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前，宰相早朝上殿，皇帝待之以礼，赐座看茶。到宋朝时，宰相只能站着同皇帝议事。
据说这是因为有一天，宰相范质等人向宋太祖奏事，开始大臣们还坐着，宋太祖称自己眼睛昏花看不清，让大臣们把公文送到他面前。范质等人起立将公文送到太祖面前，退回到原处时，座位已被太祖派人撤掉了。此后，宰相大臣就只好站在皇帝面前议事了。
明代自朱元璋起，明文规定须“众官皆跪”。清朝，官僚上朝跪地时间特别长，以至于大臣们都备有特别的护膝。
宰相上朝由坐到立再到跪，这的确是相权下降的标志。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这一转变的始作俑者是宋太祖赵匡胤。
“坐论之礼”的废除历来受到历史研究者与爱好者的重视。长期以来，有学者认为废坐论之礼是中国古代朝仪史上历史性的变化，是专制君权加强的里程碑式标志。
但是宋代宰相见皇帝由坐到站，是不是因为宋太祖的这个小动作呢？
后周末年，范质、王溥、魏仁浦三相继续为相，宋太祖礼遇有加。范质等人以是前朝旧人，多次提出辞相，但是太祖都不允许。直到乾德二年（964年），太祖才同意三人的请辞，赵普拜相。
太祖既然礼遇有加，何以在乎坐立的小节？这既不符合宋太祖赵匡胤本人豁达的性格，也不符合宋初政局的实际。
宋初的陈师道《后山谈从》中记载：“太祖既受位，使告诸道。东诸侯坐使者而问故：‘宰相其谁乎？枢密使副其谁乎？军职其谁乎？从官其谁乎？’皆不改旧，乃下拜。”宋太祖代周而立，各藩镇军界实力派的这番盘问，生动反映出留用后周宰执对新建立的宋朝稳定政局的重要意义。留用前朝宰相的情况，五代时期并不少见，这在动荡的时局中给无奈的人们，带来某种政策延续的稳定感。
初登大位的宋太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资历有限，周围有一些位高资深者睥睨。这时能得到三朝元老范质等人的支持，有利于新政权的巩固。范质、王溥、魏仁浦三相既富有文行才干，又练习朝廷故事，沉厚精审，这是太祖身边的一帮武将出身的“义社兄弟”们所没有的，从实际执政治理而言，范质等人也是宰相的最佳人选。
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太祖是有大抱负、大胸襟之人，不至于会以让人偷偷撤掉座椅的方式显示自己的权威，或者给范质等人一个“下马威”，于情于理皆不合适。
另一种说法是，范质等人因心存顾忌，惮于太祖的英睿，“每事辄具札子进呈”，赐坐看茶之制无形中取消。
但是，宋代宰相上朝不再赐坐看茶并非范质等人任期的特殊情况，即使范质后的宰相沿袭此例，这背后也有更深刻的缘由。
北京大学宋史专家邓小南教授的《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中认为“每事辄具札子进呈”说明君臣共同处理政务繁忙，坐论之礼的废除更反映出行政体系运作过程中君相互动方式的调整。
宋代以前，皇帝与宰相“坐而论道”中透露出一种从容感。宋代文臣地位高，作为文臣政治首领的宰相，不再赐坐看茶的主要原因是“不得从容”。
为何宰相上朝“不得从容”了？
唐末五代的帝王往往疲于应付军事、变故，对于日常行政事务过问不多，掌管军事的枢密使皆是皇帝心腹之臣，日与议军国大事，其权重于宰相。在这种大环境下，宰相得以“坐而论道”、“从容赐茶”，正是他们疏离核心决策的反映。
宋朝建立后，皇帝更加关心臣民庶事，国家权力重心逐渐从军事事务向行政事务转移，中央政治权力逐渐向宰相机构中书门下回归。革除五代弊政，百废待兴，宰相不再从容地“坐而论道”，是因为需要处理繁忙的政务。这是北宋初期中枢机构的设置改革的结果，也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宰相的事权。
宋英宗曾与他的宰相们说：“朕日与公卿等相见，每欲从容讲论治道，但患进呈文字颇繁，所以不暇及。”这证明是烦琐的事务阻碍了皇帝与宰相的“从容讲论治道”。
看来“不得从容”的不仅是宰相，皇帝也是如此。
从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长视角来看，皇帝在不断强化最高决策权的同时，逐渐走向处理国家政务的前台。皇帝不仅是国家元首，也逐渐向政府首脑演变，宰相与皇帝的关系不再是“坐而论道”的咨询者，更多地成为了“参总庶务”的政务官。
宋代“坐论之礼”的废除，不是因为宋太祖的小家子气，而是因为从五代到宋初国家权力重心回归中书门下，宰相恢复事权，“不得从容”的结果；也是皇帝强化最高决策权，更多参与行政事务，“不得从容”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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