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节目“没文化”？

作者|谢明宏

编辑|李春晖

清代科举，有人写了一句“妹妹我思之”。阅卷者不解其意，后来才想明白他想写“昧昧我思之”，于是豁然开朗，于旁批曰：“哥哥你错了。”

“昧昧我思之”语出《尚书·秦誓》，首期节目主讲《尚书》的《典籍里的中国》当然不会犯这么初级的错误。倪大红老师精彩的演绎，为我们勾勒了汉代伏生“学术逆袭”的一生：

秦统一时，朝廷设博士70员，伏生即为其中之一。秦起禁书之祸，伏生冒着杀头危险，把《尚书》藏在夹壁之中。汉初，伏生又取出藏书，仅得二十九篇，传授于齐鲁之间。此时，他已年逾九十，当年的69个同事都归了天，全国能懂《尚书》的仅他一人。

看来，化解学术焦虑的另一种办法就是“比命长”。豆瓣的“博士互助组”和“今天被导师关爱了吗组”每天焦虑得不行，学学人家伏生，总有一天能熬成学术大牛。

《典籍里的中国》也借《尚书大传》的话，给伏生在典籍流传上的功劳定了性：“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传而无伏生，亦不明其义。”不过，《史记》和《汉书》都说伏生“独得二十九篇”，为何《典籍里的中国》要说成二十八篇呢？难道“妹妹我思之”那位大哥又回来了？

其实这是一个目录学问题，伏生所传《尚书》29篇，从大小夏侯传本的分法，减少一个篇题 “康王之诰”，就剩下28篇。从《典籍里的中国》刊布的篇目看，也是少了“康王之诰”，并没有犯数字也错的笑话。

只不过在“扎眼”的豆瓣一两星评论中，绝大多数都指出了该节目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没有讲好《尚书》的今古文之争，甚至错引已经被学术证伪的古文尚书《五子之歌》，可算瑜不掩瑕。

典籍里的学术公案

《典籍里的中国》首期节目最后，饰演伏生的倪大红和主持人撒贝宁一起穿越回了今天的博物馆。看着倪大红和《伏生传经图》里的老者形象酷似，还有小朋友问他：“爷爷你是在扮演伏生吗？”

按照节目设定，倪大红可不就是“伏生本生”吗？他饶有兴味地回答：“你也可以这么认为。”倪大红老师台词功底了得，对人物的揣摩也够。讲述自己妻儿为了护书而死时（虽然是编的），有那么几秒钟你会觉得他就是伏生。

从战国时期，儿童伏生回答夫子的提问，演到汉初老年伏生受到国家重视喜极而泣，《典籍里的中国》的戏剧呈现可谓“多角度沉浸式”。只不过，节目既然宣扬伏生所代表的今文《尚书》学派，为何又让蒙曼老师征引已经被证伪的古文《尚书》里的《五子之歌》呢？

就着节目，我们简单梳理《尚书》的今古文之争：伏生在汉初所传的《尚书》，由他本人用当时的隶书文字整理，所以被称为今文《尚书》。今文，也就是今天的文字；而在鲁恭王拆除孔子旧宅时，也从夹墙里发现了《尚书》，只不过以战国“蝌蚪文”写就，被称为古文《尚书》。

西晋末年，典籍散佚，东晋豫章内史梅赜献了一部《古文尚书》。只不过，南宋以来，朱熹等人开启了怀疑《古文尚书》是伪作的滥觞。清儒阎若璩、惠栋，从篇目差异、文本伪谬、地名晚出、历法错乱等角度，全面揭露了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的罅漏之处。《古文尚书》出自后儒伪造的观点，得到学界普遍认可。

2008年，清华大学从香港文物市场抢救回一批楚地竹简。清华简的面世，让今人得以亲眼目睹未经秦火的“书”类文献，为《古文尚书》的证伪再添石锤。学者们对比清华简与《古文尚书》，再证后者确系后世补辑之作。

这段《尚书》学术史回顾，大概是每个历史文献专业本科生都会听到的入门课，也是历史爱好者如数家珍的讨论门槛。所以，当撒贝宁给伏生介绍梅赜献书时，他的第一反应难道不应该是“你这龟孙作伪”？真是当着庄羽的面朗诵《梦里花落知多少》，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伪古文尚书被当成真书来讲，今文尚书的老祖宗伏生怕不是一口老血涌上心头。另外，蒙曼老师把夏朝的有穷氏后羿说成上古时射日的后羿（嫦娥老公），很有点“妹妹我思之”内味儿了。蒙曼老师太康失国的小故事讲得不错，只不过《五子之歌》是伪书，此后羿也非彼后羿。

国宝表演的话语秩序

《典籍里的中国》的确让人泪目：我华夏有诸多先贤典籍，方使得文脉源源不断。但面向大众文化的传播，在增加娱乐性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准确性。否则以其昏昏而使人昭昭，岂不有误人子弟的嫌疑？

其实不难理解文化节目的困境：不做的这么辉煌大气热闹，无法迎合大众的口味。它的核心意义不在于让大家记住多少知识，而是播下一颗种子。只有先把大家领进门了，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亲身接触纯粹的、枯燥的、真实的历史。

硬糖君支持《典籍里的中国》和《国家宝藏》以表演的形式来创新表达，也鼓励大众多多观看学习，我们所要商榷的仅仅是娱乐性与准确性的平衡之道。大家看《大秦赋》等古装剧都爱纠个错、辩个历史观，文博探索类节目不是更需要审慎态度？

第三季的《国家宝藏》，九位主角变成了更为宏大的历史文化遗产。600年的紫禁城、930年的西安碑林、1700年的莫高窟，以宝鉴今的文化演说更容易激发观众情绪共鸣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摄影师，说起自己发现兵马俑脸上2200年前的工匠指纹，激动到情绪哽咽。

“有一天拍着拍着，我一抬头剧看见一尊俑的脸上有指纹，那可是2200多年前制作兵马俑的工匠留下来的指纹啊！”日常化的场景体验，比历史人物的演绎更能戳动心绪。哀而不伤，升华到这里已经足够应付应试教育的所有写作考核了，绝不会被阅卷老师批假大空。

可是，单纯的借物抒情已经无法满足《国家宝藏》，它的华丽演说进一步总结道：“秦人虽然已经消失，但是他们化作泥土，化作支撑我们站立的土地。他们早就的血脉，依然在你我的身体里奔流。”前段时间精英纷纷批评《大秦赋》美化暴秦，现在《国家宝藏》又宣扬秦代缔造的“家国概念”，观感割裂让人狐疑。

有没有可能，那个留下指纹的工匠只是被迫做工的黔首奴隶，而他在秦代的严刑峻法之下不得不好好完成这座人俑？劳动人民在每个时代都是最可爱的人，但是他们当年的所思所想，未必有我们今天赋予的那么热泪盈眶。

或许只有大气浪漫的文案，才配得上这上下五千年。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对于文明的花式拔高，必然会脱离藏品科普的本义。天文讲解员说“我们祖先总共记载了29次哈雷彗星的回归，咱一次都没有落下”。其实不够准确，他没有指出古代的天文纪录多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很少上升到理论高度。

看《国家宝藏》越多，越容易让人想起著名的“李约瑟之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大概他也和观众一样，只看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伟大，忽视了“制度拖后腿”的弊病。

文化评书兴衰史

无论是《我在故宫修文物》还是《朗读者》和《中国诗词大会》，它们在案例描述和解读上都有鲜明的“参差对照”特征，并不追求高度的秩序感，而《国家宝藏》对话语秩序的追求却是非常明显的。

每一件国宝的使命感，决定了参选文物的遴选标准。观众在鉴宝节目中问得最多的是“值多少钱”，国宝的重要程度则取决于它能承载“多少故事”。三季《国家宝藏》遵循九五之数，文物与博物馆与文化遗产地之间，呈现出一种与现实高度重合的“中心-边疆”秩序。

合乎逻辑的解释是，话语秩序与现实秩序相符提高了传播效率。而深层的原因可能在于：作为民间文化再生产的“反题”，现在人们期望看到博物馆文化以合乎现实秩序的方式来呈现。从弹幕就可以看出，人们打开这类节目的初衷就是为了寻求一份文化认同和自豪感。《国家宝藏》只是顺应了这种集体需求，制造了可供消费的大众文化产品。

与《国家宝藏》《典籍里的中国》的表演性不同，上一代文化节目的爆款《百家讲坛》走的则是说书路线。让一个领域的专家，以单口相声的形式讲述另一个专业的内容，几乎成了火爆的铁律。

一些主讲人的内容硬伤并不比现在的节目少，如于丹对儒家经典中的“小人”创造性地解释为小孩，让人大跌眼镜；王立群的言论更是超前：“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汉朝的很多皇帝，包括刘邦都是双性恋。”王老师现在开坛讲古代耽美小说，应该会翻红吧？

如今活跃度很高的蒙曼老师，算是赶上了《百家讲坛》的末梢，成为了于丹、易中天、王立群、纪连海、刘心武、闫崇年之后为数不多的文化红人。为了扶大厦之将倾，蒙曼主讲的《大隋风云》的主题歌还是自己填的词。

于丹的单口技巧可圈可点，她最知道观众爱听什么：“悬念永远都是电视的基础卖点，我们看电视剧，最大的吸引就是命运的未卜、悬念链的生成。”所以当年《百家讲坛》的《清十二帝疑案》《唐伯虎考场舞弊案》《宋徽宗之谜》全部走悬疑风。

不过，从2006-2008年于丹、易中天的书稿动辄销售百万册，到2015年主讲人于钟华现场签售会书迷不到百人、系列书籍年销售量只两三万册，走过七年之痒的《百家讲坛》评书也从文化节目的王座上跌落了。

和缺乏互动性的评书相比，《国家宝藏》和《典籍里的中国》用表演重新找到了受众密码。“解说+表演”两条腿走路，更符合年轻观众的观看习惯。听不懂解说也不慌，至少还有故事可供玩味。

非理性的迷恋，最适合奇观文化的生长，但它毕竟不会是常态。当年为《百家讲坛》纠错的好心人们，不知如今看到《国家宝藏》又作何想？还是说，他们已经不看电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