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惠州文化自信的底气，但东坡精神才是他留给惠州的最大财富

导读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文坛领袖苏轼在“乌台诗案”中遭到政敌的迫害，虽然勉强保住了生命，但却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的闲职，受当地官员监视。这是苏轼仕途生涯第一次被贬出京。

在遭受了此次人生（仕途）的重大挫折后，昔日曾渴望仿效古人“射天狼”，自称是“麋鹿性，非优辕姿”的热血青年苏轼，终于认识到了政治的残酷性。此后，大彻大悟的苏轼变身东坡居士，回归田园生活，“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是他这时心态的真实写照。

宋哲宗即位后，苏轼获得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先后担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以及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等职。但是，由于胸负家国情怀的苏轼，始终不愿意与朝中得势者同流合污，并且多次仗言直谏，于是再次遭到诬告陷害。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又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贬所为当时的蛮荒之地惠州。

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在苏东坡陷入人生低谷之时，惠州的父老乡亲们热情地接纳了他，而苏东坡也入乡随俗，很快就融入了惠州本地的市井生活中，并决定在惠州“以彼无限景，寓此有限年”。

此后，心无旁骛的苏东坡才思泉涌，创作出了一大批接地气的文学作品。其中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这首《食荔枝》诗因朗朗上口，具有浓郁的岭南地域特色而广为传诵，至今脍炙人口。

据统计，苏东坡寓居惠州约两年七个月，不仅留下诗词、序跋、书画等作品多达587首（篇、幅），而且还留下了合江楼、泗州塔、嘉佑寺、朝云墓等一批被他的作品赋予了文化内涵的遗址。所有这些，都是苏东坡给惠州留下的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对惠州的影响深远，一如清代诗人江逢辰所说：

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

时至今日，东坡文化已经成为惠州文化自信的底气，而作为东坡文化主干的东坡精神，则是东坡文化能够历久弥新的源动力。也就是说，东坡精神才是苏东坡留给惠州人民的最大财富。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说东坡精神才是苏东坡留给惠州人民的最大财富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就要从东坡精神的内容说起。

务实精神：放弃幻想，脚踏实地

当年，苏轼在进京应试时，受到当时的主考官、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年轻的苏轼出道即到达人生巅峰，名动京师，并逐渐成长为新一代的文学领袖，在当时文坛上享有巨大的声誉。

此时的苏轼意气风发，胸怀“致君尧舜”的雄心壮志，立志要有所作为。即使是在密州（自请出京）时期，“老夫聊发少年狂”的他依然雄心不减，渴望效仿古人远赴西北边疆“射天狼”。但面对连续两次被贬的残酷现实，苏轼“已绝北归之望”，放弃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决定回归田园生活，融入惠州的市井生活之中，用他最擅长的方式：文学、科学知识为惠州作出自己的贡献。

从昔日高居朝堂之上、众星捧月的文坛领袖，到被贬惠州时“前年家水东，去年家水西”的落魄，落差不可谓不大，但苏轼却能做到荣辱不惊，从文坛领袖华丽变身为与世无争的东坡居士。这体现出了苏轼务实的作风，而务实精神，正是东坡精神的基础。

实干精神：有条件要上，无条件创造条件也上

苏东坡被贬谪至惠州后，不仅没有任何行政权力，而且还要受到地方政府的管辖（监视）。在这种无法调动任何资源的情况下，作为光杆司令的苏东坡很难有所作为。此时，他最好的选择是远离尘世的喧嚣，独居幽处与世无争。

但是，苏东坡可不这么想。他心系惠州民生，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他以实际行动硬生生地创造出条件，从而使对惠州的民生工程进行改造，以及对农具的改进等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筹建两桥一堤，功在当代，造福子孙。惠州城四面环水，东西两城隔江相望，当时的老百姓只能靠小船过河，既不方便而且危险，经常出现有人溺水身亡的现象，就如苏东坡在《东新桥》中所说：“不知百年来，几人殒沙泥”。因此，苏东坡到了惠州后，认为当务之急是要筑堤建桥，以解决百姓出行难的问题。

经过实地调研，苏东坡提出了两桥一堤的解决方案。为了筹集筑堤建桥的资金，苏东坡以身作则，率先将皇帝赏赐的犀带捐赠出来，并且动员弟弟一家捐赠。在苏东坡的奔走呼吁及以身作则的感染之下，众人纷纷慷慨解囊，很快就筹集到了足够的资金，并选择吉日开工。

在工程完工之日，惠州的父老乡亲奔走相告，自发地尽情庆祝。“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既是当时的盛况，更是老百姓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

民以食为天，苏东坡改进农具提高生产力，功莫大焉。我们现在都知道，生产工具是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志，换句话来说，就是生产工具的先进程度决定了生产力水平。事实上，早在900多年前的北宋时期，苏东坡就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

在惠州，苏东坡设计制作秧马，并作《秧马歌》劝教老百姓使用秧马，从而改变了百姓使用秧马前，在插秧时“俯伛秧田，非独腰脊” 之苦，以及农夫因在脚胫上打洗秧根，造成“积久皆至疮烂”的现况。使用秧马（不用弯腰插秧）不仅可提高生产效率，而且又具有对劳动者保护的优越性，很快，“惠州民皆已使用，甚便之”。

另外，苏东坡还根据惠州部分地区溪流落差较大的实际情况，设计、推广了水碓水磨，从而解决了之前民众靠人力、畜力来舂米、磨面，研磨香粉时，效率低下的问题。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苏东坡在看似不可能的情况下，创造条件筑堤建桥，改进劳动工具，惠及一方百姓，从而受到了后人的敬仰及追慕。这与当代提倡的“实干兴邦”精神完美契合，从而使东坡文化能够历久弥新。所以，实干精神，就是东坡精神的精髓。

乐观精神：天涯何处无芳草

苏东坡三次遭贬，不仅一次比一次贬得远，而且官职也是越贬越小，最后已到了降无可降的地步。而雪上加霜的是，他在被贬途中又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丧子之痛，更是在惠州痛失了红颜知已王朝云。

但是，仕途的失意与家庭的变故，并没有击倒苏东坡，他始终相信“枝上柳绵吹又少”并不可怕，因为“天涯何处无芳草”。苏东坡认为，只要心中有春天，那么，就算是身处数九寒冬，春天也不会离你而去。

因此，林语堂说：“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而乐观精神，正是东坡精神永葆青春的保鲜剂。

结语

惠州因拥有苏东坡留下的灿烂文化遗产，从而成为了历史文化名城。而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历久弥新的东坡精神与实干兴邦的改革开放精神完美契合，使东坡精神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所以，苏东坡留给惠州最大的财富，就是以务实为基础，以实干为精髓，以乐观为保鲜剂的东坡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