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时今日，深圳仍然是那个让无数人怀揣梦想南下的深圳，而福永客运站，作为上世纪无数年轻人抵达深圳的第一站，正彻底成为过往。
文 | 加贝
编辑 | 哈欠
3月1日，历经26年风雨的宝安区福永客运站正式停运，曾经熙熙攘攘的客运站人丁寥落、门庭冷清，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对面的G107国道上，货车、公交车、小轿车、出租车川流不息。
福永客运站的大厅内，挂着站长陈奇作的诗《那一年，我南下！》，读来字里行间充斥着物是人非的荒凉感。
今时今日，深圳仍然是那个让无数人怀揣梦想南下的深圳，而福永客运站，作为上世纪无数年轻人抵达深圳的第一站，正彻底成为过往。
走访深圳沙井中心客运站、宝安客运站、盐田客运站等多个还在运营的二级客运站，亦是入目冷清，客流稀少。
二级客运站正在被时代遗忘，这也意味着往返于村镇和深圳的长途大巴正在被淘汰。那些混杂着特殊味道的车厢，被塞的鼓鼓囊囊的车尾，耳边充斥着的各地方言，以及颠簸的路途中，酝酿而出的梦想与期待，忐忑与不安......成为独属于一个时代的特殊记忆。
01
对于老齐来说，南下的长途大巴见证了他青春的始末。
1992年，19岁的老齐用蛇皮袋装着一小包衣物和两大包攸县米粉、攸县豆干等各种家乡食材，在凌晨五点灰蒙蒙的天气里，随着表哥从湖南攸县坐上了前往深圳的绿色大巴。
这是老齐从小镇出来去的第一个大城市，乱糟糟的车厢内，挤满了二十岁左右的年青人，这让老齐还没到达深圳，就已经感受到了它的魅力。
“我特意和表哥换了车头的位置，当时觉得这种俯瞰众生的视角是一种很奇怪的享受，会让我不自觉进入神游状态。”
老齐现在还记得，当时的他吃着从家里带的馒头，听身边的年青人讨论着“深圳遍地有钱捡，一毛两毛的散钱都不在意，随便丢随便捡。”
于是，看着大巴车窗上“深圳”这两个红色的字，与前方无限蔓延的路重叠在一起，明晃晃的阳光在移动的遮挡物下跳动，老齐的心中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期许和力量。在此之前，他从不知“梦想”为何物。
经过十来个小时的颠簸，老齐随着大巴进入了深圳福田的皇岗村。当时，这一地带的巷子里有很多攸县餐馆，大家讲话也全都是攸县话，大量攸县的哥租住在这。
表哥在这里开了一家攸县餐馆，老齐年纪轻轻但厨艺不错。表哥忙不过来，便招呼了老齐跟随南下，老齐就这样成为了早年进击深圳的湖南人之一。
“那会我感觉皇岗村就像是一个‘攸县国’，周围的商店、餐馆，所有的吃的、用的，基本都是攸县特色，根本不用担心什么不适应。”
表哥的店面狭小，只能坐4、5桌，平时的吃客群体主要是大量的攸县的士司机，坐不到了就在门口低矮的小桌竹凳就餐，一眼望过去，在蓝边白底的碗里，“攸县豆干”这道菜出现的频率最高，这是老齐的拿手好菜。
每天被咸香辣爽的家常味道所包围，听着嘈杂的乡音，大多数时候，老齐会产生一种在自家县城的错觉。
当有往返于深圳和攸县的长途大巴驶进时，老齐都会“如临大敌”，一大批湖南南下打工仔、打工妹下车后，径直涌入餐馆，点餐、炒菜、上菜，足以让老齐和表哥忙得晕头转向。
不那么忙的时候，老齐也会和来就餐的顾客聊聊天。他们有的刚下大巴，初来乍到，会不停地向老齐打听这座城市的发财趣闻，言语充满着希冀；有人刚来深圳做“的哥”没几天，遭遇了“烂仔”碰瓷，不仅被打伤，还被抢走仅有的钱，只能忿忿地坐返程大巴回家；也有人在蛇口做贸易服务，积累了第一桶金，投资办起了工厂，在老乡们的艳羡中风光地踏上回家的大巴......
一年年过去，看着不远处的长途大巴迎来送往，随南下打工潮而来的老齐，成为了一批又一批湖南人往返深圳的见证者。
“记的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是94年跟着一个开的士的老乡去了一趟华强北的万佳百货。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形式的商场，就很羡慕深圳人购物的便利与物质的极大丰富，觉得深圳人真幸福。那会也想过，也许我也可以靠自己在深圳定居生活。”
在深圳的所见所闻多了，老齐也有了自己的想法，90年代初，通过炒股实现财务自由的大有人在，老齐蠢蠢欲动。
只不过还没来得及尝试，想法便在1998年戛然而止，家里传来父亲中风的消息，为了照顾家里人，来不及与这座城市告别，老齐便匆匆忙忙地上了凌晨回攸县的大巴。
晚上的大巴是疲惫的，特有的臭味令人头晕反胃，老齐清醒地度过了一整晚，看着窗外从时高时低的建筑到一片一片过的田野，脑海中一片空白。
回家后，老齐拿着南下攒的钱盖了新房，娶了媳妇，时不时通过大巴给表哥寄送一些家乡食材。
后来的那几年，身边南下归来的朋友混得愈发红红火火，看着来来往往的长途大巴，老齐虽偶感遗憾，但也满足当下的天伦之乐。
城市的名字不过是符号。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决定了城市在眼中的模样。
在老齐的脑海里，深圳二字所代表的是90年代的那段青春。
而在深圳民乐、大望、石厦......这些90年代的“攸县的士村”里，数万攸县人扎根于此，在他们心中，深圳已经成为第二故乡。
▲ 深圳市湖南攸县商会成立庆典大会在深圳银湖酒店举行
02
老齐离开深圳的第二年，江西赣州女孩阿珍决定南下深圳。
1999年，22岁的阿珍刚坐上前往深圳的大巴，父亲在车窗外大声地交代着“你怎么去的，要怎么回来！”
阿珍懂得父亲的话，在那个保守传统的小镇，父亲是希望阿珍干干净净的去，两年后踏踏实实地回来安居乐业。
阿珍点了点头，在父亲的叮嘱中，奶奶和母亲不舍的泪眼里，怀揣着1500元，满怀憧憬地踏上了她人生的第一次“远行”。
五六个小时后，大巴缓缓驶进福永客运站，阿珍成为了90年代深圳打工妹中的一员。
“当时车站的建设还没这么好，但人来人往，非常忙碌，旁边有挺多猪脚饭的摊位。我和两个老乡一块租住在福永客运站附近的小旅馆，30多块钱一晚的住宿费，我们三个就挤在一个小格子间，充满了对深圳这个城市的想象，也担心务工面试要是通不过该怎么办。”
▲ 90年代的深圳福田工业区，一群外来打工妹拿着毕业证到一个工厂找工作
随后，阿珍在老乡的介绍下，进了一家服装加工厂做流水线女工，机缘巧合下和也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大春谈起了恋爱，大春勤奋老实，在一家玩具加工厂做工。
▲ 90年代，深圳丝绸制造企业的一家工厂内部
两人有着相同的目标，在攒到第一笔钱后，经家里人同意，二人结婚并定居在了深圳宝安。
对于阿珍来说，她在深圳工作、结婚、生子，深圳给了她家的归属感。
而离家不远的福永客运站，长途大巴能够直接抵达老家门口的便利，使其成为阿珍回老家的首选。客运站也见证了往返于深圳和赣州的阿珍从一个人、两个人再到一家三口的人生重要历程。
那个时候，汽车客运站是出发，也是到达。长途大巴承载的，既有梦想，也有归途。
03
八九十年代，长途大巴似乎与深圳这座城市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那些车厢中所衍生出的期待、不安和不确定感，也是那个年代这座城市的真实写照。
这片淘金者眼中的热土，以“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开放、包容和激情吸引着无数打工仔、打工妹南下寻梦。每一趟驶向深圳的长途大巴里，都塞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年青人。
这成就了深圳客运站最辉煌的时代，数十年间，客运站的人群熙来攘往，长途大巴送走过无数个归乡的“老齐”，也迎接、见证了无数个“阿珍”与深圳相融共生，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部分。
▲ 90年代拿着行李到深圳打工的农民工
▲ 90年代，深圳一家台湾公司管理的鞋业公司
▲ 90年代，深圳冲浪板制造工厂
▲ 90年代的深圳农民工
▲ 90年代，深圳玩具厂的内部
90年代，“三来一补”成为深圳制造业发展的起步，深圳制造业开始承接香港和台湾的产业转移，需要大量务工人口。
客运站作为那个年代的主要人口流动方式，长途大巴较为低廉的交通费用成为外来人口的首选，迎来送往间，为深圳上个世纪的发展注入了生生不息的动力。
时至今日，深圳仍然是众多年青人实现梦想的地方，但打工仔、打工妹的南下打工潮时代已经消逝，深圳产业不断转型升级，成为了高质量发展高地。客运站在完成了它最重大的历史使命后，随着那一代人的老去而逝去似乎是一种必然。
走在如今停运的福永客运站周边，回望那个时代的热闹场景与如今的寂寥萧瑟重叠，可以真切地感知到历史与现代的碰撞。
城市的前进与发展不可抗拒，一代深圳人的记忆正在老去，历史终会湮没于时间的长河。
04
曾几何时，南南北北的异乡人让客运站成为这座城市最有故事的地方。
然而客运站垂垂老矣之际，从90年代驶来的长途大巴，所构筑的集体记忆逐渐从“梦想、远方、归途”演变成了“脏、乱、差”。
“在一个密封的环境和满满一车人关在一起十个多小时，吃玉米馒头的大妈、吵吵嚷嚷的小孩、抖音外放的憨批青年......没有空调没有换气，只有彼此嘴里呼出的二氧化碳，还有人打嗝、脱鞋……只消一口便让人自动切换到“我擦嘞真是愁又累”模式，中途还要经历膀胱憋到胀痛，别提多难受了。”
“坐大巴一定要先准备好吃的东西，在服务区中途休息的时候，一顿外面十块可以解决的饭，在里面是三十元，外面泡面三元五角，里面是十元，而且是封闭的，只能在里面吃，不让出去。”
“小学的时候，从我家湖南的小县城去往深圳，就是坐的大巴，真的太难了。那是在2006年寒假，我去深圳我妈那边。首先有令人恶心的味道，烟味，脚臭味，各种零食的味道，混合在一起，闻着令人胃里翻腾。
当然，我们这小县城去往广东省的务工人员很多，过道上也有人。然后，垫背是那种塑料垫，就是睡着后，后背会热的出汗，不透气，只好来回翻身。我和我爸坐一晚上，第二天就到了，大约14个小时吧。”
在这些抱怨声中，昔日人们背着行囊拥挤的场景不见了，客运站愈发冷清。
市场选择在变化，时代的巨轮正滚滚向前，新一代人的记忆，正从客运站、长途大巴，慢慢升级为了高铁和民航。
不同的年代里，一座城市总有属于它的符号，总会给不同的人以独特的记忆载体，不论外界的评论或政府的塑造，不管自己离去或者停留，它就在记忆里，从未变过。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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