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民众DIY电脑实践：技术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碎片

“星系”（Galaksija）电脑在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掀起了一股热潮，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在自己的家中制造电脑。星系体现的是对当今技术等级制度的破坏，一种不明言的意识形态主张，即计算机器应该是为大众服务的，廉价的，人人都可以使用的，金钱和技术知识都不需要成为进入的障碍。与南斯拉夫面对两极世界秩序的选择相类似，星系传奇说明：替代性的实践模式是可能的，那是一条完全不同于IBM、微软、惠普或苹果等西方制造业霸主的道路。
原文发表于《雅各宾》杂志。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是一个政治异类。在1948年铁托-斯大林分裂后，这个由共产党统治的六个共和国组成的联邦，被东方集团抛弃，在铁托的跨族裔、跨宗教和国际“兄弟情谊和团结”（brotherhood and unity）的旗帜下凝聚在一起。在被苏联否定之后，南斯拉夫将其地缘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引导到了在两个世界超级大国之间制定中间路线的艰巨努力中。
南斯拉夫与埃及、加纳、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一起成立了不结盟运动，这是一个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混杂体（patchwork），希望在冷战期间制定正式的中立的、去殖民主义的“第三种选择”。这构成了二十世纪为数不多的真正的反独裁、反帝的国际联盟之一。南斯拉夫独特的地缘政治局势及其基础设施的自主性，是播下该国国族认同种子的沃土。
战后，特别是1948年南斯拉夫被开除出Cominform（“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斯大林和铁托的倡议下成立于1947年，以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法国、意大利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参与成立了这个类似第三国际的组织，目的是在各个共产党之间交换情报信息。铁托-斯大林分裂后，南斯拉夫共产党被开除出Cominform，后者总部也由贝尔格莱德迁移至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之后，国防库存和工业设施的快速增长，极其需要一场物流革命。为了对生产和交换中的大量商品进行全面的实时监控，强大的计算机是必不可少的。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当地的计算产业开始蓬勃发展。
Rajko Tomović博士——一位对发明世界上第一只五指人工手起了重要作用的机器人专家——与文察（贝尔格莱德一郊区）核科学研究所、贝尔格莱德电信和电子研究所（后来的Mihajlo Pupin研究所）的数学家和机械工程师团队一起工作，利用本地仪器和本地零件开发制造计算机的技术。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官僚机构需要越来越广泛地采用记账（bookkeeping）计算机。南斯拉夫成了一个技术高压锅，孵化出一种独特的计算机文化，这种文化由于强有力的机构支持而开花结果。
但电脑很贵。一台Iskradata 1680、Sinclair ZX81或Commodore 64——标准的消费级系统，在南斯拉夫的政府办公室、会计公司和大学科学实验室都能找到——的平均价格超过了南斯拉夫普通工人月薪的许多倍。使这一障碍更加复杂的是，国家对任何成本超过50德国马克的物品的进口实行严格限制；这一限制远远低于购买一台在欧洲大陆任何地方生产的8位微型计算机所需的金额。因此，在整个1970年代，计算机的拥有、实验和编程都是少数受过教育和富裕的南斯拉夫青年的领域。
通常，当地艺术、音乐和文学运动的成员，如新倾向（New Tendencies，始于1960年代初的南斯拉夫艺术运动，摒弃抽象表现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试图形成一种适合先进大规模生产时代的艺术）、新浪潮（Novi Val，始于1970年代末的南斯拉夫音乐运动，以摇滚场景为主，常批评和讽刺南斯拉夫的缺陷）和科幻场景的成员们，会集中资金，集体获得一台机器。
但南斯拉夫自学成才的文化持续着。20世纪80年代初，在黑山度假时，业余无线电和数字电子爱好者沃亚·安东尼奇（Voja Antonić）设计了一台初级微型计算机的基本概念图。安东尼奇已经是一位著名的工程师了；过去，他曾开发了Arbitar，一个用在了若干巴尔干滑雪比赛中的官方计时系统，以及一个从单色显示器向16毫米胶片传输帧的接口。度假时，安东尼奇阅读了RCA公司生产的一系列新的单片（single-chip）CPU的应用手册。这给了他一个想法。安东尼奇想知道，与其使用复杂而昂贵的视频控制器，是否有可能建造一台计算机，其64×48的块状图形完全由便宜的Zilog Z80A微处理器生成——这款CPU在整个南斯拉夫的电子商店里很容易买到。
回家后，安东尼奇对自己的想法进行了测试，发现效果很好。他的关键性干预产生了双重效果：降低了计算机的整体价格，简化了设计。不过比这更重要的是，这个原理图非常简单，用户可以自己组装电脑。
长期以来对开放硬件和开放软件的承诺，让安东尼奇的发明波及全国。它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的计算机革命，激活了多种亚文化行动者（subcultural actors），包括程序员、游戏玩家、DJ、音乐家和粉丝收藏家。安东尼奇的机器是集体性、自学性（autodidacticism）和技术狂热（technophilia）的新颖组合，他们每个人都被吸引。
在安东尼奇发现的前后，记者、计算机程序员、魔方神童Dejan Ristanović为南斯拉夫的一本名为《星系》的科幻和大众科学杂志写了一篇关于计算机的文章，受到好评。文章发表后不久，《星系》的主编Jova Regasek就收到了读者的请求，希望能专门出一期关于计算机的杂志。虽然起初持怀疑态度，但Regasek还是让Ristanović带头实施这个项目。
恰恰这个时候，安东尼奇正在为他的新的DIY“人民的电脑”寻找一个发表图解（diagrams）的地方。虽然安东尼奇有成捆的家庭计算机月刊，如德国的《Elektor》和美国的《BYTE》——这些外国出版物采购成本很高——但可及性（accessibility）是至关重要的。安东尼奇想找一本国内杂志来出版他的图解。他最初考虑在萨格勒布受欢迎的《SAM》杂志，但在共同的朋友撮合了他和Ristanović之后，他的项目在《星系》找到了家。
特刊的标题是《你家里的电脑》。其中有很厚的篇幅专门介绍了安东尼奇的电脑：它不仅包括图解，还包括组装电路的全面说明、购买代用（makeshift）设备的商店地址、获得自制套件的邮购地址，以及从国外合法订购配件的渠道。Ristanović和安东尼奇决定以“星系”杂志的名字来命名这个项目，而且没有人认为这期杂志的读者群会超过《星系》3万份的常规印刷量。但反响却非同一般。主编Regasek最终需要重印四次才能满足之前每次绝版的高需求。安东尼奇回忆说，在发行前的一天，三人随意地聊了聊，猜测有多少读者会真正尝试制作一台星系；他记得猜测最多有50个硬核爱好者。但是，在总共发行了12万份之后，杂志收到了8000多封来自爱好者的来信，他们都制作了自己的星系。
通常情况下，技术设备的局限性正是其表现能力得以显现的地方。安东尼奇的微型计算机只包含4K字节的程序内存——与今天的任何一台笔记本电脑相比，简直是桶里的一滴水。由于这一限制，系统只能显示三个精彩有趣的单字错误信息：如果用户的BASIC代码（星系使用微软的BASIC语言并对其进行了修改）出现语法错误，会收到“What？”；如果无法识别请求的输入，则会收到 “HOW？”；如果机器的内存容量不足了，则会收到“SORRY”。4K的EPROM（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被压缩得非常紧， 某些字节必须用于多种用途；安东尼奇说，通过此破解（hack），他的固件现已证明可以使用超过100％的程序存储器。
机器的内部结构反映了它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social milieu）。没有两台星系看起来是一样的：有机的不精确性必然出现在初学电路者未经测试、容易出错的行动，甚至有时组装套件在发货时没有外壳。这些缺失成为了刺激用户发挥创造力的因素；许多人设计了自己的产品。个性化的设计往往反映了这些新的计算机革命者与新浪潮和科幻亚文化之间的审美重叠。
而且，和当时的其他计算机一样，卡带是星系的主要存储系统。当时大多数其他机器在加载磁带后会自动运行程序——这是一种原始的防拷贝保护措施，而安东尼奇对开源的承诺意味着他没有保护任何东西的欲望。在加载程序后，用户必须输入一个“RUN”命令才能使其运行。这个额外的步骤，虽然微妙，但却阻止了程序员对他们的工作施加任何拷贝保护；磁带可以直接输入，也可以被编辑或集体复制。自由发挥是被暗中鼓励的：软件的共享、合作、操作（manipulation）和扩散是星系的运作方式。
Zoran Modli自1979年以来一直是计算机爱好者，在《你家里的电脑》出版后，他发现了星系。作为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202”电台著名的新浪潮广播节目 “电风扇202”（Ventilator 202）的主持人和DJ，Modli在南斯拉夫算是小有名气。这一时期，紧凑的卡带开始取代12英寸的黑胶唱片，成为发烧友的首选收听媒介；像索尼随身听这样的便携式袖珍录音机大行其道。《星系》主编Regasek在这种媒体转变中嗅到了机会，1983年秋天的一天，他给Modli打电话，提出了关于“电风扇”的新想法。由于当时所有的电脑，包括“星系”，都是用磁带运行程序，Regasek认为Modli可以在节目中以音频的形式通过电波来播放程序，而听众可以在节目播出时，将程序从接收器上录下来，然后载入他们的个人机器中。
一夜之间引起轰动，这种DJ的做法很快就成为Modli节目的主打。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电风扇202”播放了数百个电脑程序。Modli会在节目即将开始前进行宣布，向听众发出信号，让他们拿起设备，调出磁带，准备录制。粉丝们开始写程序，并明确表示要把程序邮寄给电台，在节目中播放。这些程序包括录音和录像，也包括杂志、音乐会列表、聚会促销、学习辅助、飞行模拟器和动作冒险游戏。在游戏方面，用户可以从电台“下载”节目，并对其进行修改——插入自己的关卡、挑战和角色——然后将其发送回Modli进行重播。实际上，这是在万维网出现之前的文件传输，是一种前网络盗版协议。
1980年代中期，南斯拉夫进入了一个政治和社会极度不稳定的时期；几场血腥的战争和经济的急剧恶化，使新浪潮文化和充满活力的计算机场景被终结。那时，进口限制和关税已经放宽，西方制造的计算机受到消费者、企业和政府机构的欢迎。只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预先组装好的的星系曾被大量生产，在南斯拉夫的一些高中和大学教室里找到了一席之地。到了1995年，安东尼奇把他个人的5个星系原型都扔掉了，他感叹说，那时根本没人关心了。
然而，近年来出现了一种对过时技术的怀旧情绪，除了在市场上遇到比许多现代笔记本电脑还贵的老式星系外，几年前，贝尔格莱德科技博物馆找到安东尼奇，请他参加一个千禧年前计算机的展览。为了这次展览，他声称在自己的阁楼上搜罗并找到了一台被遗忘的“星系”，今天这台电脑就在该博物馆里展出。更重要的是，不久前，安东尼奇也接到了硅谷计算机历史博物馆的类似请求，该博物馆距离他现在位于加州帕萨迪纳的家只有几个小时的车程。
人们之所以对“星系”的兴趣再度高涨，或许是因为这个计算机科学史上激动人心而又鲜为人知的事件蕴含着反事实（counterfactual，针对已发生的事实假设一种相反的可能性）的潜力。星系体现了对当今技术等级制度的破坏，一种不明言的（tacit）意识形态主张，即计算机器应该是为大众服务的，廉价的，人人都可以使用的，金钱和技术知识都不需要成为进入的障碍。与南斯拉夫面对两极世界秩序的选择相类似，“星系”传奇向不知情的（uninitiated）技术专家发出信号：替代性的实践模式是可能的，那是一条完全不同于IBM、微软、惠普或苹果等西方制造业霸主的道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安东尼奇1983年的原理图（schematic）不仅仅是一台自己动手制作的微型计算机。通过它的虚拟连接能力——在它的电路和部件之间，以及在把它塑造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代理人和各种力量之间——“星系”成为了一座代表另一种技术生活的纪念碑，它充满了探索、实验和社群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