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独来独往的女人，往往都很优秀

有书君说
说起苏雪林，很多人都觉得陌生。
她曾经的辉煌，早已被遮挡在历史的帷幕之后。
“五四运动”时期，苏雪林和冰心在文坛有“冰雪聪明”的美誉。
她还和冰心、丁玲、冯远君、凌叔华并称为“中国五大女作家”。
这位民国才女，在武汉大学任教时，是有名的“珞珈三杰”之一。
她才华卓越，文笔超群，散文自成一家，被誉为真正的美文。
但她也是同时代最为复杂难懂的女性，在她身上找不到一种统一而恒定的气质。
如同她自己所说，没有哪种心理学理论可以解读她，这是为什么呢？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苏雪林的故事。

　　1915年的一天，安徽太平县岭下村一个名叫“水上”的树林里，有位少女独自徘徊。

　　她眼含泪珠，满面忧愁，几次踱到树林边缘，凝望着脚下的深涧。

　　这位忧伤到想要自杀的少女，便是苏雪林。

　　她不是生活窘迫，也不是为情所困，而是因为读书无门。

　　由于家中的祖母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苏雪林从小就没有接受正式教育的机会。

　　童年时，家里的兄弟们上私塾，她只能做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旁听生。

　　没过一两年，男孩子们纷纷转去学校就读，她便被迫辍学在家。

　　对一个好学的孩子来说，对知识的“求而不得”，让她既痛苦又渴望。

　　靠着在私塾认的一二千字，苏雪林从哥哥们带回来的书籍、报刊中，如饥似渴地获取新知识。

　　从《西游记》《水浒传》到《史记》《汉书》，再到国外小说译本，十多年间，她整日埋头于书海，广泛涉猎古今中外名家作品。

　　童年和少女时代的自学和苦读史，为苏雪林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

　　她13岁时，就能创作较高水平的古诗：

　　林下荒鸡喔喔啼，宵来风雨太凄凄。

　　荷锄且种海棠去，蝴蝶随人过小池。

　　积累的知识越多，苏雪林上学的渴望就越强烈。

　　1915年，18岁的苏雪林听说省城初级女子师范学校恢复招生，她向家人百般苦苦哀求，却始终没有办法让祖母点头。

　　直到母亲看出，她因为苦闷，茶饭不思，甚至产生轻生的念头时，才决意违背祖母意愿，带她去省城报考。

　　上了学后的冯雪林，更加刻苦努力学习，从没辜负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上学机会。

　　她在学校能诗善画，非常引人注目，毕业后即被留在母校教书。

　　23岁时，苏雪林又考上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和庐隐、冯沅君成为同学，受教于胡适、李大钊、周作人等知名教授。

　　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刚发生不久，新文化运动带来的蓬勃朝气，弥漫在北京各大学府。

　　苏雪林在师友的影响下，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如获新生。

　　作为新时代的女性，她开始尝试用写作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上学期间，她写的短篇小说《始恶行》，政论杂文《新生活里的妇女问题》《人口问题研究》等，均受到很高的赞誉。

　　1921年，她又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由吴稚晖、李石在法国里昂创办的海外中法学院留学名额。

　　怕家人再次阻拦，她几乎是逃到法国的。

　　在法国，苏雪林先学习西方文学，后又学习炭画，和潘玉良是同窗。

　　国外更加开放的环境，让苏雪林的思维和视野愈发开阔。

　　对于男女平等论，她曾说过：

“男子于妻外，不应更有他恋的事发生，女子也是如此。男子如果金陵十二，女子也可以面首三十人。”

　　如此新派和前卫的观点，和现代人无异。

　　然而，这样一个走在时代前沿的女性，却始终无法冲破旧时代的束缚。

　　早在她14岁时，就由祖父定下了婚事。

　　她的未婚夫张宝龄，是一个商人家的儿子。

　　她无法接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却始终没有勇气退婚，只是一直以求学为借口，推迟结婚的日子。

　　在她留学法国时，张宝龄也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几次通信后，她深感两人性情不合，没有共同语言。

　　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写信回国，请父亲为她解除婚约。

　　换来的却是父亲的严厉斥责，母亲的苦苦哀求。

　　她也曾试图用旅行来培养和未婚夫的感情，邀请他到欧洲相会。

　　得到的却是张宝龄冷漠的拒绝：

“我早告诉过你，我对于旅行，是不感一毫兴趣，到欧洲去做什么？
至于结婚，我此刻亦不以为急，你想在法国继续留学，我再等待你几年，亦无不可。”

　　张宝龄的不解风情，让苏雪林对爱情最后一丝幻想无情破灭。

　　不能调和，又没办法解脱，婚姻像个魔咒，让苏雪林日夜难安。

　　在极度痛苦中，她受洗皈依了天主教。

　　就在此时，家中来信，母亲病入膏肓，她不得不中断学业归国。

　　在母亲病床前，她最终和张宝龄成婚。

　　文艺女跟理工男的结合，注定不会擦出爱的火花。

　　苏雪林生性浪漫，感情细腻，而张宝龄非常务实，将工作视为生活的全部。

　　有一天，圆月清辉，夜空分外静谧迷人，苏雪林忍不住对张宝龄说：“你看，月亮多圆啊！”

　　谁知张宝龄竟冷淡地回了句：“没我用圆规画的圆。”

　　生活中柴米油盐，他们越来越多的矛盾不可调和。

　　苏雪林不擅家务，整日埋身于书本之中，而张宝龄只想要个勤俭持家的贤内助。

　　张宝龄设计了船形的房屋，苏雪林却看不出任何美感，住进去始终觉得别扭。

　　不如意的婚姻生活，让她只能用文字来宣泄心中的苦闷。

　　仿佛在迷雾中找到了一条出路，她发现文字带给她的快乐，可以补偿生活中爱的缺失。

　　她将想象中美好婚姻的样子，写成一篇篇性灵脱俗的美文，集结为《绿天》一书。

　　也正是因为这本书，她被誉为“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与冰心并称为“冰雪聪明”。

　　看了她的作品，都会让人不由得感叹她的文笔之美。

　　《绿心》和她的另一本自传体小说《棘心》一起，奠定了她在中国近现代文坛的地位。

　　（张宝龄）

　　婚后几年，苏雪林便和丈夫长期两地分居，婚姻名存实亡了。

　　1931年，苏雪林到武汉大学执教。

　　她工作极其要强，初去武大时，学校请她接替沈从文，教授“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

　　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一来半途接手，又有珠玉在前，稍有不慎，很容易会被诟病；

　　二来当时教材、资料奇缺，只能凭借自己的才学授课。

　　明知道有诸多困难，苏雪林还是丝毫没有退缩，接过课程，并且做到了最好。

　　很快，她和凌叔华、袁昌英，就被称为“珞珈三杰”，成为武大不可或缺的人才。

　　在执教期间，苏雪林笔耕不缀，作品涉猎广泛。

　　散文、小学、戏剧、翻译、童话、古典诗词、神话研究、文艺批评，她都能信手拈来且各有成就。

　　她对于李商隐和屈赋的研究成果，更是名噪学术圈。

　　然而，有一件事后来却让苏雪林在知识分子群体所不齿，那就是她对鲁迅前后不一致的评判。

　　苏雪林对鲁迅推崇有加，在送给鲁迅的书籍扉页上还自谦地称“学生”。

　　1934年，她发表评论文章，用大量篇幅归纳鲁迅小说的思想和艺术，认为仅凭《呐喊》与《彷徨》，就足以使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永久的地位。

　　仅仅过了两年，鲁迅刚逝世不久，苏雪林就以“鞭尸”的形式，举起“反鲁”大旗，批判鲁迅的一切作品，甚至人格。

　　“泼妇骂街”式的“反鲁斗士”形象，使苏雪林引起几乎整个文坛的反感。

　　就连胡适也曾劝解她：“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她却置若罔闻，继续对鲁迅言语讨伐，长达半个世纪。

　　她的偏激，引起很多猜测，甚至生出“爱而不得，因爱生恨”的流言。

　　其实，苏雪林和鲁迅只是泛泛之交，之所以如此作为，全在于她的“立场”。

　　不管是抗战时，她倾尽所有，捐出黄金五十余两，并不断用文字讨伐日本侵略的罪行，还是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矛盾凸显，她始终站在国民党政府的一方。

　　她认为左翼是“假借老百姓的名义，扛出‘民主’的金字招牌，终级目的还是想夺取政权。”

　　而鲁迅就是左翼作家的代表，所以也就成了她口诛笔伐的对象。

　　（鲁迅）

　　1949年，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苏雪林离开大陆，赴香港任职真理学会，担任编辑工作。

　　第二年，她又远赴法国，在巴黎大学进修。

　　在法国，她生活窘迫，孤苦无依，于是写信向之前武汉大学的校长王世杰求助。

　　在时任蒋介石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的帮助下，1952年，苏雪林去往台湾，度过了半生的教书、写作生涯。

　　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苏雪林淡泊度日，从未停止过写作和学术研究。

　　耄耋之年，她还会为晚起一日而悔之不及，认为“人生就是努力的战场，必须寸寸战步之战。”

　　1999年，苏雪林逝世于台湾，享年102岁。

　　苏雪林的一生，充满矛盾。

　　她叛逆激进，常常与人笔战，言辞犀利，无所畏惧；

　　却又保守顺从，不敢对抗包办婚姻，即使婚姻名存实亡，也迫于名声而不离婚。

　　她生性要强，做什么事，要做便做最好；却又敏感怯懦，遇到困难会用宗教逃避。

　　她将恩师胡适视为精神之父，如圣人般敬仰维护，不允许听到任何反对胡适的言论；却在“讨鲁”的问题上，对胡适的劝告置若罔闻。

　　她对丈夫的务实深恶痛绝，自己却充当着蒋介石政府“文字纠察员”的角色。

　　在她身上，找不到某种统一而恒定的气质。

　　这也许就是人性本身，没有非黑即白，更多的时候，是黑白调和的灰色地带。

　　不管怎么说，努力生活，才是完整的一生。

　　而这一生，她走得异常精彩。

　　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