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洪波、王新鑫：域外汉学中的《西游记》叙述

据相关文献显示，《西游记》域外传播历史悠久。早在1758年就流传日本[1]，1895年流传英美，而且多有译介。仅英译本至今已有64种之多[2]，其余日译、德译、俄译，以及其他小语种译本，种数无法统计。

《西游记》太田辰夫、鸟居久靖日译本

故有西方学者感叹：“没有读过《西游记》的欧洲人就像没有读过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一样，不能妄谈世界的小说。”[3]它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学的瑰宝。

由于这些译本常常粘附序、跋、出版说明等“副文本”，或者及时配发评介文章，体现出其时海外读者对《西游记》的看法和认识，可以说，这些译介与对《西游记》的研究似乎是在同步展开。[4]

然而严格说来，成熟的域外《西游记》学术研究起始于“五四”以后，随着中国学术实现现代性转型应运而生。特别是在当代，《西游记》全面进入海外汉学视阈，产生了大量《西游记》专家和论著，构成域外汉学一个特殊的学术领域。

梳理域外《西游记》研究进程与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类：其一，在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论著中论述《西游记》。其二，对《西游记》的专门性研究。

后者从地缘文化上说主要发生在日本与美国、英国、德国、前苏—俄罗斯、澳大利亚等英美国家，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具有绵长、浓厚的汉学传统，《西游记》研究比较繁盛，且水平较高；英美国家的研究则比较分散、零星，但也各有特色和建树。

一、文学史与小说史中的《西游记》评论

先说域外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的《西游记》评论。

自20世纪以来，随着世界文化交流的加剧，出现了许多域外汉学家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就其影响而论，可以《剑桥中国文学史》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为主要代表。

《剑桥中国文学史》

文学史著作旨在整体论述数千年中国文学的历史演变和文学面貌，对《西游记》的叙述通常比较宏观、简略，对《西游记》作者、成书、版本、传播等《西游记》研究中的一些争议性话题，也只能从众从俗，或者径直忽略不论。

它们的重点放在解读文本的思想、文化内涵和描述艺术风格、成就方面，尤其是在文化解读上表现最为充分。海外学人的特殊身份在《西游记》叙述中必然体现出特殊的视野，提出独到的见解。

孙康宜、宇文所安编《剑桥中国文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以现代英雄主义理论解读《西游记》，其立意不凡之处是将《西游记》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并案考察，分析各自不同的英雄性格。

它认为三国英雄是“历史英雄主义”，具有“狮子般的英雄气概”；水浒英雄是忠义英雄，以侠义和血性“称雄于大道野径”；而西游英雄（主要是孙悟空）则是一个“超级大英雄”，他是超越世俗的“心意英雄”。（第71—76页）这个观点显然是接受了西方托马斯·卡莱尔英雄主义理论以及中国传统草泽英雄崇拜思想的影响。

梅维恒著《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 新星出版社2016年）提出了“《西游记》是人类多种情感原型”（第645页）的观点，指出《西游记》以生动的笔触叙写了自然化生、自我认识、国家与社会、生与死、反抗礼教和权威、顿悟和救赎等人类情感。

这种情感论主题观源于传统社会历史批评与现代人类学理论的融合，与国内学者提出的诸多社会性、哲理性和宗教性《西游记》主题观比较，其视野和论述令人耳目一新。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

另有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日本弘道馆1946年）和前野直彬《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其中都有《西游记》专论，对《西游记》也不乏独到叙述，尤其是反映出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西游记》研究的递进，值得关注。

再说域外中国小说史著作中的《西游记》评论。

与上述中国文学史著作不同，域外中国小说史专著论题集中、论述深入，对《西游记》的研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海外汉学众多中国小说史专著中，当数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和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影响最大。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享有盛誉，被几代学人反复引用。与《中国现代小说史论》发掘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等作家一样，《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也以富有新论和创见著称。其《西游记》评论的精华在于：

其一，关于今存世德堂本是否为初刻本。

世德堂本，即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学界公认为百回本《西游记》诞生的标志。现在有学者提出它并非初刻，而是对明代某一早期王府本的翻刻。

如黄永年认为世本所署“壬辰”并非万历二十年，而是一个甲子以前的嘉靖十一年（1532），这个才是百回本《西游记》初刻的时间，所以以世德堂本为百回本原刻，“显然是不对的”。[5]

《中国古典小说》，夏志清著，刘绍铭校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我们检阅夏志清的《西游记》评论，可以发现他早已论述了这个疑问：“《西游记》现存最早版本是1592年的世德堂刻本，付梓于作者死后十年或是十一年。这或许并不是最初的本子。”[6]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未必有充分的理由，但从中亦可显出夏志清《西游记》版本研究的独特思考及其对学界的启发。

其二，关于唐僧形象的精辟分析。

在百回本《西游记》中，取经的主角转移为神猴孙悟空，唐僧形象被美猴王所遮蔽。夏志清对唐僧形象的分析在两方面显示出不凡的价值。一是首次指出唐僧形象与历史上真实人物玄奘的错位，他是“一个被作者有意漫画化的圣僧形象，我们在《西游记》关于三藏的描写中看不到受人尊敬的学者的任何痕迹”。

二是具体分析了唐僧形象的三重性格元素，也可称三种性格的表现和来源。

1、民间故事元素。所谓遭贬的如来佛祖大弟子（排名第二）金蝉童子，因为其元阳未泄，所以有各色妖怪“吃唐僧肉”的诸般故事。

2、西天取经功德圆满的旃檀功德佛。这是一个“智慧出众，意志坚定的虔诚的僧人”，这也是他作为圣僧形象的核心。

3、普通的凡人。《西游记》的取经故事是被神话化（或妖魔化）的，但玄奘大师在历史上实有其人，这个历史真实无法颠覆，所以它保留了凡人的一面：他贪生怕死，动辄流泪，却又迂腐不辨是非，被孙悟空讥诮为“脓包”。

夏志清教授

夏志清认为这种凡人品质才是让读者感到真实和亲切的原因。《史论》有一段话，把唐僧的凡人人格分析得入木三分：

他易怒而乏味，看不到自己是个坏的领导人，偏袒手下最懒惰的人，而且，作为一个虚守宗教形式、自认圣洁的僧人，虽装模作样地坚持吃素，避免女性，但实际上并无真正诚意。

他无疑不会使人联想起历史上玄奘那样的勇气，或者基督徒为求彻悟而甘愿经受考验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当妖魔鬼怪要吃他肉、对他进行性挑逗时，他既不反抗也不屈从，只是无可奈何。[7]

应该说，这一评论是相当新颖和充分的，现在国内所见对唐僧形象的重评或翻案，无疑也受到夏志清《史论》的影响。[8]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浦安迪教授是海外汉学界继夏志清之后的领军人物，在中国小说研究方面著有《中国叙事学》《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等学术名著。他的《西游记》研究的特点是融文史哲为一体，传统与现代两元结合，视野开阔，有大格局、大气象。择其大端评述如下。

《浦安迪自选集》

其一，以《西游记》为“奇书文体”的典范之作。

“奇书文体”是浦安迪研究中国小说的一大创见。他将“明代四大奇书”定义为“文人小说”，将“奇书文体”归结为中国小说经典特有的美学范式，打破了将章回小说划入“通俗文学”的传统研究格局，改变了视中国小说为小家珍说、丛残小语、不登大雅之堂的偏见。他说：

所谓“奇书”，按字面解释原来只是“奇妙之著作”的意思，它既可以指小说的内容“奇异”，也可以指小说的文笔之“奇绝”。然而，我认为古人专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为四大奇书，是别有意焉。

首先，这一名称本身含蓄指定了一条文类上的界限，从而把当时这四部经典的顶尖之作，与同时代的其他二三流的长篇章回小说区别开来。……我们使用“奇书”一语来界定这几部拥有共同美学原则的叙事文类，名之为“奇书文体”。[9]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奇书文体”的理论来源，浦安迪舍弃了李贽“宇宙内五大部文章”和金圣叹“六大才子书”这两个大家熟知的概念。因为它们并不是专指小说，无论是“五大部文章”，还是“六大才子书”，其中涉及的小说只有《水浒传》一部。

《明代小说四大奇书》

他接受了刘修业《古典小说戏曲丛考》和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两部小说史论专著关于“六大古典小说”的术语，同时考察《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皆曾以“第一奇书”命名的刊刻实际，形成、提出“奇书文体”的理论。

其研究思路是：从四大奇书的叙事结构入手，剖析“奇书文体”在叙事结构设置中的美学规律，并将“寓言”和“反讽”手法作为众多“奇书”最为主要的修辞手段，将小说放回明清时代背景中审视，最终解读了其意蕴深远的特殊寓意，作出了其作为文学经典的文学史评价。

其二，运用“寓意批评”揭示《西游记》的寓意。

众所周知，早在世本陈元之《刊西游记序》即已指出《西游记》的寓意特征，“其书直寓言者哉！”并且确认其真实寓意在“修心”，所谓“魔以心生，亦以心摄”。[10]

浦安迪持“三教合一”立场，特别重视被儒、释、道三教共同视为经典的《易经》，从阴阳、五行（八卦）切入，揭示出《西游记》“寓言体”写作方法及其文化蕴涵。清代三家评论多以佛教的《华严经》、道教的《参同契》《悟真篇》和儒家的《大学》《孟子》为阐释的依据，浦安迪则以《易经》为评析的利器。

阴阳的实质是“二元互补”。浦安迪指出：“将‘阴’与‘阳’看作一种关于两端关系，无休止交替，对立之物的相互涵容，以及无限对等的两端特性无穷交迭的范型，‘阴阳’两字当可囊括所有的二元体系。”他以为在《西游记》中，无论是佛教的“色空”，还是道教的“性命”、儒家的“理气”等寓意，都可以作如是观。

《中国叙事学》第2版

五行（八卦）的实质是“多项周旋”。浦安迪在分析《西游记》的二元结构之后又进一步指出：“像《西游记》《红楼梦》这类内容深广的作品，二元的交替与错迭尚不足以穷尽其容纳多种现实具体变化的广阔生活画面。”所以就必须引入《易经》的五行（八卦）学说。

在浦安迪看来，五行的相生与相克，即是五行循环的时序与方位的轮转，事物之间形成循环交替、彼此取代与交迭周旋的逻辑关系。

正是纷繁复杂的人事关系及其变化，构成了《西游记》的多面世界与深邃哲理的统一视野。浦安迪称之为《西游记》的“五行（八卦）框架”。要之，《西游记》的一切文化寓意都可以通过透视这一“五行（八卦）框架”也即“阴阳二元互补——五行多项周旋”叙事框架而得到合理的解释。

二、日本汉学家的《西游记》研究

日本是《西游记》研究的一处海外重镇。20世纪以来，名家辈出，长泽规矩也、鸟居久靖、小川环树、太田辰夫、田中严、矶部彰、中野美代子等日本学者前后相继，把《西游记》研究推向繁盛。

明治二十二年日本刊本《绘本西游记》

其中常被引录、为中国学者熟知的重要论文有：长泽规矩也《关于日光慈眼堂世本<西游记>》、小川环树《吴承恩在<西游记>中的创作》（又译《<西游记>的原本及其改作》）、太田辰夫《<朴通事谚解>所引<西游记>考》和《<西游记>形成的新研究》、矶部彰《围绕着原本<西游记>的问题——<西游证道书>所载虞集撰“原序”及邱处机的传记》和《<西游记>资料的研究》、中野美代子《<西游记>和<三藏法师传>研究》和《吴承恩与邱处机——围绕作者的误解》等。

日本汉学重视《西游记》，并取得不凡的成绩，其原因有二：

一是存世版本丰富。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记载的有：《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世本）、《鼎锲京本全像西游记》（杨闽斋本）、《唐僧西游记》（唐僧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李评本）、汪澹漪笺评古本《西游证道书》（汪评本）、《鼎锲全相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朱本），凡六种。

其中世本、李评本、汪评本、朱本四种最重要的明清版本在中国久遭淹没，反而在日本得以完整保存，其文化“反哺”之功不能不令人诧异。孙楷第曾惊呼：“（在日本）保存旧本，如斯之多，颇可惊叹”。[11]另有杨致和简本《西游记传》一种，今藏东京无穷会图书馆和东京东洋文库图书馆。

《西游记》高木彬光日译本

二是《西游记》各版译本齐全。

据王丽娜写于1982年的《<西游记>在国外》介绍，其时日译本已达13种之多，所译《西游记》几乎涵盖今见所有重要版本。甚至于连同那部同名异书的邱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也一并译出，译者岩村忍，1948年由1948年筑摩书局出版。

藏本丰富，说明《西游记》备受日本公众喜爱，传播广泛；译本众多，反映出日本学界对《西游记》的重视：两者构成了日本《西游记》研究的坚实基础。

日本学者受中国学术传统的影响，重视实证和考据，故而他们在《西游记》作者、版本等基础研究方面用功最勤，并且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其一，关于《西游记》作者。

众所周知，自“五四”时期鲁迅、胡适考定《西游记》作者为吴承恩，“吴著”说既成定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学界鲜有异说。对“吴著”说的质疑，始于1983年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然而，据章氏自陈，他的观点和材料都来自日本。

20世纪80年代初，章培恒先生作为第一批公派学者到日本神户大学访学，接触到日本学者大量怀疑、否定“吴承恩著《西游记》”一说的论著，回国以后，他开始在复旦大学主讲《西游记》，其中即有对日本《西游记》研究的介绍，同时在讲学之余撰写了上述论文。

对于《西游记》作者，日本学界也可分为“吴著”说与“非吴著”说两大阵营。

《中国小说史研究》

“吴著”说的主要代表是京都大学教授小川环树。

小川环树在《<西游记>的原本及其改作》（写于1948年）里全面介绍“吴著”说，他基本接受鲁迅、胡适等对百回本作者的考证结论及其材料。同时根据赵景深《吴承恩年谱》的记载推测吴氏作此书于赴任长兴县丞之前，年龄约五六十岁。唯此书并非鲁迅、郑振铎所言的增删或扩写（也即学界所谓创编定型），而是由吴承恩改写。——是谓《西游记》“改作”说。

“改作”说即是日本版的“吴著”说。它以日本学者的独特理解支持了“吴著”说。其重要论据是百回本小说对孙悟空的改写。在以往的西游文本中，无论是《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还是《西游记》杂剧、《西游记》平话，孙悟空（包括前身猴行者）都不是取经的主角或者第一主角，而吴承恩《西游记》却改写成以孙悟空为中心，并且把孙传（即大闹天宫故事）置于篇首。

这一现象可以有力证明“吴著”说。

1、孙悟空作为一个“自然人”，个性粗野又纯朴，相比较高贵、脱俗的唐代高僧三藏，孙悟空更加贴近普通百姓的生活及审美爱好，在文学上则更能“打动庶民的心灵”。

吴承恩既是有学识的人文知识分子，同时他也是最贴合庶民，最低级的官吏。他担任过县丞、王府幕宾等底层官员，对于庶民充满了同情，很容易与之产生一定的共同感受，可以创作出受庶民喜闻乐见的作品。

小川环树书法

2、孙悟空居住的“花果山水帘洞”，以往西游文本定位在西天取经路上，且语焉不详，而吴氏《西游记》中改到了东海地区。

小川环树依循董作宾的考证，将水帘洞与海州（今连云港市）云台山相联系，认为吴承恩作为淮安文人，将花果山移至东海（即海州），这是有可能的。

3、《西游记》充满了仙佛神魔等非现实的因素，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吴承恩为逃避现实而借古喻今，抒发孤愤，这与吴氏在现实中受到冷遇（如屡困场屋）的人生境况相吻合。[12]

而对于前人提及的方言问题，小川环树反倒不甚看重，认为“要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书中语言为淮安方言，这样才能成为‘吴著’说的有力确据。”显然，由于方言的流转性和不确定性，我们实际上很难确定《西游记》为淮安方言 。这显示出日本学者理性、严谨的学术态度。

从现有资料来看，对“非吴著”说的辨析是日本《西游记》作者研究的主流。太田辰夫、田中严、矶部彰、中野美代子等人都是“非吴著”说的代表。

太田辰夫最早对“吴著”说提出质疑。在《<朴通事谚解>所引<西游记>考》一文中，他对百回本《西游记》作者问题不及详论，但指出“将非朱本、杨本的版本（即百回本，朱本、杨本都是简本——引者注）归为吴本是不合理的”[13]。

《西游记研究》，太田辰夫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在《<西游记>杂考》《鲁府本<西游记>与<西游释厄传>》等文中太田辰夫始作详细的论述。

对于“吴著”说的主要论据《淮安府志》中的记载，太田辰夫认为仅仅出现“西游记”三个字，而无其他相关的内容记述是不足以证明“吴承恩著《西游记》”的。因为其前提是要确切证明《淮安府志》提及的“西游记”文体为小说类型，而不是游记、戏曲或是其他类型。所以“吴著”说恰恰是“在不知明本之存在的时候轻率采用的一种观点”。

他还从世本陈元之《序》及所署“华阳洞天主人校”两方面来进一步审察作者。陈元之的《刊西游记序》明说：“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志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他大胆推测《西游记》的问世与藩王府有关。他说：

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在万历年间，世德堂本刊刻之际，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姓氏仍未知晓。由《西游记》内容字数、编辑难度等方面推测可能和王侯有着一定的关系。

那么，具体又是那个藩王府呢？太田辰夫根据周弘祖《古今书刻》、万历《兖州府志》《藩献记》和《明史》卷一一六等文献，进行综合考察，推定为鲁藩王朱颐坦。

其中一个关键证据：陈元之《序》中“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一语，杨闽斋本中将陈《序》日期由壬辰（万历二十年）更改为癸卯（万历三十一年），“今天潢”一句删去“今”字，他认为：“‘今’是‘现在’的意思，即指明朝。……陈元之作序的万历二十年，鲁恭王尚在世，二年后薨，所以在万历三十一年这个时间点上把‘今’字删去了。”[14]

《文史探微：黄永年自选集》

鲁藩王一说，后来由黄永年《论<西游记>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西游证道书>点校前言》（中华书局1993年版《西游记》卷首，又收入《文史探微：黄永年自选集》，中华书局2000年）和黄霖《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和主要精神>(《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先后介绍而为中国学界熟知。

指出一点，太田辰夫曾与鸟居久靖合译了《西游记》，作者一栏即未署名吴承恩姓名。这是他持“非吴著”说立场的强烈表现。

田中严、矶部彰、中野美代子等人也对“吴著”说也表示怀疑。他们在接受太田辰夫观点基础上，否定的立场更加坚定。比如矶部彰不仅否定“吴著”说，而且还为早被鲁迅、胡适推翻的“邱作”说辩护。

清初汪澹漪《西游证道书》署作者名为邱处机，理由出自虞集《西游记原序》——“此国初丘长春真君所纂《西游记》也”。现学界共识，《原序》系汪澹漪伪托的“赝品”。矶部彰则肯定了其存在的可能性。

他首先就虞集的生平及官职进行了考察，认为《原序》所署虞集官职（翰林学士）和书室名（邵庵）不合历史真实只是枝节问题，不能作为判断其真伪的依据。关键问题则在虞集与邱处机的关系，以及对《长春真人西游记》的态度。

《西游记形成史研究》

为此，矶部彰爬梳了虞集的相关作品及邱处机传记，考出虞集与道教交往密切，《道园集》中有许多与道教有关的作品，甚至曾前往长春宫观看过邱处机“西游”壁画，进而他得出虞集熟识邱处机、了解《长春真人西游记》，未必会受无名道士（即《原序》中的衡岳紫琼道人）欺骗的结论。

这样，他认为“《西游记》在元代后期可能并存两个本子，一个偏密宗色彩，一个偏道教色彩”。[[15]]虽然对邱处机为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矶部彰还只是推测，但他基本承认虞集《西游记原序》的价值。

矶部彰的这一考证，在一定意义上使“邱作”说起死回生。有学者相继提出“虞集《原序》并非伪托，而是为别一早期文本而作”（石钟扬）、“邱处机是原始《西游记》作者”（金有景）、“邱处机所作《西游记》为99回本全真教本”（李安纲）等为“邱作”说辩护的观点。

其二，关于《西游记》的版本研究。

《西游记》的成书与版本，一向缠夹不清。一方面，原生西游故事起于玄奘取经史实，经历长达千年的演化最终累积、荟萃而成百回本小说巨帙，在不同的成书阶段积淀为不同的《西游记》版本。另一方面，一定时期的《西游记》版本必然反映着这一时期的《西游记》成书轨迹，其中隐含着诸多线索和秘密。

太田辰夫《西游记研究》

通过文献考稽，旁求曲致，揭示《西游记》成书轨迹和版本演变，正是日本学者研究《西游记》的又一处重点。长泽规矩也、鸟居久靖、小川环树、太田辰夫、田中严、中野美代子等日本学者大多涉及这一研究，尤以太田辰夫和矶部彰最为突出。太田辰夫著有《西游记》版本专著，矶部彰著有《西游记》成书专著。

因为矶部彰《<西游记>形成史の研究》尚无中译本，我们不易看到，这里以太田辰夫的研究为中心展开论述，自然也会涉及矶部彰等其他学者的内容。

查太田辰夫的《西游记》版本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篇目：

1、《<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考》；

2、《戏曲<西游记>考》（主要部分为杨景贤<西游记>杂剧）；

3、《<朴通事谚解>所引<西游记>考》；

4、《<永乐大典>本<西游记>考》；

5、《<唐三藏出身全传>（杨本）考》；

6、《<唐三藏西游传>（朱本）考》；

7、《世德堂本<西游记>（世本）考》；

8、《鲁府本<西游记>与<西游释厄传>考》；

9、《明刊本<西游记>考》。

另有对一部《西游记》异本的考证论文：

10、《<玄奘三藏渡天由来缘起>与<西游记>的一个古本》。

内容涉及明代百回本《西游记》主要版本、简本、世本前的祖本和古版本，对《西游证道书》等清代笺评本则没有专门的考证论文。

《西游记》太田辰夫、鸟居久靖日译本

纵观这些考证，可看出太田辰夫的研究特点：占有文献全面翔实，考证过程严谨深入，几乎每篇都提出了新发现、新观点。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考》提出孙悟空的原型并非是胡适所谓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而是印度高僧携华并翻译传布的佛经《大日经》中“千猴晒经”故事。又如《<玄奘三藏渡天由来缘起>与<西游记>的一个古本》发现了一部异类（作为净土宗说教用书）古本，并且从中找到了百回本《西游记》关于“唐僧出世”故事的最早记载。

太田辰夫遍考这些版本以后，对《西游记》明刊本列出下表：

从表中可知以下结论：

1、百回本《西游记》的最早版本是《西游释厄传》，与卷首诗“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侔合，这部《释厄传》已佚，其残文保留在古代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所引《西游记》中。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太田辰夫日译本

2、明代简本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是对佚本《西游释厄传》的部分还原，从朱本可以看出《释厄传》的一些真相。

3、据世本陈元之《序》，《西游记》出于王府，这个王府是山东鲁恭王府，鲁府本即是对《西游释厄传》的增补。

4、另一明代简本杨致和四十一回本《西游记传》（杨本）是鲁府本的省略本。

5、最后的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正是鲁府本的改写本，也即学界所谓：今存世本是被称为“前世本”和“旧序本”的鲁府本的翻刻本。

还应该补充两点。

其一，谚解本与永乐大典本都是《西游记》平话本，甚或出于同一版本，但太田辰夫特别重视谚解本在《西游记》版本演化史上的地位，因为“谚解本要比《永乐大典》引用的《西游记》更加古老依一些”。

其二，厘清朱本、杨本与世本关系这一核心论题，既然朱本、杨本和世本的来历已经清楚，三者关系也就迎刃而解。大致为：朱本、杨本均早于世本，而并非是世本的删节本，朱本是对早期古本《西游释厄传》的继承，可以理解为最早，杨本与世本共同源于鲁府本，然杨本是鲁府本的省略本，世本是鲁府本的增扩本，杨本早于世本的可能性较大。故知三本关系为：朱本——杨本——世本。由上图所示可知。

这些结论虽然还不能认为是完全正确，但均是发前人之未发的新见，对学界有重大启迪。矶部彰、中野美代子等在此基础上都有所发挥，中国学界也时有引录。

三、英美汉学家的《西游记》研究

如果把英美国家的《西游记》研究视为整体，它的领域非常广泛，几乎涵盖了作者、成书、版本、传播与思想、艺术等全部基本问题，与日本汉学一样，它是我国《西游记》论坛的延伸，或者说是形成了《西游记》的一处分论坛。

《西游记》李提摩太英译本

然而，与日本汉学重视《西游记》基础研究不同，英美学者比较关注《西游记》与宗教的关系，注重开掘《西游记》的宗教文化意蕴。当然，这并非说在其他方面没有亮色，比如澳大利亚柳存仁《吴承恩评传》、英国杜德桥《<西游记>祖本考的再商榷》、美国余国藩《<西游记>：虚构的形成和接受的过程》即是论述作者、版本和传播的有影响的论文。

究其原因，与英美国家固有之宗教文化土壤有关，学者们容易与《西游记》的宗教内涵发生共鸣。

首先，英译本的宗教倾向。

据文献显示，《西游记》最初的较为完整的英译本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于1913年出版的A Mission to Heaven（《出使天国》），这部作品与其说是一部翻译之作，不如说是一部借助西游故事而写成的基督教传教书。

全书不仅在翻译上处处使用基督教甚至是伊斯兰教等西方宗教的术语来偷换佛、道、儒三教的概念，并且在篇首序言、行批夹注中都“趁机”宣讲基督教理念，并声称大乘佛教“普度众生”“脱离苦海”的主张与基督教“上帝救赎”“天国永生”的教义暗合。

不仅如此，他还提出师徒四人所代表的不同人格经历重重劫难最终得以“功成圆满”“升入天国”的故事，彰显了不同教派之间的彼此尊重，而这也正是他笔下基督教的最高理想——“宗教世界和谐大同”的幻景。当然，包容共存的前提是以基督教为唯一真理，其所持的是其他宗教奉基督教为圭臬，而不断向基督教靠近的“宗教进化论”观点。

《西游记》海伦•海斯英译本

无独有偶，海伦·海斯（Helen Hayes）的译本The Buddhist Pilgrim’s Progress(《佛教徒的天路历程：西游记》）于1930年面世，她借西方读者所熟知的宗教寓言经典A prilgrim’s Progress(《天路历程》)为书名，试图在吸引关注的同时也突显两部书在宗教原型上的联系。

该书在译文中穿插了大量的分析、介绍、评论性文字，高度重视《西游记》所折射出的文化问题，采取了中西作品的对比视角，甚至对于文化比较的关注压倒了对翻译本身的兴味。

如在宇宙生成的部分，译者就将小说中有关宇宙生成的观念与基督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相对比。与此同时，海斯也注意到《西游》文本中对道教和佛教的批评，不过其与Timothy Richard不同的是，她虽然着重于对宗教问题的分析，但其结论并非最终指向基督教，相反，她认同和称赞《西游记》的游戏性，而且在她看来，游戏的戏谑与宗教的严肃并非不可并存。

其次，英美学者的宗教学阐释。

英美汉学家对《西游记》的宗教学阐释可分为两种流向，一是瞄准《西游记》固有宗教（例如道教）蕴涵作深度阐释，另一是以西方基督教教义比附《西游记》，在广义上作宗教文化阐释。其突出的代表学者分别为澳大利亚柳存仁和美国余国藩。

柳存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世界著名汉学家，在中国文学史、宗教史、小说版本目录学方面都有卓越建树。

其另一个为世人熟知的特殊身份，即是域外《西游记》研究的重要代表，其《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原载香港《明报》1985年第233—237期，又收入《和风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堪称《西游记》学术史上的经典之作。

《和风堂文集》

其一，开辟《西游记》与全真教关系的研究新领域。

《西游记》与全真教的关系是客观存在，清代三家评论多有涉及，但这一关系自“五四”以来被逐渐抹杀了。胡适《<西游记>考证》开篇即说“小说《西游记》与邱处机《西游记》完全无关”。王国维整理《长春真人西游记》，为后人研究《西游记》与全真教的关系提供了最宝贵的一手文献，但他自己却没有论及小说《西游记》。

直到柳存仁，通过对《西游记》的细读，以及《西游记》与《长春真人西游记》等道教典籍的对读，找到了《西游记》中大量全真教的诗文。《西游记》与全真教之关系也作为新的研究领域宣告确立。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学界——以李安纲先生为主要代表——兴起一波《西游记》宗教文化研究的热潮，柳存仁有肇始之功。

其二，提出《西游记》另有全真教本的观点。

《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

柳存仁根据《西游记》的描写内容，提出了关于全真教本的推测。他说：

（《西游记》）书里还留有一点点残余的痕迹，和以前举过的若干线索互相呼应，使我们仍旧有理由可以疑心在百回本《西游》之前……也许还有一个现在已经散佚或失落了的全真教本子的小说《西游记》存在的可能。[16]

所持证据在为：

1、第三十六回“劈破旁门见月明”描写唐僧一行夜宿乌鸡国宝林寺，师徒酬唱，抒发幽情。柳存仁认为其中有大量道教内容，“非道教中人恐怕还是写不出来的”，所以“大概是它（全真教）的原装货”。

2、《西游记》第四十四回“法身元运逢车力”叙述车迟国国王佞道、道士欺凌和尚故事。除了崇道意蕴浓烈，柳存仁发现里面有大量诸如双关、夹脊之类道教术语，并且其大段文字皆来源于全真教祖师王重阳《重阳真人金关玉锁决》，于是推断：“如果这里的大段文字不是全真教本《西游》的原文，这些和尚拽车过双关、穿夹脊的描写，也很有可能部分地保存着那一个本子特有的文字。”

它还进一步引申：这一回的回目“法身元运逢车力，心正妖邪度脊关”，似乎本来整回讲的就是全真教的内丹诀窍，“只是在现存百回本里，也已经被后人删削得只能仿佛它的大意了。”

《和风堂文集》英文版

“另有全真教本”说的提出，其意义未可小觑：1、增加了一个《西游记》新佚本；2、为“邱作”说提供了又一个旁征；3、为《西游记》宗教文化研究提供范文，特别是提供了版本和文献上的依据。

我国著名宗教学者李安纲《苦海与极乐——<西游记>的奥义》等《西游记》宗教（全真教）研究的重要成果，都多得其襄助，全真教成为《西游记》研究新领域，柳存仁有开垦之功，善莫大焉。

余国藩（Anthony C. Yu），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神学院教授，著名宗教学者。他对《西游记》的研究以宗教阐释为特色。

其一，新译《西游记》。

在此之前，《西游记》已有多种英译本，但余国藩甚感不满。

一是过去的译本或是删减过当，或是谬误横出，尤其是对于原书中最能保留宗教意味的诗词几乎都没有过令人满意的翻译，这使以往的版本未能将原著的原貌呈现给读者；

二是韦利译本《猴》在英语世界的风行，以鲁迅、胡适的“游戏”说为依据，将《西游记》改译成一部风趣的“游戏之作”，将《西游》一书的主旨一味简单化、肤浅化，从而忽视了“其糅合文学虚构性和宗教超自性的语言结构”，从而导致《西游记》的“偏见”。[17]

于是决定重译。先于2006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推出节译版The Monkey and the Monk（《猴子与和尚》），2012年推出修订版，全书共分四卷，正文前附有余国藩近著长篇导言。2016年由上海外语出版社引进国内市场，保留了四卷本的形式，为中英对照版。

《西游记》余国藩英译本

与以往译本比较，余国藩英译本《西游记》体现出如下特点：

1、在注释中介绍几十年间学界对于《西游记》研究的新成果；2、撰写长篇导论，整体介绍《西游记》的作者、成书和文体特征等基本情况，重点阐述《西游记》的宗教思想；3、补充、修正《西游记》诗词的翻译，对其中诸多宗教术语力求精准。

余国藩秉持广义宗教文化立场，广泛引用基督教、印度原始佛教和中国道教的思想观点，对那些不甚明确的宗教表达（隐喻）进行原典上的追源溯流和现代阐释。

其二，对《西游记》的宗教阐释，提出“赎罪”说。

除了对《西游记》的儒释道思想作阐释以外，余国藩还结合西方宗教文化背景揭示新解，在《英雄诗——<西游记>的另一个观察》《朝圣行——论<神曲>与<西游记>》《宗教与中国文学——论<西游记>的玄道》等系列论文中，他从基督教视角，提出了“朝圣”和“救赎”的主题，——这就是学界广为流传的“赎罪”说。

余国藩通过分析《西游记》的人物设置和情节模式，指出：

玄奘，加上龙马在内的四众，皆曾因犯错而遭贬。悟空的名头大，种因于大闹天宫。八戒、悟净、和龙马，则分别因带酒调戏嫦娥，失手打碎蟠桃会上玻璃盏，或是纵火烧了殿上明珠而遭斥逐出天界，在凡间受苦受难。[18]

《余国藩西游记论集》

根据基督教的教义，人有原罪就必须消业，消业的基本方法就是赎罪。在宗教历史上，最经典的赎罪途径正是朝圣。所谓朝圣，即是个人或团体朝圣地而行，去向圣主忏悔，从而为朝圣者带来物质和精神上的报偿。

显然，唐僧赴西天取经即是一个朝圣的故事，倘若三藏必须借朝圣过程修得的功果之助，才能还前世的业障，他的徒众也不会例外。[19]他认为《西游记》的这一 “救赎”主题，“十分类似但丁的《神曲》”，因而“在两部名著中的意义差别不大”。[20]（余国藩345）

“赎罪”说提出以后，在英美学界影响很大，《西游记》宗教阐释遂成主流。这种影响还波及中国学界，大陆学者诸葛志发表系列论文，完整阐释《西游记》“赎罪”说，成为新时期以来西游记主题观的重要一家。[21]

要之，域外汉学中的《西游记》叙述是我国现代性《西游记》研究的延伸，以其丰富的内容和丰硕的成果，构成域外汉学的重要一翼，也呈现出所谓“中学西传”的文化交流意义。

同时，它又以世界性、现代性文化视野审察、阐释《西游记》，在《西游记》叙述中提供了许多新史料和新见解，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西游记》研究，其反哺之功既大且显。

注释：

[1] 参见日本太田辰夫：《西游记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4页。

[2] 最早的英译本是1895年上海华北捷报社出版的美籍传教士吴板桥的《金角龙王或唐皇游地府》。参见王镇：《何惧西天万里遥——<西游记>在英美的传播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5页。

[3] 转引自何锡章：《幻想世界中的文化与人生——<西游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页。

[4] 如亚瑟·韦利在《真正的圣僧及其他》一文中对唐僧形象进行了历史性研究，参见夏志清《中国古代小说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页。

[5]参见黄永年：《论<西游记>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西游证道书>点校前言》，中华书局1993年版《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西游记》卷首，收入《文史探微：黄永年自选集》，中华书局2000年。

[6]夏志清：《中国古代小说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页。

[7]夏志清：《中国古代小说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页。

[8]参见竺洪波《论唐僧的精神》，《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1期。

[9]浦安迪：《“文人小说”与“奇书文体”》，收入《浦安迪自选集》，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19页。

[10]陈元之：《刊西游记序》，刘荫柏编：《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55页。

[11]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再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3页。

[12]小川环树：《<西游记>的原本及其改作》，《中国古代文学丛考》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1—397页

[13]太田辰夫：《<朴通事谚解>所引<西游记>考》，《神户外大论丛》1959年第10卷第2号。

[14]太田辰夫：《西游记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41页.

[15]参见]矶部彰：《围绕着元本<西游记>的问题——<西游证道书>所载虞集撰的“原序”及丘处机的传记》，收入《20世纪<西游记>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又见矶部彰：《<西游记>形成史の研究》，东京创文社1993年版，第181—214页。

[16]柳存仁：《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原载香港《明报》1985年第233—237期，又收入《和风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7]参见黎志添：《悼余国藩老师——阅读修订版英译本《<西游记·导论>有感》，《中国文哲研究通讯》 2015年第9期。

[18]余国藩：《<红楼梦><西游记>与其他》，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46页。

[19]参见余国藩：《朝圣行——论<神曲>与<西游记>》，《<红楼梦><西游记>与其他》，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26页。

[20]参见余国藩：《朝圣行——论<神曲>与<西游记>》，《<红楼梦><西游记>与其他》，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45页。

[21]参见诸葛志：《<西游记>主题思想新论》，《浙江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西游记>主题思想新论续篇》，《浙江师大学报》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