在西安，都只是试一下。反正先做再说吧，取消就再取消嘛。”他觉得事不过三，不试一试怎么知道不行？

2015 年的 Speak Out 成都大会，警方主动找到了同乐的工作人员王晓冬，他们了解了活动的详情，并没有阻碍活动的进行。

3. 三个重新开始的故事

故事从茜草镇开始。

马修生于四川省一个长江与沱江交会的城市——泸州。他长大的地方叫做茜草镇，在他成长的年代还是一个城乡结合部，与市区仅隔一条长江，只要坐船或者坐车渡过江就是市区。

九十年代的时候，他们街道有“长江三场”——代指的是三个工厂，一个生产挖掘机，一个生产起重机，一个生产液压机床。“三厂”构成了整个泸州的支柱产业，隶属于国家小三线工程。镇上有自己的学校、医院，生活设施都很齐全，一切自给自足。茜草居住有很多离乡背井的东北人，在厂区这样一个小社会里，无论是说话还是生活，人们依然维持着东北的习惯。

马修祖籍在泸州另外一个偏僻的区——纳溪。因为父母进入工厂工作，于是他很小就搬到了茜草这个地方，在这里长大。

马修的父亲是工人，母亲在工厂做了几年工，后来成为了全职家庭主妇。

在马修大概 10 岁到 11 岁的时候，父母离异了。

“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父母离异这个事情对于我的影响的确是蛮大的。我也在怀疑说，嗯，爱情是什么？或者是所谓的原生家庭是什么？”

马修的父母性格上差异很大。父亲保守懦弱，而母亲则是积极求变，努力适应环境的人。

父亲和母亲离婚的那几年（ 02 年到 03 年）恰逢国企改制、壮士断腕，改制的动静很大，大批工人下岗，所以当时家里经济状况并不好。马修母亲开始着手准备做生意，但马修父亲是一个极其保守的人。在他的眼里，做生意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情。

马修说，“这也是导致他们离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在马修眼中，父亲是个固执又懦弱的人。他在家只听姑姑的意见，因为姑姑在家族中经济条件最好，很早就在泸州和广州买了房。在马修很小的时候，家中时有家庭暴力发生，父亲会打他和母亲，甚至街坊邻居都知道。

父母离婚后，马修被判给父亲，但是父亲除了每个月会给他寄点钱以外，在念书的时候没有给过他任何的支持。他高中念的是寄宿制学校，母亲偶尔会在经济上或者是心理上给他一些帮助。从马修念大学开始，父亲就没有再给过他更多的钱。

离婚后，母亲嫁了一个比她小八九岁的男人。因为年龄的差异违背了老家的传统观念或者是世俗的规定。他们的结合遭到了整个家族的反对。当时的马修不是特别能理解，他觉得，“我妈要跟谁结婚，跟谁恋爱，这是她的自由。”

可能也是这个原因，马修跟母亲出柜，最后也能够成功。因为母亲也遭受了很多所谓世俗的歧视和污名，比较能够理解他的处境。

初三，马修确认自己喜欢男生之后第一时间告诉了母亲。但因为当时太小，母亲并没有当真。2014 年 9 月份的时候，母亲到成都看马修，帮他做饭。有一天早上，他非常正式地与母亲谈论了关于出柜、是否要结婚的一系列问题。那一次，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当天，母亲直接收拾了行李回老家。

这中间，他们经历了 4 个月的冷战。一直到春节前，有一天母亲突然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她说，“无论你是什么样子，我都能接纳你，会接受你。”

现在他与母亲的关系很好，亲戚朋友催婚之类的，母亲还会帮他挡一挡。

读书期间，他曾在一家名叫爱思青年（全称“爱思青年公益发展中心”）的 NGO 短暂实习过大半年，做过一些小的沙龙和分享之类的活动。

马修参与爱思青年时间在 2011 到 2012 年之间，当时属于筹备期。彼时，成都的公益圈还很小，志愿者大多都要在孵化平台和机构之间两头跑。成都有一个公益组织服务园，马修帮忙做过一些开园的筹备活动，主要是为一些公益组织提供服务和支持：包括注册、人力建设、提供小额资金。起初，他们并没有计划一定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只是一帮青年聚在一起去做一些青年人喜欢做并且有兴趣的事情，并没有真的抱着一个怎样的社会诉求去做。

爱思青年在 2013 年正式注册，现在组织日渐成熟了，也有了全职的工作人员。

2013年马修正式在成都同乐健康咨询服务中心工作，职位是文化活动专员，工作内容包括策划执行文化活动、组织培训。

成都同乐的大部分资金来自艾滋病防治领域，所以整个项目设计中包括很多活动，这些活动要将医生和艾滋病结合在一起又要跟同志的议题结合在一起。对于组织者来说，必须要设计很多不同类型的活动将两者结合。某种层面上，任务量并不轻。

马修在成都同乐工作了三个全年：2013 年，2014 年，2015 年。今年二月份，他正式离职。

2013 年马修在同乐工作期间开展了很多活动，频率是每个月一到两场，除了培训在十几到二十人，其余每场人数在 50 人以上。

因为种种原因，马修萌生了离开同乐的意愿。但当时的他同时又觉得同乐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毕竟同乐在成都已经有了十几年的历史。他准备试一试，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我是不是可以想一想如何去发挥这个平台它应该有的作用，所以我就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想，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前前后后，打磨方案，为了完成方案，他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2014 年 3 月份，在同乐内部会议上，马修首次将 Speak Out 的完整方案拿了出来：他准备在当年的 6 月份做第一次 Speak Out 。Speak Out 从设立之初便是一个关于 LGBT 人群的演讲大会，通过这种活动形式，他希望能发起更多的公众的参与。

“因为人数一旦多起来之后才会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转型，我对于社区的理解，或者是对于项目的理解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

最初的方案设计中有两个难点。一个是如何调动人力资源，因为需要很多志愿者的参与完成活动，所以人力资源的调动是很困难的一件事。第二个是资金，虽然同乐每年的流水不算少，但如果真的要去做这样的一场活动，每场活动的整体预算大概在六七万。对于同乐而言，这是一笔很大的支出。举办 Speak Out 的顾忌不可谓不大。所以马修必须回应的质疑是，这样的活动到底有没有效果？有没有意义？

针对上述的问题，马修提供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一是从原来一年多的培训活动中挑选出核心志愿者。他单独拎出了几个特别优秀的志愿者，由他/她们来专门负责设计、网站的建设还有新媒体的运营。针对二个问题，他做了两件事，第一就是在网络上发起了一个众筹活动，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总共筹集了一万多元。但是这个钱的数目也无法覆盖所有的预算，所以他想到了补充方案——卖门票。

当他在会议上做完一系列阐述之后，还是没有任何人表态。

Speak Out 相较于同乐原有的项目在结构上差异很大。后续执行中，马修再次意识到这一点。整个 Speak Out 项目中，文字、设计、影像部分都很吃重，宣传的费用在整个预算中的占比很大。Speak Out 的录像都是外包，文字和设计需要精益求精也得付费。马修明白，一篇好的文字和一张好的海报都需要真金白银的付出，公益并不等于降低标准，公益也并不等于免费。

同乐有一个刚从美国读书回来的项目主管，当时还不负责马修的项目，他名字叫做于飞。最后于飞说了一句，“嗯，不如我们先试试吧”。于飞在机构里面算是二把手，有较大的话语权。因为这句话，Speak Out 没有胎死腹中。

在整个项目运营过程中，他们通过 Tower 协作，大家每天都会参与讨论，更新彼此的看法。在经历了两个月的发酵之后，大家发现，哎，这个好像还真的蛮有趣的。

这中途也发生了很多状况，比如，他们准备第一次大会的时侯，因为受到一些阻挠，活动推迟了。当年 12 月份重庆大会则被迫取消。但同时正是因为遇到了这样一些外界因素的阻挠，反而让团队感受到这件事是更有意义的或者更有价值的。

Speak Out 到目前一共做了 6 期，除了前两期遇到了一些波折，后面几期的举办都非常顺利。经过一些困难之后，他们也开始反思自身是不是跟公安和所谓的国安沟通不足。当地的一些派出所或者是国安的人员也会表达出意愿，比如希望他们低调一点。

马修反思，当初重庆大会受到阻挠，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最初宣传动用了一些营销号资源。

2015 年，成都大会的时侯，他们跟成都的警方保持了比较密切的联络。当彼此很了解之后，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在做 2015 年西安大会的时候，西安当地的警方去问过成都警方这个活动怎么样，警察实际上一直都有密切关注。

Speak Out 在演讲嘉宾的筛选上也做了一些调整，比如不再请一些港澳台政治立场非常鲜明的嘉宾。所以他们自己也在规避一些所谓的“敏感点”。

今年 1 月份，做 Speak Out 双年会的时候，于飞主动地上门找到了警方的人，去跟他们聊，说明 1 月 23 号他们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对方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他们后来才放心大胆地把这个事情给做下来。

Speak Out 诞生之后，马修在同乐核心的工作主要是筹备 Speak Out，其他时间也会兼做一些培训和一些其他活动，基本上都是以完成项目的方式运作。

随着 Speak Out 步入正轨，马修离开同乐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有一段时间，他找过工作，他也去北京转过一圈。这时，他面前有几个选择。

“我也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想吧，就是可能中途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就想自己到底应该干嘛，应该要去朋友推荐的公司，还是自己投简历的公司，还是说其他的，所以在这一个彷徨的时期。”

离开同乐的时侯，他起先并没有想过要重新成立一个机构。成立米尔克和他的朋友们源于他对心理咨询的兴趣。

现在国内已经有了一些机构正在推动性少数友善心理咨询，但在四川除了米尔克之外还没有。2015 年 6 月份，马修曾提议过心理咨询的项目，因为在同乐的机制下这类项目很难推动所以被一直搁置了。今年 2、3 月份的时候，他再次将之前的方案翻出来看。“唉，竟然过那么久，还没有人在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就去做做吧。”

马修本身患有抑郁症，症状大概从 2012 年左右开始显现。2014 年，马修开始看精神科医生，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其实有严重的抑郁倾向，需要通过药物来控制。当时总共吃三种药，白天吃一种黑色的药和一种口服液，晚上睡前服用阿普唑仑。

“14 年的那段时间，完全受不了自己的那种状态。每天都处在，跟人打交道的时候一种状态，然后自己一个人一种状态，特别想死，被世界遗弃的那种感觉。但也没有觉得谁对不起谁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是有那种感觉，幽闭恐惧症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吧。”

他当时感到特别恐慌，觉得自己似乎是两个人，害怕独处，睡不着觉。同乐的上班时间从下午1点开始，所以当时他的作息是每天凌晨三四点钟才入睡，第二天中午十一、二点才起床。整个人的生物钟因此完全是紊乱的，精神状态也不好，甚至有越来越糟糕的趋势。

他后来回忆，从 2012 年家庭陷入纷争开始，自己就可能有了抑郁的症状。因此，成立米尔克，上线心理咨询项目，其中也有他个人的这点因素。

我问，机构为什么取名叫做“米尔克和他的朋友们”（微信ID：Chengdumilk）？

马修说，他们不愿意取很大众的名字，比如带“同”字或者“彩虹”，他们觉得那样不酷，同志中心名头又太大。他们开始想机构名字的时候，就是XXX和他的朋友们。最初，他们想要不就叫马修和他的朋友们吧，但是听起来太自恋了。所以他们想找一个同志运动中标志性的人物，想来想去最后还是米尔克。

近年，LGBT 议题逐渐走出象牙塔，从极少数专家学者的研究话题转变为以青年为主导的社会运动。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们接受过一定的理念学习和方法培训，他们带着一腔热血参与到 LGBT 的公益领域。

08 年汶川地震震后，众多 NGO 入川，全国也开展志愿活动，形势如火如荼。

在那几年，你总能听到人们谈论起公益这个词。这一次青年同志论坛，也有很多分享嘉宾来自非LGBT的公益领域。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是，LGBT 社会运动不是一个孤立兴起的社会运动。“少数”、“歧视”、“公民社会”、“女性主义”、“公平和公正”，一方面是众多概念的引入，另一方面是特定运动“方法论”的引入。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大家都在谈论“自我认同”，那很必要，也很好；在另一个阶段，人们开始讨论“平权”和“立法”。

前不久，有人跟笔者说起社会运动可能也有周期——开端、发展、高潮、回落、沉寂。甚至有观念是“对于社会运动而言，成功意味着一个’制度化的过程’”。这里的制度化有不同的层次，既包括内部的组织化、结构化，也包括与政府和公权力之间的关系变化。这听起来有点像梁山好汉总有一天会被招安。当大家谈论起社会运动的制度化。一定会是这样吗，让一切都停留在最美好的阶段不好吗？

六耳作为志愿者，他说自己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介入，没有心理负担，因而更能理解工作者们的不易。

“一开始，比如没有实际接触项目，我相信像我一样的人，大家都是抱着极强的热情和热血，觉得我应该为我们这个社群做一些事情。当你接触到一些实际的项目工作，或者当你想要去把那个想法落到实地推进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嗯，限制啊，条条框框啊。或者当你要去解决一些特别实际的问题，比如筹款或者解决其他的一些阻碍，你会发现要处理问题，不是仅仅凭着非常理想化的热血（就可以解决的）。热情当然很重要，但是运营一个机构可能更需要的是冷静的头脑，理智的判断。”

在青年同志论坛闭幕礼上，中国青年同伴网络的小锐，青年同志论坛的筹委之一，他援引了电影《熔炉》中的一句话，“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被这个世界改变。”

笔者再次想到马修提起的“做当下对的事情”，相对于一套抗争、改变、被改变的体系，基于当下做出判断似乎是更为切实的一种生活心态。

未来的事情，无人能够预知。令笔者印象深刻的事是，LGBT 界的公益人，大都认可一点——我们自身工作胜利的标志便是自身不再具有存在的必要。骄傲节的存在是为了有一天不再有骄傲节、发声的存在是为了有一天不再有发声的必要。

在青年同志论坛微信群的讨论中，有一次，大家讨论到“LGBT平权”阶段性胜利之后的计划。所谓的“运动者”们对未来信心十足，众人坦然期待“胜利”的那一天。那一天，每一人可以转身投入更新的议题之中，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不再特异地存在。那一天，可以挽着爱人的手，牵着狗，不畏惧他人眼光，悠然地漫步在阳光之下。

这幅图景如此栩栩如生，如此近在咫尺，相对于扶贫、维权、环境、宗教、种族等其他公益领域，这是最令人欣慰的一副未来了，几乎让人如沐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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