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西”何在：政治地理变迁与河西范围演变

摘要：河西一词出现于先秦，春秋战国时期有了较为明确的范围所指。至秦汉时，河西所指范围扩大转移至今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魏晋南朝所指的河西范围与汉代相同，北朝所指的河西扩展至以黄河中游之西为主，包含汉代河西所指的三层含义。隋至唐代安史之乱前，河西重回汉代所指范围。此后直至民国，河西所指最终固化为今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河西范围的演变，过程复杂且阶段性明显，与黄河形态及流域地形、政治地理变迁、历史文化传承、空间用语更替等密切相关，折射出中国地域概念演进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河西，政治地理，地域概念，地名

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政治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历史上以黄河作为自然参照物形成了诸多地域概念，河西即是其中之一。但不同于“河南”“河北”“河东”等长时间作为政区名的地域概念，“河西”在我国历史上甚少被用作政区名称。关于河西之含义，诸多工具书对其做出了一定解释，但释义并不完整。另外，亦有论著对先秦至唐代河西的范围等问题进行讨论，多集中于汉唐时期。然而，已有有关河西之论述，所使用的史料并不系统，对北宋及之后的研究则极为薄弱，对于河西地理概念的历史演变规律及其原因尚缺乏探讨。有鉴于此，笔者拟以较为系统的史料文本为基础，主要从历史地理学和概念史学的视角出发，对以黄河作为参照物的地域专名“河西”的整个历史演变过程、特点及其原因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先秦时期“河西”之初现与地理范围的确立

先秦之河西，经典中所见，有《尔雅·释地》之“河西曰雍州”与《尔雅·释山》之“河西岳”，郭璞在“雍州”条下注曰“自西河至黑水”，其实源自《尚书·禹贡》之“黑水西河惟雍州”，《周礼·职方氏》亦有“正西曰雍州”之文。历代经学家大多认为《禹贡》所记为夏制，《尔雅》所记为殷制，而《周礼》虽可能未付诸政治实践，但亦为周代之理想政制，三代之制虽有小异，但其政治活动空间都以黄河流域为主，故上述三《经》所指之“河”即是黄河。古人又因黄河流向，将不同河段进行划分，称“东河”“南河”“西河”（后亦有“北河”）。西河又作“龙门西河”，指雍州东界之河，即今山、陕二省间之黄河河段，“河西”显然指“西河之西”。而其西界之“黑水”，历来考证繁多，但皆莫衷一是，笔者只能将其搁置一旁。总之，经典中之“河西”，只有东界可证实，但其所指地域相当模糊，并非一个实际的政治地理空间。

春秋时的政治活动仍集中于黄河流域，故河西之名频现于史籍。这一时期的“河西”始见于《史记·晋世家》：“当此时（晋献公二十五年，前652年），晋强，西有河西，与秦接境”；二十六年，（晋公子夷吾）“使郄芮约曰：‘即得入，请以晋河西之地与秦’”；翌年（晋惠公元年，前650年），晋使邳郑谢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许君……”《史记·秦本纪》可为佐证：“（缪公九年，即晋献公二十六年）夷吾谓曰：‘诚得立，请割晋之河西八城与秦。’次年……背约不与河西城。”又秦穆公十五年（前645年，即晋惠公六年），晋国败于秦国，“晋献河西地……秦地东至河”。可见这一时期之河西，是秦晋双方交争之地，后世注家注此地为“同华二州之地”。河西之名出现时，秦立国已逾百年，秦晋方接境，是因该地之前华戎杂处，二国势力未及该地，而处其地之周室封国均为小国，影响力甚微，故未彰名于史册。而其之所以名为河西，则是因为其初始为晋国所有。有治权而有命名权，故此河西即晋国之河西也。

《左传》亦载“文十三年，秦伯师于河西，魏人在东”；“成十一年，秦伯不肯涉河……使史颗盟晋侯于河东，晋郄犨盟秦伯于河西”。可见秦晋始终围绕着河西地域展开政治活动。这是因为春秋时，河西地为秦晋直接交通之孔道，舍此以外，别无坦途。但即使河西地已入秦，秦人并未更改其名。这说明自然地理地名形成之后，若为官方认可，即使管理该地域的政权改易，其地名一般也能保留下来。

三家分晋后，魏国继承了秦晋原先接壤之地，故秦晋河西之争一变而为秦魏河西之争，《史记》之《秦本纪》《魏世家》二卷载有此事。《秦本纪》：“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故晋复强，夺秦河西地；惠文王八年，（秦）复得魏国所纳之河西地。”《魏世家》：“（文侯） 六年，城少梁……十六年，筑临晋、元里；襄王五年……予秦河西之地。”由上引诸文可知，秦国散失河西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直到前385年，秦国才被完全驱除出该地区。近90年间，河西之地虽几度易主，“河西”之名却未曾改变，亦可见其时仍以魏国之河西为河西也。

另，《赵世家》“（肃侯）二十二年，秦杀（赵）疵河西，取我蔺、离石”中的河西，《秦始皇本纪》“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所记之河西，皆与前述河西之义不同。前330年时，魏已纳河西地于秦，前328年又割上郡与秦，秦尽有黄河西岸之地。蔺、离石、太原等地皆在黄河东岸、汾河西岸，故此二处之记载当为“汾西”也，非前述之河西。黄河在周定王五年（前602年）徙道之前，其东河亦是西南迤东北流向，故也有指“河西”为“东河以西之地”的说法，如《孟子·告子章句下》有“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之语，焦循注曰：“卫地滨于淇水，在北流（黄）河之西，故曰处淇水而河西善讴。”由此可知，未迁都之前的卫国也有被称为河西的情况。这则是因为孟子为邹国（今山东邹城市）人，卫国相对于孟子而言也处于河西。但孟子的这种说法仅是一家之言，并未成为一个稳定的概念，故其义未彰。

由上可知，直至春秋时期，河西始有一较明确的地理空间，这是因为秦晋之争主要围绕着“西河”（非西河郡，而指龙门西河）这一地理范围展开。战国时魏国继承了原晋国与秦接壤之河西地，秦、魏二国继续围绕“西河”展开争斗，使得“河西地”概念渐趋固定，时人所指河西，即后世注家所言的“同、华二州之地”，大约为今陕西渭南市除临渭区、富平县以外之地，也可能包含了延安市宜川县在内。春秋战国时河西之主指，仍为晋、魏之河西，这说明随着人们在特定地域中活动的频率增高，必然需要一个明确的、包含一定地理信息的地名来指代这一地域。

二、秦汉时期“河西”的西移与扩大

入秦以后，随着王朝疆域的扩大，秦人视域随之扩展。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内史以西为陇西郡，以北为上郡、北地、云中、九原四郡；又于原赵、魏二国滨西河之地设太原、河东二郡。战国时秦、魏所争之河西地，全属内史。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并于今兰州沿河一带修筑长城，由此可见，秦人之活动空间已扩展至今黄河上游纵向河道一带，这里应该是秦人的 “新西河”。秦定都咸阳，以原魏国之地为河东，而不以陇西郡为河东，表现出秦人命名地域的关中本位视角，即以内史地为中心来命名周边区域，从河东、上郡、北地、陇西及南山的命名中可见一斑。上郡、南山之名早出，始皇不改其名，显然是因为这样的命名符合秦人以咸阳为中心的空间观念。

汉初未暇西顾，汉武帝时，为打击匈奴，开今河西走廊之地。对新开之地，需要新的地域名称，此时，河作为一最显著的地理要素，以之作为地名的语素最是恰当，又因河西走廊地区位于长安之西，故该地亦名之为“河西”。

考《史记》《汉书》，有关西汉时期“河西”之记载亦不少，其文如下：

汉得浑邪王，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

及浑邪王以众降数万，遂开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

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

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

案汉武帝初开河西之时，太史公以“河西”与“酒泉”“朔方”等郡名连称，或许他在记载上述史事时，并不认为河西包括了酒泉郡之地。另《汉书》虽有“自武威以西……武帝时初置四郡”（《地理志》）与“孝武初置酒泉郡，后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西域传》）二条，但“四郡”之前并无“河西”，文献中所见之“河西四郡”皆出现在后世史书中，汉人并未以河西与四郡连称。也许西汉时之河西并未全包河西四郡之地。这也比较符合地名所指地域由小及大的变化规律。但以上仅为笔者推论，限于史料，不敢妄下定论。

随着汉王朝政治地理的变迁，河西走廊地区并入版图之内，汉人的视域也由陇西延至新河西。两汉之交的桓谭即言“以秦始皇之强不敢窥河西，乃筑长城以分之”，东汉王符亦言“卫青、霍去病，平阳之私人也，而武帝以为司马，实攘北狄、郡河西，唯其任也，何卑远之有”，可见汉人对武帝“开河西”之事是与有荣焉的。

河西地区在汉代政治与军事地理中极为重要，故汉代对该地区的经略尤为重视。西汉末至东汉初，历经王莽篡汉与更始之乱，关中及黄河中下游地区均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河西地区因其受战乱影响较小，成为一个较为理想的避难地。王莽末年至东汉初年，公孙述据蜀自立，隗嚣据陇西、天水、北地、安定四郡，窦融则据河西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在此形势下，东汉王朝若想尽快平定公孙述、隗嚣等部，拉拢窦融部尤显重要，这使河西地区在东汉初年的地缘优势较为突出。考《后汉书》共记“河西”60多处，大多与东汉初年时事有关。据《光武帝纪》《皇后纪》《窦融传》《梁统传》《班梁列传》等可考，窦融自更始二年（24年）行河西五郡事，至建武五年（29年）遣使贡献，至建武十二年率五郡太守奏事京师，十来年间，河西地区始终处于当地豪强控制之下，这使河西五郡成为一个完整的政治地理单元而一直延续。加之西汉与东汉的边疆形势不同，匈奴的威胁已逐步为羌族所取代，对河西地区的经略重心由河西走廊转移至湟水流域，这使“河西”所指范围进一步扩大，包括了河西走廊与湟水流域。虽然，西汉定都长安，东汉定都洛阳，东汉的司隶校尉部取代了西汉的司隶部，但东汉之政治重心相较西汉来说，并未发生明显迁移。

需要指出的是，东汉时期所指的“河西四郡” 与西汉所指并不相同。东汉人虽然喜言“河西五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金城五郡），但其间亦 有“（凉州）河西四郡”之文，如《孝安帝纪》“永初五年赦凉州河西四郡”与《孝献帝纪》“兴平元年分凉州河西四郡为廱州”，前者无注，后者注为“谓金城、酒泉、敦煌、张掖”。又《臧宫传》“建武二十七年，宫上书曰：‘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指匈奴）右’”，注为“谓张掖、酒泉、武威、金城也”；《班勇传》“永建二年遣敦煌太守张朗将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班）勇”条下注四郡为“金城、敦煌、张掖、酒泉”；《梁慬传》“永初二年河西四郡复安”一条前有敦煌、张掖、姑臧等名，姑臧为武威郡附郭，可知《梁传》中之河西四郡包括了武威郡。案《汉书·昭帝纪》“始元六年，取天水、陇西、张掖郡各二县置金城郡”，知金城郡初置时辖六县，《汉书·地理志》则载金城郡领十三县，地跨黄河两岸并有湟水流域，因其辖域并不全在黄河以西，故西汉时之河西四郡理当排除金城郡。东汉初，金城郡曾被短暂的划属陇西郡（建武十二年十二月省，十三年十二月复置）；《后汉书·郡国志》载金城郡辖十县，原属金城郡管辖的河关、枹罕、白石三县则划归陇西郡。东汉时的金城郡除榆中一县外，与陇西、天水二郡近乎隔河而治，其辖域几乎全在黄河以西（或以北，因河湟地区的黄河为东西流向）地区，故东汉时之河西五郡将金城郡包括在内没有问题。由上引诸文可知，东汉时的河西主要指河西五郡之地，“河西四郡”所指则与西汉时之所指不同，但都在河西五郡之内。另《东观汉记》《后汉纪》亦载“河西”多处，与《后汉书》所记未见出入，篇幅所限，兹不详举。

三、北朝时期“河西”的东移与新义的出现

三国至西晋，政权虽改易，“河西”所指却未超出东汉时的“河西”内涵，这由《三国志》《晋书》中的“河西”语用情况可知。魏、西晋两代之政区设置虽有变化，凉州之辖域范围虽亦改变，但其政治重心仍在以洛阳为中心的司州，原同属司隶校尉部的京兆等郡则被划为雍州（西晋又分雍州为秦州）。又由于诸少数民族内徙，原西汉朔方刺史部属郡皆已为鲜卑、匈奴等族占领，但凉州之河西地区仍未脱离中央控制（虽短暂割据），故魏晋时较东汉时之政治地理虽已发生变化，但由于中原所指之“河西”仅剩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故魏至西晋河西所指范围亦未发生明显改变。需要注意的是，东汉末年鲜卑的一支移居至黄河西部，史称河西鲜卑，但其河西并非指河西五郡，而是泛指中游黄河以西的朔漠之地。十六国时期，河西鲜卑势力逐渐向凉州之河西扩展，才包括了原东汉时所指之“河西”。但河西鲜卑中之“河西”仅属特例，在单独言河西时，仍为东汉时凉州之河西。

随着十六国时期鲜卑族的崛起，“河西”除保留原有所指外，又增加了两层新的含义。考《魏书》，其书共记载“河西”136处，其中有“于河西”20处，“幸河西”16处，“河西（饥、叛）胡”12处，“督河西……诸军”9处，“河西王”17处，“河西（郡）太守”5处等，其余难以归类，暂且不表。由上述之条目，我们可将北魏时期之“河西”所指分为三层含义，即朔方之河西、凉州之河西、河西郡，而又以第一层含义为主。那么，为何北魏时之“河西”含义会发生上述变化呢？

观《魏书》所载河西之文，集中于明元帝、太武帝与文成帝时期，正是北魏逐渐统一北方与巩固政权之时。自拓跋什翼键开始，拓跋鲜卑就以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为根据地，不断向西扩张势力。拓跋珪初建北魏之时，盛乐以西以南之地（约当于西汉之朔方刺史部之地） 已为匈奴族刘卫辰占有，至登国六年（391年），北魏击破刘氏，才将势力重新扩展至该地区。但自赫连勃勃407年建立夏朝并于413年建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北）为都后，由于魏夏双方为世仇，在北魏灭夏之前，双方相互攻伐不断。明元帝数次西巡至河，皆为备御夏朝；其间河西胡曾几次入寇与归属北魏，亦与魏夏之争有关。太武帝拓跋焘即位次年，赫连勃勃死， 北魏即谋划灭夏。始光三年（426年）与四年，拓跋焘两次亲征夏朝，最终击破夏朝，在统万城设置统万镇，北魏自此据有此朔方之河西地。其后，自神加元年（428年）至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拓跋焘多次行幸河西，或田或猎。文成帝拓跋浚在位时，北魏虽已统一北方，但朔方之河西地区仍为河西胡居地，时叛时服，故文成帝七次行幸该地，以示弹压。献文帝在位时亦巡行河西一次，退位后仍携子孝文帝行幸河西一次。此后，孝文帝迁都洛阳，北魏皇帝再未行幸朔方之河西。需要注意的是，拓跋焘在太延五年（439年）亲征北凉沮渠牧犍，九月至姑臧（今属武威市），才首次将凉州之河西地区纳入北魏直接统治，《魏书》中的“河西王” 除“姚苌拜刘卫辰为河西王”一处外，皆指的是凉州之河西。

北魏自天兴元年（398年）由盛乐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至439年统一北方，后于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近百年间，中国北方统一政权首次迎来除长安、洛阳外的持续时间较长的新都城，这使得我国北方政治地理在北魏时发生了显著的改变。都城在盛乐之时，北魏以朔方部地为河南，这是因为盛乐在黄河北河之偏北。而北魏在灭赫连夏之前，黄河中游以西朔漠之地一直处于二者的争夺中，至于凉州之河西地区，北魏势力尚未延至该地区，故迁都平城后，由于平城在黄河以东，在北魏未得凉州之前，其河西多指黄河中游以西的朔方部地。北魏时人可能意识到“河西”所指之变化或许会带来观念上的混乱，故为了区分朔方之河西与凉州之河西，因前人已有用“河右”代称“河西”之举，于是将凉州之河西称为“河右”。如《李顺传》载，沮渠蒙逊以河西内附时，崔浩即以“河右”代“河西”；后在李顺与太武帝的对话中，双方亦指凉州之河西为河右。至于为何选择以“右”代“西”，则是因古人一般以南向位（坐北朝南）言左右，故西等同于右。至于河西郡，《魏书·地形志》记其设置于东魏天平四年（537年），属晋州，领夏阳（今陕西韩城）一县；但《魏书·薛凤子传》在太和二年之前既有“凤子兄弟移属华州河西郡”之文；另《宋书·王康传》有“永初元年，以兄河西太守（王）基子天佑嗣”；《魏书·太宗纪》有“泰常四年六月，司马德文建威将军、河西太守、冯翊羌酋党道子遣使内属”之文，《魏书·高允传》有高允所作《征士颂》（作于466—467年间）“河西太守、饶阳子博陵许堪祖根”之文。综上，可知河西郡之设置，当远早于537年，且其存在时间较长。只是魏人在言“河西”时，一般不指河西郡，故这一层含义未彰。

至此，我们可知，河西所指在北魏时由凉州转移至朔方，是和北魏的政治地理变迁密切相关的。政治中心的确立深刻影响着某一政权对各地域的命名，若以话语理论解释，即是“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掌握了话语权”，命名权自然是话语权的表现形式之一。故北魏之河西自是平城之河西，而非长安之河西。北魏分裂以后，定都于邺（今安阳市）的东魏与北齐，亦延续了北魏时的河西主指，这是因为东西魏以今山、陕间之黄河为界，东魏之河西只能为朔方之河西，而不可能为凉州之河西。而定都于长安的西魏和北周，则因朔方之河西、凉州之河西与河西郡均在其疆域内，故延续了北魏时河西的所有内涵。同时，北周亦有以“河右”代指凉州河西之例，这既可视为文人用字之癖，亦可说是延续了前人区分“两河西”之举。

四、隋唐时期“河西”的前后变动

与北朝不同，定都建康的东晋及宋齐梁陈在指称河西时，仍然指的是凉州之河西。这是因为凉州之河西在未入北魏之前，一直处于相对独立的割据状态。西晋末年前凉张轨仍称晋正朔，西秦乞伏炽盘曾遣使诣东晋归顺，北凉亦多次向东晋与刘宋遣使朝贡，在东晋及南朝人的视域中，只有凉州之河西。这从《晋书》《宋书》《南史》等诸多史籍所载之河西含义可知。

北周于577年灭北齐，统一北方。杨坚于581年称帝后，仍都长安。隋代国祚短促，但炀帝亦曾于大业五年（609年）西巡至张掖，是为抚谕吐谷浑及西域诸国，亦言至“河西”或“河右”。《隋书》共记“河西”之文16处，除《食货志》1处外，其余皆为凉州河西之义。可见至隋代时，河西之主指又重回凉州。需要说明的是，隋代之河西已不再包含金城郡在内，这是因为隋之金城郡仅辖金城、狄道二县， 其地大部分已在黄河之东南。故《隋书·地理志》在论雍州形势时，称金城郡与安定、北地、上郡、陇西、天水等五郡“于古为六郡之地”，而其所指“河西诸郡”则包括枹罕、浇河、西平、武威、张掖、敦煌、鄯善、且末、西海、河源等郡。可见随着隋代政治地理 的改变，河西重回长安之西，亦即凉州之河西。

大业十三年（617年），李轨据武威、张掖、敦煌、西平、枹罕五郡之地，自称凉王，史书皆言李轨据“河西”或“河右”。武德二年（619年），唐平李轨，置凉州总管府，管凉、甘、瓜、肃四州。七年，改为都督府，督凉、肃、甘、沙、瓜、伊、芳、文八州。贞观元年（627年）分天下州郡为十道，河西地区尽入陇右道。咸亨元年（670年），以凉州为大都督府，督凉、甘、肃、伊、瓜、沙、雄七州。景云二年（711年）， 以江山阔远，奉使者艰难，分陇右道黄河以西为河西道，辖凉、甘、肃、瓜、沙、伊、西七州。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又置河西与陇右二节度使，前者治凉州以隔断羌胡，后者治鄯州（今青海海东市）以备御羌戎，可见唐代设河西节度使与汉武帝开河西地的目的是相似的。河西节度使领八军三守捉， 驻军于凉、甘、肃、瓜、沙五州及会州河西部分之地，而湟水流域的鄯州则归陇右节度使管辖。至此，河西迎来其语义发展的最高形式——“政制区划名称”，即“河西道”与“河西节度使”。虽然，唐代的道初期仅为监察性质，但监察区亦属政制区划的一种，载于史籍的政制性命名通常带有统治意志，故唐中期以前之河西所指真正固定了下来。考《新唐书》《旧唐书》《唐大诏令集》《唐语林校证》《全唐文》，其所记载代宗以前之河西，皆指河西道之河西。这自是因为唐代定都长安，其北方政治地理与汉代极其相似，故其时唐人所指之河西亦与汉人相类。

安史乱后，陇右道兵力空虚，吐蕃乘虚而入， 蚕食该地。加之朔方仆固怀恩在代宗时数次引吐蕃入寇，至广德二年（764年），吐蕃攻打河西节度使驻地凉州，数年后城陷，河西大部沦陷于吐蕃。此后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唐王朝中央疲弱，更是无力西顾，而唐人所指之河西至此又为之一变。考两《唐书》及《资治通鉴》，其代宗之后诸《本纪》皆有“河西”之文，如《德宗纪》“吐蕃常阻绝灵武，侵扰鄜坊，贞元九年二月辛酉，诏发兵三万五千人城盐州……命盐州节度使杜彦光戍之，朔方都虞侯杨朝晟戍木波堡，由是灵、夏、河西获安”，“贞元十五年，六州党项自永泰以来居于石州，永安镇将阿史那思暕侵渔不已，党项部落悉逃奔河西”；《武宗纪》“会昌二年九月，以李思忠为河西党项都将回鹘西南面招讨使”；《僖宗纪》“光启元年时国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数十州”等。显然，在陇右道之河西陷于吐蕃后，唐人之河西所指又重新回转至关内道，即唐代的鄜、坊、银、盐、延、绥、同、丹等州之地。索其缘由，自是中唐以后， 唐朝政局大变，使其政治地理发生重大改变，而河西所指亦随之改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宣宗大中五年（851年）时，以张义潮为节度使，于沙州置归义军，张氏亦自称其地为河西。但这一含义在中晚唐人所留文献中已不是主流。

五、五代以后“河西”地理范围的固化

至五代时，甘州为回鹘牙帐，而凉、瓜、沙三州将吏犹称唐官，数来请命，贡请不绝。自梁太祖时，常以灵武节度使兼领河西节度，而观察甘、肃、威等州，然虽有其名，而凉州自立守将。至后周世宗时，凉州与中原王朝断绝往来。仅瓜、沙二州，终五代常来。后唐庄宗时，拜沙州留后曹义金为归义军节度使、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后晋天福七年（942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入贡。后周世宗又以元忠为归义军节度使，元恭为瓜州团练使。此后，再不见内地史籍记载。因陇右道之河西不在五代各政权直接管辖之下，故《旧五代史》与《资治通鉴》五代诸《纪》鲜少涉及，其行文中河西所指，主要延续了中晚唐以来的河西之义。

北宋之初，陇右道之河西早已与内地断绝联系，故宋时之河西仍然指的是关内道之河西，其所设河西行营，亦是为了平定灵、夏二州的党项部落。“建隆元年，北汉诱代北诸部侵掠河西；二年，召令代州刺史折仁理入觐，折氏世居河西，接邻北境。雍熙、端拱间，沿边收市：……河西则灵、绥、银、夏州。”“端拱元年火山军言：‘河西蕃部直荡 族内附’；至道二年以杨延广为同、鄜、坊、延、丹河西巡检。”由诸引文可知，宋初之河西亦延续了中晚唐以来河西之义，观宋人著述，其河西所指大多采用此义。北宋都开封，陇右道之河西已为他国所有，其以关内道之河西为河西，自是政治地理形势使然。但亦有例外，河西军之河西即为一例。“咸平元年，河西军右厢副使折逋游龙钵来朝。河西军即西凉府也。”西凉府即唐之凉州，可见河西军即指唐代凉州，但这一用例在宋代甚少。又《宋史·夏国传》分西夏疆土为河南、河西、河外三部分，但这仅是西夏内部之分，宋人之河西不会指他国之河西。

西夏立国后，唐代之银、夏、灵、盐、宥等州皆为其所有，河西走廊的凉、甘、肃、瓜、沙等州亦属其境，西夏兼有关内与陇右二河西。西夏疆土相对于辽来说，皆可称为河西，故辽人常以河西代指西夏。“嘉佑三年，契丹数遣使与吐蕃唃厮啰约举兵取河西，河西谓夏国也。元符二年，贺知章至契丹， 萧德崇谓知章曰：‘……河西小国蕞尔疆土。’知章曰：‘夏人入寇……’”《辽史》中亦有此类记载。金代政治地理与辽相似，故亦以河西指代西夏。

蒙元在灭西夏后，于中统二年（1262年）在西夏故地立中兴行省，之后经过几次更名与权属转移，最终在元贞元年（1295年）定行省名为甘肃。輥輯訛而《元史·世祖纪》自至元七年（1270年）至十八年数次出现“河西行省”之名，但《元史·地理志》与《百官志》均未载入，显然是以“河西行省”等同于甘肃行省。甘肃行省辖七路二州，除宁夏府路、西宁州部分地域外，皆可称其位于黄河以西，故元代又于甘肃行省设河西陇北道肃政廉访司。尽管最终定行省名为甘肃，但蒙元人在指西夏故地时，仍以河西代之。案《元史》《全元文》等，可知蒙元之“河西”不但指西夏政权，还用于指代一切与西夏有关之人事，如称西夏人为河西人或直言河西、西夏人组建的军队为河西军，这是以地域名称指代部族名称和政权名称。蒙元之性质与辽金类似，皆由游牧民族定鼎中原，其政制多承金制；且元世祖定都大都，西夏旧地于其皆可视为河西。

明代置陕西行都指挥使司，领甘州左、右、中、前、后，肃州，山丹，永昌，凉州，镇番，庄浪，西宁十二卫，及镇夷、古浪二千户所，即元代的永昌、甘州、肃州三路及西宁、山丹二州，相当于除今酒泉 市外的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案《读史方舆纪要》：“明世宗嘉靖八年弃哈密卫退守嘉峪关内，沙州等卫陷于吐鲁番，是时亦不剌盘据青海，瓦剌结巢贺兰山，于是河西三面受敌。又嘉靖以来，北边部落 益强，河东、关西岁被蹂躏。二十五年，督臣曾铣以收复河套为己任，为严嵩所构弃市，自是边事日坏，朝廷复弃河套。”可见明人已将原关内道之河西称为河套，而还河西专指陕西行都司。明代西北边疆防务主要由甘肃、宁夏、延绥三镇承担，三镇间有相互调动兵员、以备防御的机制。当时官方奏议之中，常以河西指代甘肃镇，甘肃镇之西宁卫则以河湟代之，宁夏、延绥则无代称。这可能是因为此时期原西夏故地中的银、夏诸州虽亦可称河 西，但已不在明朝版图之内，且已有新名河套，此时河西仅指甘肃一镇，故仍以“河西”专指河西走廊，但已经不包括湟水流域。

清康熙二年（1663年），以陕西右布政使驻巩昌（今陇西市），分领临洮、巩昌、平凉、庆阳四府；四年，裁宁夏并入甘肃；五年，改曰甘肃布政使司。此为清代甘肃设省之始。雍正时期，迎来了甘肃省域的一次急剧扩张。雍正三年（1725年），改行都司卫所为府州，置甘州、凉州、宁夏、西宁四府、肃州；又于古瓜沙地置安西、沙州、柳沟三卫，于故赤斤卫地置靖逆卫、赤金所。而后自乾隆平定西域到设置伊犁将军以前，甘肃省域达到了其历史最大。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置镇西府、迪化州，皆隶于甘肃行省。此一时期的甘肃行省，包括了今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全部，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部分。清人在言河西时，一般皆加限定，使人明白其所指为甘肃行省之河西。但由于甘肃行省的确立，清人使用“河西”的频率要远低于使用“甘肃”的频率，这也说明了政区地名的使用频率要远高于其他地名。

民国二年（1913年）四月，于甘肃省下设河西道，并于次年六月更名为甘凉道。民国的道保留了清代的道制，但进行了职能和区划上的调整，成为介于省县之间的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行政层级。由于河西道存在的时间很短，故民国人称河西，一般指的是整个河西走廊地区，而非甘凉道所管辖的甘、凉二州。考察民国时有关西北的史籍，诸多书篇名中含“河西”的著作，皆指的是甘肃之河西走廊地区。至此，河西作为一较大地域名称，虽然不再有高层政区以之为名，但却已固化为指代河西走廊地区。

六、“河西”历史演变的特点与成因

在中国历史上，“河西”作为地域概念演变的过程十分复杂，阶段性也非常明显。一般来说，以汉族为上层且都城在西安、洛阳、南京的政权，其河西大多指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所指范围比较确定；而以少数民族为上层或都城在开封、北京的政权，其河西所指则比较多元，要视各朝的具体政治地理而论。综上来看，影响河西历史变化的原因，笔者以为至少有四个方面：

一是黄河的形态及流域地形。黄河干流河道呈斜“几”字形，其上游和中游均有纵向河道，故河西天然具有“上游以西”和“中游以西”二层含义。且其流经地域多为高原和平原，是历史上人类活动比较理想的区域，河流作为自然地理参照物，非常适合用于对地域进行命名。

二是政治地理的历史变迁。黄河流域在历史时期一直为我国的政治中心，不同朝代因其政治地理形势不同，如族群斗争导致国防形势及疆域变化、国都的变化等，都会导致不同政权在指称地域时以自我中心地域为坐标对其辖域重新进行命名。

三是历史文化的传承。地域名称本身包含有文化属性，不论是自然地理地名或政制性地名的制定，都包含了人们的认知过程。同属一个文化系统且所处环境相同的群体，在选用名称时往往会兼顾其历史文化属性，没有必要一般不做改动，故作为河西走廊的河西得以使用延续至今。

四是空间用语的更替。历史上某一地域的用名往往前后有所变化，最终用名相对固定下来，这种用名的替代具有复杂的原因。今天较大地域的用名，已有明确而具体的省名可供使用，河西已为甘肃省所取代。而同名异地的情况，也会随着政权的稳定被整理，以保证行政的方便。即使是观念层面的地域名称，也希望能一名一指，故中游之河西改称为河套。

“河西”的演变过程，可看作中国地域名称演进的缩影，折射出我国地域命名的内在逻辑。在对诸如“河西”此类地域名称进行考察时，应该认识到其动态与复杂性，意识到其具有的汉语特殊性。地理名称，只有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会出现，其目的在于把各个地区进行区分。地名应该反映单一概念，只“属于”确定的地方，才有助于形成地名与地方之间的联想联系。只有在社会生产发展到高级阶段以后，地域名称才会由政府的专门法令和命令确定，这与我国目前在官方设置地名管理机构（民政部地名司及各地地名办）的初衷是一致的。

来源：《历史教学》2019年第6期

作者：董振华 毛曦

选稿：周辰

编辑：袁云

校对：刘家瑶

责任编辑：黄舒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