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53年，房遗爱与高阳公主意图拥立荆王李元景为帝，参与谋反事情败露，二人皆被赐死。
史料记载，“遗爱伏诛，公主赐自尽，诸子配流岭表。遗直以父功特宥之，除名为庶人。”
在这一桩房遗爱谋反案中，参与者基本都没落下好结局。即便是贵为公主，高阳也同样被赐死，儿子也遭遇流放。一般来说，谋反这事儿可是个大罪，一般都是要连坐亲人、甚至灭族的。可是在太宗时期的大唐律法下，房遗直却仅仅被贬为庶人，性命得以保全。
虽然说史料记载是因为其父房玄龄的功劳，算是功过相抵，可以免除对房遗直的惩罚，仅仅是贬为庶人而已。但深究下来，房遗直能在此事中明哲保身，难道只是因为这一个原因吗？当然不会。
首先，不得不研究的重要一个原因，是大唐的律法。虽然历朝历代，谋反罪实在是统治者们难以饶恕的大罪，但不同时期处理方式也各有不同。其中，唐朝时期对谋反罪的惩罚是历朝历代中最轻的。
即便如此，也不可否认，《唐律》对于谋反罪的处罚相当严厉。比如那些虽然没有直接行动证据，但是有说过逆反言语的人，都要流放两千里；只要是犯了谋逆罪的人，不管是兴师动众还是恶言犯法，一律都要斩首处死，兄弟也要连坐。这是旧的唐律规定。
但是到了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于谋反罪的惩罚做了重要修改。唐太宗认为这两种情况轻重程度不同，不能都判死刑，于是就把这条法律修改成了“兴师动众、能为害的，祖孙兄弟都缘坐没官；恶言犯法，不能为害的，兄弟免死配流。”
从法律角度上来说，唐朝这一律法的重要修改，其实算是一种开放与公平的文明进步。虽然到了后期，明清法律又扩大了家属连坐的范围，但唐朝对谋反罪的惩治方法，却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统治者的视角，尝试站在百姓角度上去处理，展现了对法律公平公正的重视。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皇权利用谋反罪除掉潜在的威胁势力，这一现象也随之被强化。例如房遗爱谋反案，本身就是高度涉及皇权的争夺，也是有这个因素在里面的。
正是因为唐朝律法的原因，即便是房遗爱谋反事情败露，房遗直如果没有参与，那么他就有很大的可能置身事外，不会受到很大牵连。
其次，房遗直和房遗爱高阳公主之间，其实一直都存在不和。
史料记载，高阳公主是非常讨厌她这个大伯的，不仅屡次想要罢黜房遗直的官儿，甚至还诬告他非礼自己。在电视剧《大唐情史》中，向往自由和爱情的高阳公主，还曾经向房遗直提出带自己私奔的要求，但是遭到房遗直的拒绝，之后就开始针对他。
有人说高阳公主性情率真，也有人说她被太宗“宠坏了”娇纵跋扈，但无论出于怎样的原因，高阳公主与驸马房遗爱，很明显与房遗直站在了不同的两个阵营。
甚至还有一说，房遗爱谋反事件之所以暴露，其实就是房遗直告的密。所以李治赐死了相关的人，却保全了房遗直的性命。再结合唐朝当时的律法，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但这一说法，在史料研究中还是存疑的，有待继续考证。
更何况，房遗爱高阳公主的“恶语犯法”谋逆言论，到底有没有上升到“谋反大罪”的层次，还是有待探讨的。有史学家研究，当时的房遗爱谋反条件是远远不够的，案发之初他被贬为宁州刺史，远离京都，地处偏远，同时他的“同党”荆王李元景也同样不具备起兵谋反的实力。给他们定下谋反罪，只不过是唐高宗李治为了巩固势力、排除异己，借助封建政权和唐朝律法所推波助澜的结果罢了。
另外，房遗直和房遗爱的身份，也是大不相同的。房遗爱虽然不是房家嫡长子，虽然也与高阳公主不和，但他好歹是驸马都尉，对于唐高宗李治来说，假如心不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威胁。
而房遗直却继承了他父亲房玄龄的优点，不仅是嫡长子，而且政绩上也非常优秀，治家严谨，为人正派。虽说唐太宗已经逝去，但对待曾经身为太宗左膀右臂的朝廷重臣的房玄龄，李治还是要给几分面子的。
作者：我方团队月落星沉
参考资料：石冬梅《论唐代的谋反罪》、江润楠《从房遗爱谋反案看封建法律的工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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