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即隐居之士，指的是那些具有超凡才德学识、追求思想自由的人，他们不愿委曲求全，不肯依附权势，不肯入仕做官的隐居者。
在我国古代，有很多隐士，他们孤独、高傲、超脱，他们对当世有着冷静的思考，超凡的大见解，看淡入仕为官后的繁华富贵，而是甘愿隐居于山林田野之间，进行人格上的自我升华。
许由、巢父可谓是最早的隐士，两人据说都是远古尧帝时期的高士。
巢父因筑巢而居，人称巢父。尧帝以天下让之，巢父不肯答应。
尧帝又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而逃去。许由不干也罢，但他居然认为尧帝说的那些话污染了自己的耳朵，就跑到颍水河边清洗耳朵去了。
恰巧巢父牵着小牛犊到河边饮水。巢父见状就问许由在干什么？
许由就将尧帝要把天下让给自己的事诉说了一番：“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
谁料，巢父却蔑视地说：“子若处高岸深谷，谁能见之？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声，污吾犊口！”（晋皇甫谧《高士传》）
巢父更绝，他说许由你一直隐居于高山，尧帝能找到你？而你故意四处游荡，想得点名声，如今来洗耳，只不过是故作清高罢了。
巢父说罢，还拉着牛犊走了，他还怕许由洗过耳朵的水脏了自己牛犊的嘴。
无论怎么说，巢父和许由是开了隐士的先河，在他们之后，老子和庄子也可以说是隐士。
老子起初在鲁国掌管着图书，后来不知怎么的，自己骑着一头青牛，西出函谷关，不知所踪。
庄子崇尚自由而不应楚威王之聘，甘愿做一个宋国的“漆园傲吏”，后隐居于南华山，卒葬于南华山。
还有其他很多的隐士，比如鬼谷子、黄石公、陶渊明、竹林七贤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魏晋及稍后的南北朝时期，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生成了“隐逸文化”，有大批的名士遁迹山林，当起了隐士，六朝隐士之多，恐为历代之冠。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隐士呢？其实，主要有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两种。
主观原因：
也就是内在原因，他们一般都是情操高尚、淡泊名利的人，生来就不喜欢做官，而是追求自由，一生纵情于山水之间，如晋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宋代“梅妻鹤子”的林逋。
在古代，真正因主观原因而归隐于山野之间的隐士还有很多，但受限于史料的记载，我们知道的并不是很多，因此，我们所熟知的还是那些因客观原因而归隐的隐士。
客观原因：
也就是外在原因，儒家创始人孔子虽然倡导儒士积极入仕，但他也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孟子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这也就是说，文人要看当世的形势是否清明，如果政治清明，则适合出来做官，若政治黑暗，则应独善其身，等待明主，如商代末年的姜太公，东汉末年的诸葛亮，元朝末年的刘伯温。
实际上，每逢朝代末期，一般都是政治黑暗，奸臣弄权，腐败丛生之际，一些正直之人不肯同流合污，他们就选择做起了隐士。
尤其是魏晋时期，司马氏的残酷统治，造成了我国历史上独有的一种文化——魏晋风尚，以“竹林七贤”为首的名士们为了避祸，有意做出不合常理的动作，故意装疯卖傻；有的名士们则直接隐居于山野，每日饮酒赋诗，好不快活。
还有一种客观原因就是因异族的统治，如元代和清代之初，他们有气节，不愿接受异族的统治，初起而奋争，后不成而隐居。
比如喊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实在是无法实现“反清复明”的愿望后，只好一生隐居，屡次以死拒绝出仕于清朝。这样的人还有傅山、黄宗羲、王夫之等等。
在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之外的，还有一种隐士，他们也追求入仕，但因种种原因，无法实现入朝为官，最后只好做起了隐士，比如“半官半隐”的王维，孟浩然，还有因卷入科场舞弊案而失去入仕机会的唐寅。
常言道“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说的是隐士们看破红尘而隐居于山林，其实只是形式上的“隐”而已，而真正达到物我两忘的心境，反而是能在最世俗的城市中排除嘈杂的干扰，自得其乐，这才是真正的大隐。
可真的是这样吗？以笔者看来，这样的“大隐”也只不过是蓄势待发，期望能在朝市中遇得明主，从而实现入仕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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