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VS知识分子：高晓松、易中天之类，算不算是知识分子？

　　在今天的中国，高级文人是被分成两大品种的：一种叫“知识分子”，另一类被称为“知道分子”，两批人马一般还互相瞧不上。知道分子总嫌知识分子迂腐严肃假清高，而在知识分子眼里，“你丫就是个哗众取宠的营销号，装啥文化人哩！”

　　是的，在一般认识里，“知识分子”4字，往往代表着高端、专业、有学问、有独立思想的人，比如过去的陈寅恪、胡适、鲁迅，如今的刘瑜、陈丹青等等。他们论起身份，一般都是大学教授，豆瓣名字条目下起码有一两本8.0以上高分的作品。他们坐拥书城，他们学识渊博，他们家国天下，他们横眉冷对，他们自诩清流，他们是情怀党，他们有“民国范儿”，他们最爱扯什么“精神独立、思想自由”这四字经。反正就是脾气很轴，不接地气，读书读傻的样子。

　　前些年，南大学生搞了一部话剧《蒋公的面子》，讲的不过是抗战期间有三位教授为了尊严，拒绝往赴蒋府宴会，而且还不计得失谢绝合作的“打脸”故事，结果在海峡两岸各大高校都火得不成样子，好些文化大咖到处为之激动鼓呼。何以故，因为大学教授们代入感强烈，觉得这样的“知识分子”说出了他们的心声，活成了他们梦想成为的样子：心怀天下，一身傲骨，匹夫横议，敢轻富贵笑王侯，坚信“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是第二政府”，脑中满是诸如“批评成风，流言才不会有空间”这样的信念。我妈是家庭主妇，当年偶然陪我看完，她的感想只有一条，“这些人是不是有病呀！”

　　对的，这种老百姓的观感，恰恰反映出了“知识分子”们最主要的一个问题——他们这些人，无论哪朝哪代，都算得上是体面的上流社会中人了，可就是不自寻烦恼不惹是生非就过不下去似的，就连吃饭如厕时分都爱摆出屈原式的忧国忧民状，走哪都指指点点牢骚满腹戟指怒目，像个臭嘴乌鸦一样整天叫个不停烦不烦呀！

　　这就导致群众们的意见，也很两极分化：推崇的恨不得捧他们是“良知重镇”；讨厌的忍不住破口大骂“臭公知”，眼不见心不烦啊，你们能滚国门多远就拜托滚多远。

　　而所谓“知道分子”，是“知识分子”做不成，既无法进大学又写不出“学术著作”，只好跟着大众厮混，“沦为”有点文化、有点钱的网络大V的意思。

　　这里边的心事，是非常微妙的：大凡“知道分子”，即便再有名了，可内心一样也向往着成为“知识分子”，人家只是攀不上，或者一不小心沦为“知道分子”的。甚至好些著名“知道分子”，比如许知远、薛兆丰他们，只是为生活所困，暂时性混“知道分子”圈的。哪知时日一久，“知道分子”做舒服了，又回不去做不成“知识分子”了，所以只能“精神分裂”下去。用李诞的话来说，他们表面看不起别人，内心看不起自己，只好靠自嘲泄阀

　　从此，他们似乎活成了两头不是人的“蝙蝠”，既是文化人+网红的混搭款，又哪一块都是又哪一块都不纯，找不到归队的路。他们是什么人，是既高端又低俗，网红圈觉得你“装X”敬而远之，知识分子圈鄙视你“哗世取宠”不屑一顾。的确，既不像知识分子那般纯情执着，又不能跟文痞分子一般玩世不恭，是知道分子的特征，也是他们最深的困境。他们唯一可以自慰的，是比穷酸书生富有，比土豪们有文化，就像第一代“知道分子巨星”易中天曾为之洋洋自得的那样。

　　总而言之，“知识分子”是一种标榜，谁沾上这个认证都自带高贵光环；而“知道分子”呢，从诞生伊始至于今日，都是一个被奚落或是无奈自嘲的名词。“知道分子”这个名号的起源，得追溯到不远的19年前：话说2002年的《新周刊》杂志，刊发了一篇题为《向“知道分子”致敬》的文章，用“知道分子”去给那些“不苦守于书斋、不局限于专业，关注时态、能说善写，粉丝众多，流量大户，同时在资本市场游刃有余的当代社会亚精英群体”定标签，从此“知道分子”这个名词才广为人知。

　　那篇《向“知道分子”致敬》文章，名义上为“致敬”，实际上是一种明褒暗贬的“高级黑”，所制造出来的理所当然是一个贬义词， 而且是一种略含揶揄的称呼。“知道分子”而非“知识分子”，其言下之意，就是一群本来要从事创造性精神文化事业，却没有相应的能力， 最后还媚俗地跪倒在资本大爷的牛仔裤下，而且充其量只是比别人多“知道”一点常识的“低配版知识分子”而已。

　　用京城贫嘴王朔的话说，“知道分子”是那些没啥独立学术观点，“抄惯了别人的宏论”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降维版。典型代表就是高晓松、罗振宇、梁文道那些人。他们都是网络上的超级达人，表现得似乎什么都知道一点，讲话很有意思，姿态还有点酷，偶尔有俏皮话与精辟句子，口中笔下动辄都是一些不认识的人及他刚看过的书，什么披头士、凡・高、达利、范思哲、米兰・昆徳拉尔赫斯、海徳格尔、哈贝马斯、维特根斯坦、玛格丽特・杜拉斯、张爱玲、王家卫、安东尼奥尼、费里尼等等都是高频词，五花八门七荤八素张嘴就来，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但你要让他潜心专门写本研究苏轼或德里达的专著出来，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分野就出来了：知识分子生产知识、对抗不义，而知道分子服务大众，靠所学换取所需，游走在学府与市场、书斋与媒体、讲坛与秀场之间， 只为市场而不为任何一个单一的人群服务。他们最受诟病的，除了媚俗、学识不精之外，还处处发言，表现似乎无所不知，却漏洞丛生——网上要“义务”为高晓松、吴晓波纠错的人何止成千上万，那些“指谬”文章都能印半间屋子了。

　　但是呢，“知道分子”这些人，梁文道也好，于丹也罢，他们的贡献也确实不容磨灭的。至少，他们面向社会大众，普及了知识分化，而且裹挟着“文化资本”的强大力量， 不断向这个社会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基本上都是正向的能量。比如于阿姨讲论语，是经常乱弹琴，但就是经她这么一嚷，当年《论语》全国各地书店都卖脱销了，这功德岂小？

　　当然，“知识分子”与“知道分子”分野再大，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他们一般还是有共识的，是可以二合一的。比如，他们都是“文化人”。比如，他们一般都瞧不起胡总编之类的同类。

　　2021.3.4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