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在大连宾馆说的什么？

本篇原系作者1962年8月12日在中国作家协会于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时中国作协曾整理了一份供上报和内部参考用的记录稿并铅印过，题目即为《在大连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注明“没经本人看过”；也未公开发表。我据铅印稿并参照原记录编入由我审定稿的《茅盾全集》第26卷——丁尔纲注)

听到同志们和周扬同志内容丰富的发言，我感到有很多启发，才有胆量来讲儿句。讲一讲关于题材问题，创造人物问题，也说点形式方面的问题。我看作品是走马看花，记性很坏，一个星期后就模糊了。在这个会上得到很多宝贵的知识，我陆陆续续地记下了。看了三篇小说：《老坚决外传》、《赖大嫂》、《四年不改》。
一 关于题材的问题
周扬同志讲得很好，我也没有新的意见。他说题材还不够广泛，农村技术人员写得还比较少，有的题材现在还不能写，我同意，过一个时候可以写。有的题材确实不好写，但可以用侧面的方法，使它不会产生副作用，即不是写了缺点，而是有人与之斗争，不是单纯地暴露，而是巩固社会制度，不是挖墙脚，在短篇中处理较难，至少需要中篇才能展得开。

二 人物创作的问题
典型人物与题材创造当然有些关系，我现在就讲一讲最近短篇小说中所创造的人物。最近几年，短篇小说不少，创造的人物比过去进步得多。首先这些人物不但有个性，而且从说话中也表现了个性，人物从开场到以后，说话调子是一样的，表现出了个性，这是几年来很显著的成绩。如我们古典小说《水浒》中的人物便是如此。鲁迅先生的小说写的是绍兴人，却要用兰青官话，所以写知识分子很好，农民就差些，有时也不免用几句绍兴话，如《离婚》。当然这是个方言问题。我们的作品干部写得不少，但大部分一律用干部腔，从动作到语言，都是这样。描写知识分子很少，写青年知识分子还有些，老年的就很少了。写年老的多半是戴眼镜，穿一件破旧的洋装，舞台上常常就是这样，其实也不一定，只是表面地写，通过内心深刻的表现就比较少。
工人、农民写得很多，是过去所没有的。工人农民也是写两头的多，但中间状态的少，写中间状态的也有，但不是作为典型。即不是作为学习榜样，又不能作为批判对象的就不写。其实还是可以作为典型的。比如马烽的《三年早知道》，是中间状态的人物，既幽默而不油滑，我们写两头的典型，写得非常生动鲜明，但还是太简单些。事实上精神状态还要复杂些，我这里想顺便讲讲，一个时代都有它的典型，如屠格涅夫的罗亭、巴扎洛夫；高尔基的《母亲》；鲁迅的阿Q；《红旗谱》里的朱老忠；赵树理的小说等等。鲁迅时代不会产生朱老忠，阿Q也要革命，但不会是朱老忠那样，阿Q之所以以悲剧结束，是合乎那个时代的。

在古典文学作品中、戏曲中，帝王写得很多，封建社会加以歌颂的帝王如李世民且不论，写亡国之君的多半概念化，过去属于统治阶级的文人，写皇帝都没有写得好。司马迁的《本纪》没有《列传》写得好。至于民间创作写皇帝就比统治阶级的文人写得好。但写坏皇帝都差不多，其实历史上的亡国之君，面貌也是很不同的。如崇祯在大势已去时，骂臣子说：我不是亡国之君，你们是亡国之臣！崇祯当时倒是厉精图治、自奉甚俭的，但他认不清自己的缺点，做了十五年皇帝，用了五十个宰相，世界史上少有。他用人太稠，今天觉得此人好，封大官，没几天，又觉得不好，赶出去。所以他其实是刚愎自用。隋炀帝是亡国之君，与崇祯又不同。崇祯换了五十个宰相，用得最久的，却是一个最坏的；崇祯很容易听别人的话，不能识人，却自诩聪明，实则自己没有主见。要写人物的典型性格，他有他的复杂性。
又如林则徐。最近看了林则徐的日记，有许多手稿，是嘉庆到道光二十几年，最初的是一八一二年，最晚的是一八四五年，包括鸦片战争在内，距现在一百二十五年。我们看看那时林则徐是怎么想的。他是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是进步的，这是没疑问的，他很注意欧洲的文明的，但同时有不少唯心主义的迷信思想。他是被专门派到广州的钦差大臣，当时巡抚是邓廷桢。这之前林则徐做过两湖总督，江苏抚台，浙江巡抚，两江总督。去做江苏巡抚时，搞了许多水利工程，应该说也很有科学观点；可是每逢天旱，总是清早非常虔诚地去求雨，到下多了，又去求晴，好几次在日记上记着，去的时候晴天，求了就下雨。可见是相信的。对每年主考官是谁，每场试题是什么，从江苏抚台一直到两广总督任上，每次考试多少人，都详加记载。一方面对于外国政治经济学很注意，一方面对封建文化制度还是那么认真，这方面他也有两面性。还有一点很妙，林则徐不像戊戌政变的那些人，他以钦差大臣身份去广州时，沿路大小官员迎送，到新疆流放时，也仍然大小官员迎送，可见是得人心的。到兰州时，陕甘总督立刻去拜会他，由此可见，大部分官僚也还是有爱国心的，他受人尊敬也是因为禁烟。他写了不少对联、册页。皇帝的上谕，认为他在广州办外务多有不妥处，也没有具体指明他的罪状。琦善到广州后，也还是经常拜会他，找他商量的。（周扬同志插话：“电影写得简单。”）后来北京受了压力，琦善献策，道光就相信了琦善。当时命令是要林则徐交了两广总督，进京听候处分，不几天，又要他留在广州等琦善，琦善到了之后，也没听他的意见。琦善向英国投降，描写甚详。琦善结果是抄家、革职、押解北京。林则徐后来去新疆，不久又命他到南疆去搞水利，到黄河决口，又钦命他为钦差大臣，到南疆又搞水利，以后告老还家。最后，又命他为统率兵马的元帅，去打太平天国，走到广州死在中途。估计他不死还是会去打的，因为他有很大的正统思想。复杂性相当多，相当复杂，不能只看他一面，他还有落后的一面。那时候有一个名为钱江的人，是个举人，他召集许多义勇军打英国人，到新疆与林谈过几次，有个材料说他后来到了太平天国，另一材料说又投到了清朝，作饷官。

所以林则徐这个人也是复杂的。我们现在写农民，我们相信他觉悟确实是提高的，但究竟是小生产者，有些尾巴是不能硬割的。我们写农民有时是简单化些。农民思想是进步的，但由于文化水平，思想修养的关系，是不是对社会主义看得那么清楚？人是不同的，多样的，农民也是复杂的。我们的作品有了很大进步，但典型人物也还不够多样化，还有点简单。

三 谈谈形式方面
从短篇小说来说，有一个时期，对环境描写比较少，最近写得比较充分。近来看了近三年来的短篇小说，用第一人称的特别多。孙峻青的两个集子，几乎全部是第一人称，我看准备入选的，也大部分是第一人称的。赵树理、周立波、康濯第一人称的不多，马烽、茹志鹃第一人称多。你可以看出，这个“我”不是人物，没有性格，只是串连情节的线索而已。这不能不说是差一点的。《光辉的里程》（杜鹏程作）的“我”，是一个人物，其它的就少。
结构问题。是指情节安排，怎么开始故事、结束故事，如何展开矛盾，结束矛盾。从结构上讲，也是不够多样化，很少奇峰突起。技巧如弄得好，感动人的力量更加深，有的作品我们大致上可以猜到它怎样结束。这是技巧问题，表现得好，主题是可以更突出表现的。这与作家生活的广度、深度有密切关系。
作家生活的广度与深度，周扬同志说的所见、所感、所信，所信是与作家的广度深度有关，如果广度有，深度不够，看人不会很透彻。我一向相信，下去要有根据地，但老呆在一个地方，不到别的地方去，所见会狭隘。因此了解全面与深入一点，是有关系的。如农村，你只在大队，而不到别处跑跑，所见不广，对你的深入了解是有损害的。专门写农村的，也应该对工业有所了解，住在南方的作家也应该看看北方的农村。深入生活，我觉得应该这样。
从生活出发，但不了解政策，是不行的。领导上出题目当然是不行的，但要请教领导，因为领导掌握得全面，如果领导的话与自己所见不同，也可以比较，省委第一书记以及各方面分工的书记，你们找他们，他们会欢迎的。当然题目还是要自己出的。
关于丰富我们的知识，我觉得历史知识很重要，中国历史很丰富，中国的历史书籍，《左传》、《战国策》，非常形象化，新编的通史不是用这个方法。
我们要看看那些写人物的历史。从前是写人的，现在完全是结论。
李希凡同志写过一篇讲人物的提高与拔高问题的。我没看过。我们所谓提高是指概括。即高尔基所说的小商人要综合概括许多小商人，这种概括是我们生活中出现的，不过把它概括在一起，使之典型化。拔高是把人物没有达到的，你把它搞在身上，就不是那么真实。林则徐、曹操、勾践还有下边的人都有些拔高，那个时代都没有。

四 讲几篇小说
关于《老坚决外传》，大家有些意见，我都同意的。
这篇小说是篇好的小说，但还不能过瘾，还没有挖到更深的地方，可能有些顾虑。他所讲的问题，也不是内部矛盾的主要问题。“老坚决”写得深一点，王大炮就差一些，更加简单化。在这个小说中，作者已指点出王大炮主观，我想王大炮他的缺点，还不仅仅是主观，主观这是思想根源，王大炮的性格应该还要复杂一些，没有挖得很深。所以我想生活中的老坚决与这篇的老坚决不一样。写了老坚决以后，我们还有其他老坚决。大家谈到顶风是各式各样，还有文章可做。写了有没有副作用，从理论上讲很简单，实际上就不一定了。要写这样的题材，不只是写那样一些事，不是给人消极的印象，不是挖墙脚，而是为了巩固基础。
可以讲一讲“投鼠忌器”的问题。有时是投了鼠伤了器，鼠如王大炮，器是指集体化。投鼠不中反而伤了器，那是不好的，所以投鼠不伤其器，而要使器巩固起来，优越性就更能看得清楚起来，这就是好作品。一方面是投鼠忌器，一方面有些事物也可以写，只在于怎样写，怎样有分寸，分寸不对，你不想伤器，那么也可能伤器。
作家看看、等等的问题，我赞成作家没有看清的时候，可以再看看。当然有宣传作用的东西，也可以宣传一下，但写作品，没看清，可以等等。刊物要不要等等，刊物如果要求每篇都有分量，也太高。有一、两篇有分量也就可以了。在目前人力下，有一两篇生命力长的也可以了。这几年实际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再把题材范围扩充一下，那么刊物还可以编的，如果非全部要登内部矛盾，那就困难了。写技术人员少，我想是因为很少接触内部矛盾。《耕耘记》是写到了的，如果这方面也注意一下，可写的也不少。还有，我们现在有中央级、大区级、省级三种刊物。如果这些刊物都要有一两篇有分量的，是力所不及的。前一阵，市、县、工厂都有刊物，现在已经精简了。人力、纸张既然这样困难，省级刊物是不是也可以精简一点。《东海》那样编，何不就放到《上海文学》呢。或者调剂一下，在报上搞个副刊，恢复大区刊物，省报文艺副刊加强。编辑能搞创作的，下去三年。
《赖大嫂》也是篇很好的小说，是侧面来反映的，是现在的新面貌，养猪是严重的问题，却写得很轻松，这篇小说很有意义。赖大嫂这个人物不必拔高，有的读者认为要拔高。这个人物是对养猪的好处有怀疑，这种人物事实上会得到教训，最初怀疑后来相信了，这也有教育意义。这类事农村会很多，但都写这些也没有意思。从这篇中可以得到一种启发，这类事对中间状态的农民是有积极意义的，也还是可以写。
《四年不改》是一九五六年的作品。批评的是官僚主义，记者客里空（俄语意为“乱嚷的人”“好吹嘘的人”“饶舌者”），结尾很有讽刺意味，又提倡植树。官僚主义、不那么实事求是、形式主义，要扫清这些也是相当长时期的。这篇小说现在看来仍有意义，仍有教育作用。作品是写得夸张一点，作为讽刺小说是允许的，写报导是不行的。我们有几年，是把小说看成实际生活中的人了，因此搞得很紧张，其实小说还是小说。讽刺可以夸张，态度还是要严肃的。形式上，这篇小说开始不是第一人称，后来变成第一人称，写得还活泼。斗争的复杂性、艰苦性，这篇小说写得不够深刻。《老坚决外传》也有这么一点不够，写顶风也还简单。斗争有思想方面的，内部矛盾和各方面的，写简单了就失真，感人力量就差了。
大跃进中有许多也是有好东西可以写的。我不知道农村中的工厂如何。（赵树理插话：服务于农业的还保留，多数停了。肥料厂造的大都不是肥料，小农具工厂也下放到队里了。）

1962年8月2日至8月16日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宾馆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通称大连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