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绘画中的灾难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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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世界就要了解世界，而了解世界的诸多可能性，也许能帮助我们应对一场瘟疫。

我们当下能从研究古老的视觉艺术中获得什么？当我们变得越发无助时，这个话题便值得讨论了。描述世界就是理解世界的过程，而了解世界的诸多可能性，也许能帮助我们应对一场灾难。所以，现在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世界也许是有价值的。

在前现代的欧洲，严重的细菌瘟疫会经常出现。由于对现代医学的无知、糟糕的卫生条件和国家间的贸易，导致病毒迅速蔓延和传播，并造成大量人员死亡，这些日常生活中的戏剧性变化在文学和视觉艺术中均得到了回应。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73，意大利文艺复兴诗人）的《十日谈》（Decameron，1353）讲述了男人和女人彼此隔离并躲避黑死病（Black Death）的故事。那场瘟疫也极大影响了意大利绘画，任何一个有幸活下来的人，对地狱的景象都有不同的理解。

尼古拉斯·普桑，《阿什杜德的瘟疫》，1630，布面油画，148 x 198 cm，现收藏于巴黎卢浮宫。

尼古拉斯·普桑（Nicolas Poussin，1594-1665，法国巴洛克画家）从未在他的历史题材中描绘当代事件，但他的《阿什杜德的瘟疫》（The Plague at Ashdod，1630）却借鉴了他对当时米兰瘟疫的认知。他在画中所描绘的主题是《旧约》（Old Testament）中的《撒母耳记》（Book of Samuel）。（撒母耳记上第5章1-6节）：

【撒上五1】「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亚实突。」
【撒上五2】「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放在大衮的旁边。」
【撒上五3】「次日清早，亚实突人起来，见大衮仆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就把大衮仍立在原处。」
【撒上五4】「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衮仆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
【撒上五5】「（因此，大衮的祭司和一切进亚实突、大衮庙的人都不踏大衮庙的门槛，直到今日。）」
【撒上五6】「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亚实突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亚实突和亚实突的四境都是如此。」

因此，是非利士人偷窃了约柜，才造成了这场大瘟疫的发生。

普桑是那个时代著名的博学之士。他画中的建筑来自于文艺复兴时期悲剧戏剧的布景；同时也借鉴和引用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和拉丁文学典故。在《阿什杜德的瘟疫》的前景和右边，我们看到了鼠疫造成的死亡景象。在画面中央和左边，人们仰望圣殿中最左边的约柜。而就在神庙下方的浮雕处，我们看到了几只老鼠，它们是传播疾病的媒介，四处乱窜。

这个故事背景是残酷的，但这幅画的画面感却又是非常优雅和极具文学性的，或者说，由于画面过于唯美，而无法传达任何真正的威胁感。毫无疑问，地理上和历史上的遥远距离，促成了这种效果。这种效果也在早期的绘画和文学作品中经常显现。

看看画面中心底端的那个被透视法缩短的女人，或者观察一下右边前景中的细节：一位年龄幼小还无法理解这场灾难的孩子，被一位用鼻子挡住恶臭的男人牵引着。这张画面，被各种奇妙形象和元素构建而成，显然，这是一件艺术作品，而不是一个纪实场景。

多梅尼科·加朱洛，《集市广场，那不勒斯瘟疫》，1656，布面油画，现收藏于那不勒斯圣马丁国家博物馆。

通常，大多数的前现代艺术家并不会在大型历史绘画中描绘当时时代的灾难。但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多梅尼科·加朱洛（Domenico Gargiulo，1609-1675，意大利画家）。他的《集市广场，那不勒斯瘟疫》（Market Square， the Plague of Naples，1656）描述的就是，导致当时意大利最大城市那不勒斯一半以上人口死亡的瘟疫。

加朱洛还曾描绘过该城的另外两次灾难：1631年维苏威（Mount Vesuvius）火山大爆发，以及1647年由贫穷渔夫马萨尼洛（Masaniello）领导的起义。由于马萨尼洛是一个平民，他不能在历史绘画中被描绘成一个英雄人物；因此，他的反叛也被视为一场自然灾害。

Largo Mercatello，现在更名为但丁广场（Piazza Dante），它是那不勒斯一个大型集市广场。在这幅画的后方，我们看到了一堵城墙，它于18世纪中期该地区重建时被拆除了，而死者都被焚烧或掩埋在城墙之外。与《阿什杜德的瘟疫》相比，我们的视线处在更广的俯视角度，从高处鸟瞰，我们离人物的距离变远，死者被堆成一堆又一堆，很多都没有人负责。

普桑笔下的人物仿佛是在用艺术的方式演出一场历史上的悲剧；而加朱洛的这幅画描绘的则是真正的混乱，这种大规模埋葬的景象是令人恐惧的。在画中维苏威火山上方的天空，也就是天堂，出现了天父上帝的形象，尽管耶稣跪在那里祈求，但他仍未出面来拯救这场人间灾难。

安东尼-让-格罗，《波拿巴去雅法看望瘟疫患者》，1804，布面油画，209 in × 280 inches，现收藏于巴黎卢浮宫。

1799年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入侵中东时，他的军队染上了鼠疫。安东尼-让-格罗（Antoine-Jean Gros，1771-1835，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创作的这幅《波拿巴去雅法看望瘟疫患者》（Bonaparte Visits the Plague-Stricken in Jaffa，1804），展示了这位皇帝勇敢地触摸生病的士兵们，这是法国国王自古以来用于治愈瘰疬（Scrofula）患者的传统手势（由于君主具有神圣的权利，通过王室的接触 —— 英格兰或法国君主的接触，可以治愈这种疾病）。

因此，这幅画真正的主题与其说是描绘法国士兵的苦难，不如说是表现出拿破仑的英雄主义。衣着华丽的皇帝毫不迟疑地摆出仁慈的姿态，而陪同他的军官却向后退缩了。但传说在他远征失败后，拿破仑便放弃了感染疾病的军队。格罗是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1748-1825，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的学生，他受委托绘制了这幅政治宣传画，这幅作品曾在巴黎沙龙（Salon，1748-1890，西方世界上最大的年度或两年一次的艺术盛会。）上展出。

与前现代的瘟疫一样，当下的新型冠状病毒也是一场国际公共卫生的灾难，它不仅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而且在人们试图阻止其传播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扰乱了人们以往的生活。然而，我非常怀疑当代绘画是否可以给予这类事件一种恰当的回应。人满为患的医院病房或国际机场的检测队伍，可能远远不足以体现这场悲剧。

像普桑那样用优雅的构图来表现死亡，在当今的公共艺术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而各国领导人在疫区视察急救人员或在医院安慰病毒受害者的图像，都很难体现能凌驾于这场悲剧的力量。因此，普桑式的寓言也会将冠状病毒的传播视为来自上帝的惩罚。

没有什么比瘟疫现场更加混乱的了，在那种现场，传统社会的秩序被彻底打破。但在这三幅截然不同的图画中，每一幅都有一个明确可循的原则，不管是可见的还是隐藏的。在普桑的画中，是上帝制造了瘟疫，惩罚众人；在加朱洛的画中，上帝凌驾于混乱之上，甚至在恐怖事件发生时也没有抑制恐怖的力量；而在格罗的画中，拿破仑是不可战胜的领袖，就像中世纪的圣人一样。

当这样一种有序的原则不复存在时，就像今天发生的状况一样，一个有良知的当代画家该如何继续创作下去呢？这个问题似乎没有答案。部分原因在于全球化，当今，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灾难，其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场灾难的不可预测性，也可能使它更加可怕。

现在我们对当代事件的陈述和描绘是基于真实的画面。自从现代主义出现以来，像加朱洛这样的神权主义绘画形象已经无法令人信服了。摄影和电影成为了表达当代现实的新手段。当代视觉艺术家利用新媒体是否能延续古老大师的历史绘画，并得到新的关注？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本文不便准确地展开。如有兴趣，大家可以阅读马克·菲利普斯（Mark Salber Phillips，1946）和乔丹·贝尔（Jordan Bear）于去年出版的新书 ——《历史绘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What Was History Painting and What Is It Now？2019，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出版），这本书列举提出了一些关于该话题的当代性案例和讨论。

马克·菲利普斯&乔丹·贝尔，《历史绘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2019，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出版

有趣的是，当这样的剧变发生时，人们的思想仍然会转向绘画中的社会角色 —— 这个支点似乎触及到了对情感深度和某种象征性的渴望，而且只有绘画，通过自身历史递进的层层丰富性，才能传达出这种渴望。

END .

本文由“ABAGo”艺术主理人快乐大胖原创，不可转载或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