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周一，我们来讲个法律的工作话题。
这个案例我想尽了各种办法，也没有找到相关法律文书，因此后面的行文不可避免的有我的推测部分，具体以官方文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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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生在1990年，也就是31年前。
现在86岁，当年才55岁的盛姓公民与他人合作建房。怀疑就是城里人在农村宅基地上建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产权房。
因不同的行政部门对该建房行为评价不一，盛大爷被处以没收等行政处罚。
没收财产当然是标准的行政处罚，这也就是一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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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被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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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房屋又遇强拆。这当然涉及到行政强制的合法与否以及程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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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盛大爷走上“马拉松”诉讼之路。
这一官司从区打到市行政执法机关；从地方基层人民法院、市中级人民法院打到省高级人民法院，再申诉到省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最终抗诉到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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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行政和民事法律关系交织，该案历时31年引发多个行政和民事诉讼，相关部门前前后后作出4个行政执法决定和16个司法决定、裁判，这意味着盛大爷自己的一个“案子”，在执法司法部门办成了至少20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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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大爷从55岁到86岁一直奔波在维权路上，几乎在诉讼中度过了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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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的一个午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交流会上，剖析了这起行政赔偿抗诉案件。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当场部署抓紧整理报告，并明确指示“该案反映出的诉讼程序空转问题很典型，可以作为主题教育期间的典型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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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员与最高人民法院办案人员协同办案，促使双方当事人逐步缩小诉讼目标差距，涉案行政机关也表示绝不会“新官不理旧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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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反复做促和工作，2020年12月18日，双方达成和解，盛大爷拿到了应有的补偿，这起行政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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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司算是胜诉了，但这场官司付出的代价可不小。
1996年老婆与他离婚后，盛大爷便与患有小儿麻痹症的侄子一起生活。
2021年1月22日记者一行特意来到盛大爷家里回访，发现：老人的家里有些凌乱，两张单人床、一个轮椅、一个小茶几将不大的客厅挤压得空间愈发窄小，茶几上堆满了杂物。
当记者准备把笔记本放在茶几上时，发现台面上还摆着几块儿“有些日子”的干巴鱼骨头、一包“黄果树”香烟、一堆材料，一个裹着尘垢、写着岁月，碰一下会黏住的牙签盒。
这期间他的儿子也先他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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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感慨：从这个角度看，这个31年“长久的等待”，对于他也许还是有些悲凉与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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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指出：“31年申诉、3年抗诉、1年半做和解工作，86岁老人几度悲凉，我们必须思考如何把法治思想落实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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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多次对该案予以批示并指出：如果执法、司法为民只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公平正义就只是口号、标语，法律的温度就会很低，民心就会离我们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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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件的“周期”，竟然长达31年，真是令人咋舌，31年“长久的等待”，于盛大爷而言，总算有了结果。
但如果不是一个副国级的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的强力推动，31年长久的等待还会有这么个结果吗？
或许值得我们法律人沉思。
（资料来源：2021年3月6日中国青年报《竟把1个案子办成了20个案件，各省检察长们坐不住了》；同日法治日报《司法改革：“案-件比”—检察抓住了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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