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默默无闻，到御用活佛，二世章嘉在清代棋盘上的政治地位

看文字感觉费劲儿，可以听听老布的大碴子味儿讲座！

二世章嘉造像

世上没有一个孤立的人，也没有一件孤立的事！

作为清朝一手扶起来的世系，章嘉能成为格鲁派四大活佛系统之一，必须要放在历史环境中审视！

蒙藏两族的精神合流，历史上共发生过两次。

第一次是以

萨迦班智达

和

阔端

八思巴

和

忽必烈

为代表的双向互动，促成了萨迦派七八十年的统治地位；

第二次是以

三世达赖索南嘉措

和

俺答汗

（蒙古土默特部）为代表的再度铆接，奠定了格鲁派的政教地位。

等到清朝定鼎中原，格鲁派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西藏本土，在

新疆、青海、甘肃、川西、滇北、内蒙、外蒙

，都拥有庞大的信众资源。

如果我们打开地图看一下，这片由牧场连接起来的区域，对中原形成了一个横亘西北的半包围结构。

而对于清朝来说，最具威胁的势力还不是沙俄和英国，至少康雍乾三朝，这两货还在打野，暂时威胁不到清朝的水晶。

当时让清朝皇帝脑袋嗡嗡滴存在，是蒙古部落，尤其是

西部蒙古部落

。

蒙古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是部落，所有人第一顺位效忠的对象，都是自己生活的部落。

几乎没有人能将这些桀骜不驯的烈马拢在一起，除了成吉思汗。

甚至在元朝尚未建立时，幅员辽阔的蒙古势力便分成了“左右两翼”，东边和西边的蒙古兄弟，互相瞅着都有点别扭。

东部蒙古又细分为

“漠北蒙古”

（外蒙）和

“漠南蒙古”

（内蒙）两大块，于此相对生活在新疆的蒙古部落，被称为

“漠西蒙古”

（西部蒙古）

。

在明史里，将东部蒙古统称为

“鞑靼”

，西部蒙古称为

“瓦剌”

。

在清史里，西部蒙古的统称是

“卫拉特四部”

，

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大家熟悉的

“准噶尔”

。

其实，你不用记这么复杂的变化，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能说明。

蒙古各部之间的状态，就像一锅红豆粥，不管你怎么煮，都能看出豆子的形状。

豆子还是豆子，虽然变软了，但不会变成豆浆。

所以，不管哪个地方的势力，基本单元都是豆子（部落），煮在小锅里红豆粥，就是漠北、漠南、漠西，倒到大锅里，就是蒙古。

关键是这锅红豆粥不太好消化，至少在清前期是让皇帝胃疼的存在。

不过清朝皇帝也发现了，格鲁派在哪锅粥里都好使，可作为健脾消食的良方。

由此，

“兴黄教以安众蒙古”

，才会成为清朝的基本国策。

从这句就能看出来，清朝皇帝对这锅红豆粥的认识也很清晰，才会用到

“众蒙古”

一词。

但问题在于，

“蒙古各部尊之如佛”

的那个人，恰恰不是皇帝，而是格鲁派的实际控制者——

达赖喇嘛。

这就形成了一个政治悖论，清朝既需要用“钝刀”绊住烈马，但又不能让达赖的影响力过大。

于是，秉持制衡之术的

“爱新觉罗·泥瓦匠”

登场，开始了持续不断地“掺沙子”。

第一把沙子，就是划分管辖区域，设立“分公司”。

达赖喇嘛主管前藏；

班禅额尔德尼主管后藏；

章嘉呼图克图主管内蒙、青海；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主管外蒙。

从四大活佛系统地位奠定的年代上，便可一窥清朝皇帝的小心思。

康熙二十七年(1688)，西部蒙古部落首领

噶尔丹

，在沙俄支持下挥师东侵，漠北蒙古难以抗衡，

一世哲布尊丹巴

率部投奔清朝，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民族大分裂。

因关键时刻表现良好，康熙三十二年(1693)，册封其为“大喇嘛”，总领外蒙（漠北蒙古）藏传佛教。

就在册封哲布尊丹巴的同年，康熙召

二世章嘉

（阿旺罗桑却丹）进京，驻锡北京法源寺，授予“

扎萨克大喇嘛

”称号。

扎萨克大喇嘛是驻京喇嘛中最高的职衔，二世章嘉由此获得了主管内蒙、青海、承德、五台山等地的权利。

康熙三十四年(1695)，清朝册封五世班禅为“

班禅呼图克图

”。

康熙五十二年(1713)，再封为

“班禅额尔德尼”

，颁赐金册金印，确立了管理后藏的地位。

从以上时间排序可知，康熙制衡达赖喇嘛的手段，

有个由远及近，逐次递进的过程。

一把沙子撒了整整25年，可见耐心是政治家最基本的素质。

但这才是个开始，四大分公司之间，还得分个亲疏厚薄，发红包也不能一样厚呀！

按道理说，达赖喇嘛无疑是最重要的人，红包必须最厚。

但清朝与达赖间的关系，始终都是又拉又打，还需要一个心腹小弟，在四大世系之间，不动声色地斡旋。

这个人便是章嘉活佛，也只能是章嘉活佛！

从清朝内部的地缘结构上看，西藏和外蒙处于力量薄弱区。

外蒙受西部蒙古（准噶尔）、沙俄的影响，西藏则受西部蒙古和英属印度的影响。

只有章嘉主管的青海内蒙，既便于实施强有力的管理，又能对藏、（外）蒙、疆施加影响，可看做是清朝在西北咽喉上的一个钉子。

正是基于地缘结构的重要性，章嘉世系备受清朝皇帝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皇室的

御用代言人

。

在历代章嘉活佛中，二世（阿旺罗桑却丹）、三世（若必多吉）最为出彩，具备窥探清代治藏策略的窗口价值。

我们将用两章的篇幅，分别介绍二世、三世章嘉活佛所处的历史背景，及其地位的重要性。

《蒙藏佛教史》里的章嘉世系

章嘉呼图克图的世系，存在两种计算方式：

《蒙藏佛教史》等书认为，章嘉活佛系统共有十九世。清朝册封前，已传续了十三世，册封之后，又传续六世。

不过前十二世章嘉的法系传承，存在很多虚构成分，诸多内容无法确证。学界一般将第十三世章嘉，认定为一世，法统从明朝末年到民国时期，共传七世。

第一世章嘉（扎巴鄂色）是明万历年间的人，生于青海省互助县张家村。他曾就读于拉萨哲蚌寺，获得格西学位，返回本寺后，担任

郭隆寺

（佑宁寺）第六任法台。[1]

虽然他凭借学术造诣名震青海地区，但还没到上达天听的程度，真正被中央政府重视，还要到二世章嘉时期。

崇祯十四年(1641)，扎巴鄂色圆寂，郭隆寺寻找灵童建立转世系统，最初以“张家”为号，康熙认为不雅，改为

“章嘉”

，音同而字异。

二世章嘉（

阿旺罗桑却丹

）出生在煌水之滨的一个山西商人之家，本名

更栋嘉布

。父亲张益华，母亲塔姆措，从父母名字上看，他可能是汉藏混血。

5岁时，阿旺罗桑却丹由五世班禅指认为转世灵童。顺治九年(1652年)，由五世达赖喇嘛途经青海时赐予法名。顺治十四年(1657年)，他赴拉萨哲蚌寺先后拜在

敏珠尔活佛

、第44任

甘丹赤巴

(罗追嘉措)门下学习，27岁便获得了格西学位，28岁便在拉萨开坛讲经，僧人争相拜其为师。[2]

在西藏期间，他与五世达赖喇嘛、五世班禅等佛教上层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为其后来联络西藏、内蒙宗教势力奠定了基础。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外蒙喀尔喀部土谢图汗与扎萨克图汗纠纷激化，噶尔部的

噶尔丹，

也在其中上下其手。

清政府要求达赖喇嘛派人协调，此时五世达赖喇嘛已于去岁圆寂，但大权在握的

第巴

（桑结嘉措）匿丧不报，仍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处理各项事务。

面对康熙皇帝的要求，桑结嘉措派第44任甘丹赤巴（

罗追嘉措

）出面调停，罗追嘉措本就是二世章嘉的老师，他在路过安多时，将章嘉活佛一起带往漠北。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八月，在

库伦

举行了漠北蒙古各部参加的会盟。

会盟中，噶尔丹的代表就

一世哲布尊丹巴与达赖代表座次相等、及清朝理藩院大臣是否有权主持会议

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所幸，在罗追嘉措、哲布尊丹巴、章嘉的共同努力下，外蒙喀尔喀各部顶住了噶尔丹代表的挑唆，达成了一个短暂的谅解协议，这便是著名的

“库伦会盟”

。[3]

这是章嘉活佛首次参与重大政治活动，既标志着二世章嘉走上了政治舞台，也意味着章嘉活佛系统进入了清朝皇帝的视野。

稳定住了外蒙的局面，让康熙非常欣慰，他将罗追嘉措、二世章嘉召至北京，详细询问了库伦会盟的情况。随后，又安排他们与在京的喇嘛辩经，二世章嘉的辩才给康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二世章嘉返回青海，此行是否含有政治使命，受限于史料的短缺，目前尚不清楚。

但考虑到当时新疆、外蒙、青海的复杂局面，康熙未尝没有借助二世章嘉及佑宁寺的影响力，稳定青海蒙古部落的想法。[4]

当时，库伦会盟达成的短暂和睦已经破裂，扎萨克图汗与土谢图汗之间的矛盾再度激化。

噶尔丹则以库伦会盟中，一世哲布尊丹巴的座次是对达赖喇嘛的侮辱为由，集西部蒙古3万铁骑，奔袭喀尔喀部游牧地区。

双方随即在鄂罗会淖尔湖畔展开会战，激战三昼夜后，喀尔喀军溃败，大片牧场被夺。

得意洋洋的噶尔丹致书康熙道：

“倘哲布尊丹巴往投皇上，或拒而不纳，或擒而畀（给）我”。

困局之中的喀尔喀部，面临北上投俄，还是南下投清的抉择。

哲布尊丹巴一锤定音道：

“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莫若全部内徙，投诚大皇帝，可邀万年之福”。

随后，喀尔喀蒙古举部内迁，“溃卒布满山谷，行五昼夜不绝”。[5]

康熙二十九年(1690)，噶尔丹再犯漠北，清军在乌兰布通将其击败，并驻军青海，截断了噶尔丹通往西藏的退路。

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四十岁的康熙打出了一套迷踪组合拳。

他首先以

“率七族喀尔喀来归，最有功”

为由，封

一世哲布尊丹巴

为“大喇嘛”，执掌外蒙宗教事务，以分达赖其势。

然后又诏谕章嘉入京，驻锡北京法渊寺，任命为

扎萨克大喇嘛

。

二世章嘉被任命为驻京喇嘛的首座，是其担任朝廷职务的开端，也是其成为漠南蒙古（内蒙）宗教领袖的前奏。[6]

康熙为何在众多高僧活佛中，选择了二世章嘉呢？

我在前面说过，青海的地缘位置非常重要，它北联河西、西接新疆、东临甘陕、南通西藏，是整个西部地区的十字路口。

当年吐蕃王朝走下高原与唐朝争霸，正是因为首先占据了青海的牧场，熟稔古代历史的康熙，不可能不知道。

他一定要在藏、蒙、疆之间铆进一个楔子，而这个必须听话的楔子，就是章嘉活佛世系。

最终选定章嘉的原因，大概有下面几点：

1、章嘉世系产生于青海，拥有很大的影响力。

2、章嘉的母寺（佑宁寺），在宗教界享有很高声誉。

佑宁寺创建于1604年，原名

郭隆寺

，固始汗等蒙古领袖的支持下，到清朝初期已发展成僧侣7千余人，属寺遍布青海、甘肃、新疆三地的庞大系统，号称

“湟水北岸诸寺之母”

。[7]

其寺院的僧侣人数，不但超过了塔尔寺，就连圣地西藏的甘丹寺和扎什伦布寺，也不能与之相衡。

3、佑宁寺自身的特点便于控制。

佑宁寺虽影响力强横，但却没有形成严格的政教合一体系。其寺主之位，没有一个固定的活佛系统来担任。

章嘉世系虽然在清朝备受恩宠，但也仅是寺中五大活佛系统之一（章嘉、土观、松巴、却藏、王佛），影响力仅限于宗教领域。不用担心扶持过甚，导致干涉行政权威，这点与达赖喇嘛和哲布尊丹巴有明显区别。

4、康熙对二世章嘉的信任。

二人此前有过密切接触，康熙对二世章嘉比较放心。

从之后章嘉的表现上看，他是个行事谨慎，又没多少政治敏感度的人，所以也就没什么世俗野心。

章嘉作为清朝一手扶持起来的活佛系统，为使其拥有足够的权重，投入了大量的政治筹码。

在驻京喇嘛中担任首座，不过是个开始，很快章嘉便成了外派蒙藏等地的特使，隐隐为清朝皇帝的代言人。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二世章嘉获封为

“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

，赐八十八两八钱八分的金印。

雍正皇帝在册封哲布尊丹巴和章嘉的谕旨中，特别强调哲布尊丹巴是与达赖、班禅“平等之大喇嘛”，同时又说章嘉“在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上”。

乾隆十二年(1747年)后，

“大国师”

封号不准继续承袭，但章嘉活佛的封号成了唯一准予沿袭的特例。

同时，章嘉活佛还被允许使用九龙黄伞和金顶黄轿，所乘车驾可破例

驶入东华门。

另外，章嘉受命掌管京师、承德、内蒙古、青海、五台山等地寺院的印务，节制内蒙古等地的呼图克图、呼毕勒罕、诺门汗及寺院主持，有权直接向皇帝拟折奏事。[8]

正因为上述荣宠，

六世班禅

曾对英国东印度公司人员说：

“比起章嘉呼图克图，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人物。他一直在皇帝身边，对皇帝有很大的影响。皇帝赐给我和达赖喇嘛的恩典，大部分是由于章嘉喇嘛在朝廷里帮了忙。”

[9]

六世班禅是个非常谦逊的人，但这段话也能从侧面反映出，章嘉活佛在西藏高层心中的重要地位。

当然，权利与责任是对等的，对触动逆鳞的章嘉，清朝皇帝也从不吝惜重手打击。

康熙三十四年(1695)，身在拉萨的

第巴

（桑结嘉措）曾假借五世达赖之名，请求保留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的汗号，并撤回驻扎青海军队。

但这种改变政治格局的抉择，由第巴伸手实在有点不知进退，即便他假借了达赖喇嘛的名号。

其实，就在当年8月，康熙已借科尔沁蒙古的渠道，联系上了噶尔丹。可盘踞于巴彦乌兰（今蒙古温都尔汗西）附近的噶尔丹，扬言

“借了俄罗斯六万鸟枪兵”

，要价太高，谈判破裂。

这让康熙下定了彻底剿灭的决心，对“五世达赖”的要求，也婉言拒绝。

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三路清军挥师北上，在康熙的亲自指挥下，于次年彻底歼灭了噶尔丹。

战后在整理获取的信札时，康熙才得知五世达赖已圆寂了十六年，期间所有奏对皆假第巴之手。

盛怒之下，康熙命理藩院主事亲至西藏宣旨斥，第巴只能上疏请罪，并请准许为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

举行坐床典礼，恳请“赐以温谕”。

这种事情要是放在中原，死个十次八次都够了。但冷静下来的康熙，还是决定以大局为重，

“宽肴其罪，允其所请”。

康熙咽下这口恶气，倒不是因为第巴有多重要，也不是看仓央嘉措的面子，而是对新疆蒙古部落投鼠忌器。

噶尔丹死后，他的侄子

策妄阿拉布坦

成为漠西蒙古的首领。

他与第巴之间积怨甚深，极想用“隐匿丧事”为理由，借清廷之手干掉第巴。但贸然干掉第巴，就意味着西藏群龙无首，乱局中会让西部蒙古染指西藏的图谋得逞。

康熙看穿了策妄阿拉布坦的图谋，用隐忍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命二世章嘉等代表朝廷，持送赐给六世达赖的金册、金印，以及给五世班禅的礼物入藏，主持六世达赖的坐床典礼。

二世章嘉在途经青海时，特意召集蒙古

和硕特部八台吉

首领，向他们宣谕清廷的政策，暗示应进京朝见归附，为之后康熙收复青海，创造了条件。[10]

但在主持了仓央嘉措的坐床仪式后，二世章嘉却犯了个严重的路线错误——拜见了第巴。

二人见面的过程已无史料记载，但这种政治不正确的举动，顿时招致理藩院官员的弹劾，称其

“违旨叩见”

。

可能在章嘉的认知中，第巴有错不假，但既然康熙已降旨“宽肴”，事情就算过去了。

但他没想到，皇帝嘴上说的，未必就是心里想的。

身为一个在青海有影响力的宗教人士，与明显心有异动的西藏领袖密谈，简直就是在剪康熙的龙须。

理藩院迅速议定了裁决，

“张嘉胡土克图、纳木扎尔格隆等，违旨叩见第巴，俱应拟绞。”

康熙念在章嘉过往的功劳，以及在青海地区的影响力，朱批定为

“张嘉胡土克图，著从宽免绞，革其胡土克图之号。纳木札尔格隆，亦从宽免绞，充发盛京。”[11]

也就是说，恩免二世章嘉的绞刑，但褫夺了“呼图克图”的封号，并

“在天安门前万人之中罚跪数时”。

甚至二世章嘉的路线错误，一度让康熙产生了换个棋子的想法。

就在同年，康熙

“封默尔根绰尔济为灌顶普惠弘善大国师，给以浩敕印”。

不过，随着二世章嘉知错能改，康熙于四十四年封其为“大国师”，换人计划有始无终。

[12]

二世章嘉是怎么把局面扳回来的呢？

1691年（康熙三十年）四月，康熙亲自召集喀尔喀部各汗、济农、台吉，及漠南蒙古四十九旗札萨克，在

多伦诺尔

举行会盟。

多伦会盟中，康熙按照内蒙地区已经推行的盟旗制，将喀尔喀三部划为三十四旗，各设札萨克统领，划分了牧场范围。

基于在噶尔丹进攻中表现良好，

一世哲布尊丹巴

被钦定为外喀尔喀地区的最高政教首领。

但随着哲布尊丹巴的势力迅速发展，尤其是不断向内蒙地区渗透，逐渐引起了康熙的警觉。

康熙决定在多伦地区施加影响，施加影响的方式是修建

汇宗寺

，派信得过的高僧住持。

六旬高龄的二世章嘉，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亲自参与到汇宗寺的规划和建设之中。寺院建立后，成为了内外两个蒙古地区的宗教中心，一世哲布尊丹巴曾长期住在寺院里。

但就在他返回漠北期间，康熙重新任命二世章嘉为总管多伦事务的扎萨克喇嘛，每年冬春居住北京，夏天则到多伦避暑传教.

章嘉在多伦大展拳脚，通过蒙古各旗需派喇嘛来寺的定制，将寺院影响力反过来辐射到了漠北蒙古。

等到雍正时期，又在汇宗寺附近建了

善因寺

作为属寺，住寺僧人高达5000多人。汇宗寺还在蒙古各旗内，又建了100多处分支机构。这些分支，实质上就是蒙古各旗与清廷联系的纽带，而二者之间的节点，便是章嘉活佛。

[13]

由此，章嘉世系以

驻京喇嘛首座、大国师、格鲁派四大活佛

的身份，主管

京师、承德、内蒙、青海、五台山

等地，同时还以皇帝特使的身份，奔走于西藏、蒙古各地，成了清朝北防哲布尊丹巴，南挡达赖喇嘛的重要棋子。

二世章嘉在康熙时期的起起落落，给后世章嘉活佛一个鲜明的案例。之后的三世章嘉，即便受乾隆的尊宠超越众多王公大臣，但一生都处事谨慎，时刻将“王权至上”奉为圭臬。

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二世章嘉奠定的基础，可能就没有三世章嘉的辉煌成就。

康熙五十四年(1715)五月，七十三岁的二世章嘉在多伦圆寂。康熙五十八年，

若必多吉

被认定为三世章嘉，并在佑宁寺坐床。

但雍正元年(1723)，青海蒙古和硕特部首领

罗卜藏丹津

发动叛乱，佑宁寺很多僧人都涉及这场叛乱，身在寺中的三世章嘉也遭到波及。

他的人生经历将会怎样展开，我们下一篇接着讲！

参考书目：

[1][9][13]、《二世、三世章嘉的政治成就与文化贡献——兼论清前期的藏传佛教政策》_邓建新；

[2]、《历世章嘉活佛传略》_辛补堂；

[3][5]、《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研究》_刘大伟；

[4][6][10]、《二世章嘉活佛及其政治活动述略》_秦永章；

[7]、《清代佑宁寺在满蒙藏多边关系格局中的地位探微》_秦才郎加、曹生龙；

[8][12]、《清王朝对章嘉呼图克图的管理》_邓建新；

[11]、《清圣祖实录》卷一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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