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的“边币”，国民政府的“法币”，是如何进行持久战的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全面抗战正式打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正式形成。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敌后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心，也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后方。

同一个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也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努力地开辟大大小小的敌后革命根据地，像一把尖刀一样插入敌人的心脏。然而，这些根据地都是建立在敌人统治区，又都是山地，平原，湖泊的交叉地区，经济十分的落后。

为了解决敌后根据的生存需要，他们创造性了使用了“持久战”理论，建立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发展地方经理，逐步拥有了与日军，日伪，国民党作战的经济能力。

其中最为典型一个案例就是，敌后根据地发行的“边币”与国民政府的“法币”，展开的一场持久，惊心动魄的货币战争。

经济的发展，少不了货币的推动，也左右着战争的步伐。一个政权想要保持正常的运转，货币的控制是一项最基本的措施。敌后根据地，经济想要获得独立发展，就必须冲破法币的封锁，驱逐伪币的存在，才能完善金融体系。

1935年10月，红军结束战争之后，中华苏维埃成立了第一家国家银行。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为了顾全统一战线的大局，边区政府同意收回苏维埃银行货币，将国民党的“法币”作为边区唯一的合法货币。

1937年10月，国家银行西北支行，暗中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银行，一举成为边区、抗战的金融中枢，但是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缺点，陕甘宁银行只是国民政府的一个“出纳员”，除了负责给八路军发军饷，维护法币的流通，其他业务都不开展。

为了解决启动资金不足的情况，边区银行开始一边充实银行的抵押进库储备，一边让贸易资金通过银行流转，逐渐沉淀下来。在这样的基础上，边区银行进行建立独立金融体系的尝试。

第一个措施，就是在“辅币”上下手。

国民党供给大部分都是“一元”以上面额的货币，这直接导致“辅币”的短缺，一些老百姓买东西，甚至拿出了邮票这个东西，充当“辅币”使用。

1938年，边区银行委托合作单位——光华商店，让其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发行一些面额为2分，5分，1角，2角，5角的小额货币，后来又增加了2角5分，7角5分多的辅币。

大家都之道，货币的发行是一种最难驾驭的一种权利，南京政府成立之初，为了统一货币，消除军阀经济割据，所作出的努力，是难以想象的。

孔祥熙知道边区发行“辅币”之后，也曾担心边区货币，会独立于法币体系之外，也曾写信为林伯渠。但是，南京政府，也难以提供如此大量的“辅币”，各个地方都在想方设法发行小额度辅币，最后“光华代价券”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完全停止了向边区的财政拨款。

随着战争的消耗，国民政府也出现了赤子，逐渐的开始滥发纸币，法币迅速的贬值。这个时候，国民政府将大量的法币，对边区进行投放，抢购物资，企图将通货膨胀的恶果转嫁给共产党。

1941年1月30日，边区政府下发文件《停止法币行使公告》，开始发行边币，驱逐法币，独立建立自主的金融体系。

法币毕竟流通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边区政府的干涉法币和边币的兑换比率，导致外汇黑市交易屡禁不止。

1941年3月，边区银行推出“货币交换所”公开挂牌交易，根据市场的需求调节价格，调剂余缺，打击货币投机，基本上消灭的黑市交易，稳定了边币的稳定。

随着战争的进程，共产党独特的金融机构，也逐渐从陕甘宁地区，进入了华北，华中，中原和江南的广大地区。这个时候，更加的艰难，不仅要面临国民党金融封锁，还要防止日本的金融洗劫。

日本占领华北，华中和华南后，为了“以战养战”先后扶持了两家银行，想用发行伪钞的方式，强行收购和掠夺物资，一时间所谓的“军用票”“中储卷”等伪币充斥金融市场。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用法币套取外汇的渠道彻底被掐断，于是就变换手段，将控制的几十亿法币，源源不断地送到国统区，根据地套购物资。这种经济上损失，比日军直接抢掠来的更加可怕。

尤其是山东地区，仅仅1942年，就涌进几亿元的法币，掀起了通货膨胀的浪潮。

关键时刻，中共出现了一位经济学家——薛暮桥。

薛暮桥，相当大胆的尝试，用控制货币的发行量，来控制整体的物价。他要求每发行一万元，必须用5000元购买粮食，棉花，花生等重要的物资，如果物价上升，就出售物资，平衡物价，反之则发行货币，收购物资。

懂经济的人应该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物价本位制度”。

尽管当时很多人不了解，但是效果是显著的，在货币战中屡试不爽。银行发行货币，必须将其中的一半，交给成立的根据地工商局，用来收购物品。工商局随时注意市场变化，通过吞吐物质的方式，调节货币的流通。

经过两年的时间，一直到1943年，各地物价普遍的下降，人民生活得到盖上，边币在与法币、伪币的斗争中，成为最后的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