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红（法学博士）
三八节快到了，婚恋与就业依然是与女性有关的常说常新的两个话题。对于女性来说，家庭与事业究竟孰轻孰重，可谓言人人殊。社会上曾经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女孩子不一定要有高学历，不一定非得在工作中干得多出色，无论自己干得多好，也不如找个好老公。因为只要嫁得好，即使谈不上锦衣玉食荣华富贵，但只要能衣食无忧日子安稳，无须在社会上辛苦打拼，就是最理想的生活了。
那些在事业上干得风生水起的女性，虽常被冠以女强人的称号，貌似表达了一种敬佩和赞赏，其中却多少有点儿揶揄的味道。一些人特别是男人说到女领导时，语气中的不服不屑不甘甚至嘲讽呼之欲出，至于女学者、女博士，几乎成了男人女人之外的“第三种人”。在一些人眼里，事业上成功的女性，生活是不完整的，只有把婚姻家庭同时经营得好的女性，才算是有了完美的人生。
事实上，不管是男性也好，女性也罢，事业有成、家庭幸福都是人生最平凡却也是最高的理想。然而人世间的事从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既然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那就退而求其次，只要有一方面顺心就可以心满意足了。自古以来，女性的“主战场”都是在家庭中，在那些少有的青史留名的女性中，她们的功绩也主要在于培养了德才兼备的子孙，比如孟母和岳母。
而从生理和心理上而言，“柔弱的”女性也对家庭有着更多的依赖，更是固化了女性对家庭的归属感。在男女平等观念已被普遍接受的今天，不少男人也希望女性要多顾家，如此一来，“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观念就有了广阔的市场。
对中国家长来说，生活的希望大抵都寄托在后辈儿孙身上。儿女们小的时候，担心他们的学业；及至儿女成年时，就又开始操心他们的婚事，这也是为什么每年春节期间催婚逼婚的话题能“炒”起来的原因。平日里，年轻人多在外面打工，父母们鞭长莫及，既数落不着，也无从张罗；趁着过年回家，好不容易逮着机会，当然要在儿女们面前唠叨唠叨，或者干脆逼着他们去相亲，希望他们能找个称心如意的伴侣，有个好的归宿。至于家有“剩女”的父母，心情则更为迫切，更是希望女儿能早日脱单，找一个能牵手一生的人。
给女儿找个“好人家”，是父母们的共同愿望，在这一点上，可谓自古皆然。美国学者伊佩霞在《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一书中，给我们讲述了这方面的例证。书中说道，“在子女很年轻时父母就考虑他们的婚事，做决定时以道德为标准，选好的人和好的家庭，留意财产状况，不仅注意未来配偶的性情品格，还同样考察他们的亲属，把整个过程视为烦人的负担而又是由年长妇女导演的令人兴奋的家庭乐章——这些特征都远远不是异乎寻常的。”
在宋代，操心子女们的婚事，给所有的孩子找到配偶，几乎是父母进入老境、颐养天年以前“最后的负担”。父母们之所以对女儿的婚事更为上心，是因为“儿子婚后仍留在家里，父母不必为他的利益担心。对于女儿，父母不只为她选配偶，还包括选家庭和前途。她的全部福祉都与婚事利害攸关。”在那个时代“嫁得好”确乎是异乎寻常的重要。
从《内闱》的分析来看，宋代的人们多在朋友和同事之间联姻，这会使两家的友谊得到巩固。这种所谓的“亲上加亲”或“累世婚姻”，在理论上就可以为子女们，尤其是女儿的幸福提供保障。无论是朋友同事之间的联姻，还是亲戚之间的亲上加亲，抑或是父母们为女儿准备的丰厚的嫁妆，都不足以提高女子在未来家庭中的地位，也不必然保证未来婚姻的幸福。
对于古代的女性来说，结婚有点像赌博，可能真的嫁了好人家，又嫁给了好人，但也可能遇上浪荡子、赌徒。在一个只有家庭职分而没有社会职业可供选择的时代，除了企求“嫁得好”之外，女性的确是无路可走的。
生活在新时代的女性，在社会的某些方面虽然还面临着一些不平等或隐性歧视，但总体而言，女性获得了受教育权、财产权、工作权等这些此前不曾梦想过的权利。女人既可以通过“干得好”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也可以通过“嫁得好”来追求自己的幸福，有的人更是在“干得好”的同时实现了“嫁得好”。即便有时候嫁得不好，还有让女性走出不幸婚姻的制度保障，离婚自由并不仅仅是一种单向度的自由。
干得好有助于嫁得好，嫁得好可以促进干得好。在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事业成功的女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她们是女企业家、女律师、女法官、女教师、女干部，同时也大多有美满的婚姻，经营着幸福的家庭。所有这些既求不来，也等不来，只能靠自己的智慧创造出来。漫画/陈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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