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1942年阎锡山与“对伯工作”的历史考察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研室主任，副教授—贺江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香港中文大学博士）

抗战初期，在全国抗战的大旗下。各地方实力派均服众南京国民党中央，积极参与抗战。但随着上海，南京，武汉先后沦陷；部分地方实力派开始对抗战失去信心，陆续私下与日本媾和；其中滇系龙云，回系马鸿逵马步芳，晋系阎锡山，桂系李白等，均曾与日本秘谈。特别是抗战初期表现上佳的桂系，更在1944年与日本秘密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成为抗战唯一与日本媾和并签订协约的地方实力派。

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为阻止地方实力派投日，给中国抗战造成负面影响。积极利用军统对地方实力派进行长期监控，通过拉拢，威逼，军事等手段，破坏其与日媾和。

本文将全文转发贺江枫老师的作品《1940—1942年阎锡山与“对伯工作”的历史考察》，讲述日本与晋系阎锡山密谈的“对伯工作”及国共两党联手软硬兼施，再加上太平洋战争爆发，阎锡山最终放弃投日的历史。文章来源于《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4期。

“山西王”阎锡山

1939年晋西事变后, 阎锡山与国民政府矛盾冲突日趋激化, 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日军窥悉阎的现实困境, 立即展开“对伯工作”, 向其许诺规模庞大的军事经济援助, 冀以瓦解抗战阵营。阎锡山蠢蠢欲动, 尤其中条山战役后, 山西相互制衡的权力格局被打破, 阎日合作步伐逐渐加快。待至1941年9月, 阎锡山判断美日和谈必然成功, 抗战信心全无, 意欲公开投敌。蒋介石为阻阎投敌, 在尽力满足其各项要求的同时, 命令胡宗南向晋绥军施加军事压力, 恩威并用。此后珍珠港事变爆发, 使得阎对中日战争胜负的判断再次改变, 而日军亦无足够资源履行援助诺言, 即便1942年4月采取武力逼降, 阎锡山在巨大生存压力下, 依然拒绝公开投敌, 守住了最后底线,日军“对伯工作”被迫中止。由此可知, 该时段阎锡山处在通敌与拒敌之间的灰色地带, 政治态度具有很大的投机性、多变性与不确定性。

1940年2月, 在日本第1军参谋长田中隆吉的强烈支持下, 伪山西省省长苏体仁授意伪省公署秘书曲宪纯 (阎锡山的表侄) 与太原西羊市晋恒木厂商人阎宜亭联络, 请其前往晋西面见阎锡山, 以便加强晋绥军与日军的“亲善合作”。阎锡山面对日伪诱和非但未曾拒绝, 反而主动表示愿意与日军合作防共, 从此日阎双方围绕合作等问题展开多次谈判与交涉, 并于1941年9月11日签订《晋绥军日本军基本协定》。因阎锡山字伯川, 故而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板垣征四郎亲自将该诱和工作代号为“对伯工作”。

日军对阎锡山的诱降一度成功在望, 乃至蒋介石亦曾判定阎锡山通敌已无可挽回, “阎锡山降敌谋叛, 其已公认不讳, 现惟待其揭开而已”。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化及各方势力的博弈, 阎锡山的态度逐渐犹疑不决。1942年5月18日, 日本内阁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终止“对伯工作”, “废除一切协定等, 不再主动实施招抚工作”。其间内幕可谓纷繁复杂、变化无常, 局中人往往因视野所限, 难窥真相。即便时至今日, 对于1940—1942年阎锡山在中日之间政治选择的历史考察仍有尚待完善之处。 一方面已有研究缺乏综合利用各类中日档案文献, 部分叙述与史实相去甚远;另一方面缺乏动态考察“对伯工作”的整个过程, 无从展现阎锡山与日方、蒋介石等各方势力彼此冲突、互相博弈的复杂面相。因此本文试图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 充分利用中日双方各类档案、日记等文献, 重点围绕阎锡山勾结日本的原因、过程以及阎锡山对日态度的变化等方面展开叙述, 动态呈现阎锡山复杂善变的心路历程, 俾使今人对于抗战时期华北地方政治与社会生态的多重面相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蒋介石与阎锡山

一、渐行渐远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 伴随着国民政府、中共、日本先后涌入山西, 阎锡山在山西的独尊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尤其是国民政府大量中央军政势力进入山西, 阎锡山与中央围绕中共政策、军事财经、地方施政等问题难免意见歧异, 直至最终双方矛盾冲突严重激化, 俨然形成分道扬镳之势。

(一) 晋西事变与蒋阎分歧。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 随着太原沦陷, 山西全境共105县, 雁门关外13县由伪蒙疆政府控制, 日军主导下的山西省伪政府管辖72县, 其余20县由阎锡山统治。1938年阎锡山与卫立煌、朱德召开临汾军事会议, 就各部防地达成共识, “即自太原至同蒲铁路南端黄河北岸, 以铁路为界, 西方为晋绥军防区 (阎氏部下) , 东方为蒋军防区 (卫立煌部下) , 正太路东北各县为八路军防区 (朱德部下) ”。此后各部相安无事,“各军的防区大体上依然遵照基于上述决定的边界”。此后, 阎共双方“因彼此观念意识、经验情感、不同层级人员对政策策略的理解不同, 特别是妥协合作出发点不同”, 二者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随着阎锡山逐渐认识到中共在新军中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 1939年12月, 阎“感觉其个人势力在晋之生存, 已受共党严重威胁”, 突然发动晋西事变, 此举本欲“对牺盟会系采感化与分化并用政策, 只肃清叛逆及共党分子, 对该会仍加保留, 并利用其组织, 以打击共党”, “维持其在晋统治也” , 结果非但未能夺回新军控制权, 反却刺激新军公开倒向中共。

原阎锡山与中共合作组建山西新军

晋西事变虽然是由阎锡山发动的“反共”高潮, 但阎在与中共的冲突中, 毫无优势可言。据谷正鼎观察, “阎部以赵承绶为主力, 叛军以三五八旅为主力, 并闻赵承绶部作战不利, 临县有失守讯”。阎锡山可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自身力量因晋西事变损失巨大, 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12万余名新军在牺盟会策动下全面倒向中共, 晋绥军所剩无几, “虽尚号称有四个集团军, 现有实数仅有四万余人” , 主要集中于晋西南一带, 其实力与影响不可与战前同日而语。

蒋介石对阎、共冲突并非无动于衷,1939年12月山西新旧两军冲突初始, 18日蒋即致电卫立煌, 要求中央军对阎施以援手, “希注意并尽力协助阎、孙 (楚) , 其在晋南防地之牺盟会, 与其反对或妨碍中央军之地方官长, 亦可商请阎长官调换, 但我军官不得直接干涉地方行政为要”。2月5日, 蒋介石更致电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 “晋西不能不调两个师以支援阎长官, 否则晋西必为共党觊觎, 而阎亦不能存在, 则于党国甚为不利。中意决调李文军之两师渡河驻晋西, 归阎指挥, 而以王俊师与何文鼎或另编一师补足李文军之三个师可也。若不抽调正式优良部队渡河, 则入晋必不能发生作用也”。2月7日, 蒋鼎文请示可否加大援军规模, “拟调李文军三师渡河支援, 并建议以六师兵力控制石楼、离石附近, 可使共党就范”。2月14日, 军委会第一厅向蒋呈报签呈, 认为“此次中央以两师兵力增加晋西, 目的在避免摩擦, 确保现在地位, 如骤然增兵六个师之众, 不特不能达成不战而屈共党之目的, 行将引起正面之冲突”, 主张维持增调两师的原议。

蒋介石派兵助阎, 其目的在于维持山西现状, 避免晋绥军在中共压力之下难以为继。阎锡山对中央政府之期许, 则远不止此, “阎先生生平未吃亏过, 如共军事, 意在复仇”, 屡次向中央表示“剿共”如“中央负外交责, 渠愿负翦除之责”。5月19日阎锡山电蒋, 呼吁中央强力制裁中共, “‘奸叛’在二战区配合敌人攻我大军至十次之多, 人民痛恨, 将士愤慨, 近复在汾东攻我六十一军, 该‘奸叛’虽蒙重大损失, 然尚未敛迹, 希图乘乱再犯, 对该‘奸叛’似应有坚决办法, 以利将来”。蒋介石受制于国内外环境, 尚难与中共公开决裂, 阎锡山希望中央代其“剿共”的计划自然难以实现。事实上, 阎锡山鉴于中共力量在山西不断发展壮大, 在中央军不愿施以援手的情况下, 为避免自身生存受到威胁, 随着1940年3月中共中央适时提出缓和与阎锡山及山西旧军的关系, “派肖劲光、王若飞赴秋林见阎, 在秋林住四天, 受到阎极大欢迎。当肖、王向阎及各方传达中共中央及八路军赞助新旧团结, 拥阎抗日, 赞助新军仍属晋绥军, 不受某方编制, 巩固阎之地位, 并力辟一切谣言时” , 阎部上层均表欢迎, 阎共关系在晋西事变急剧恶化之后反而又逐步趋于稳定。

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卫立煌

(二) 邱仰濬赴渝请援

与此同时, 阎锡山转而派山西省民政厅厅长邱仰濬赴渝向国民政府请求援助。1940年1月20日, 阎锡山致函蒋介石:“韩钧叛变致碍冬季反攻, 甚为遗憾, 该逆叛变及剿办情形, 着邱厅长仰濬晋谒面陈, 并乞指示, 敬候钧祺。”邱仰濬名曰赴渝报告晋西事变内情, 实则与中央交涉对晋援助事宜。邱仰濬等奔赴重庆后, 迅即向中央政府提出规模庞大的整军计划。5月28日, 阎请邱仰濬向中央明言:“晋绥军欲在敌共围攻之下存在, 非中央切实补充不可” 语间颇多要挟。客观而言, 此时阎锡山偏居晋西南一隅, 统治区域急剧缩小, 物资匮乏, 尤其“以晋钞价值惨跌, 致军政用费无法维持”,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阎锡山虽采取实物征收的办法, 强化向民众汲取物质资源, 但效果不彰, “加以调查不实, 征派不公, 各部队更趁机勒索, 致民怨沸腾”。如稷山县“现任朱世昌县长, 每谕区村, 则谓阎司令长官言政治要做到, 怒声载道, 谁不办, 谁推诿, 对谁不客气等语。此时各村民众忍声泣血, 勉为供给, 间有无法应付者, 则铤而走险, 逃居敌据地点”, “社会恐怖, 已达极点”。

恰巧此时, 晋东南部分中央驻军“为确保给养即减轻负担起见, 将各县县长均改派自己亲信充任, 强迫移交, 旧五区十二县均为二十七军范军长所撤换, 旧三区、六区十余县均为九十三军刘军长所撤换, 并组太行区党政指导委员会及太岳区党政设计委员会, 所有各该区域内之党政事务一律划归该会管理”, 尤其“九十三军、二十七军原属胡宗南所部”, 不仅阎锡山鞭长莫及, 即便卫立煌亦“有所顾虑”。中央军与晋系矛盾日趋激化, 1940年6月2日, 阎锡山致电蒋介石, 表示晋省难以执行中央军令, “惟晋西经此次敌人焚烧, 军民食粮损失殆尽, 驮骡亦被劫走大半, 军粮运输与供给均成严重问题, 若再增加兵力, 先须妥为准备, 俟准备妥当, 再电陈请拨派”。

1940年6月13日, 阎锡山向邱仰濬转发田齐卿等晋绥军各旅团长来电, 详述中央军对晋省地方的各种压迫, 直斥中央军所为“时至今日, 已成影响我军存在之极严重问题”。6月17日, 邱仰濬向蒋介石提议, 为避免军政冲突,“恳请钧座设法告知驻晋之中央部队, 勿再自行任免县政人员, 致乱行政系统”;至于晋钞问题, “恳请钧座告孔院长迅予解决, 以免军政人员在地方上常起纠纷, 并一面通知派驻晋省之党政军人员, 如无中央或山西省政府禁止晋钞流行命令时, 不可干涉晋钞行使”。与此同时, 阎锡山为完成晋钞整理, 承诺实现山西军政的中央化, “迭接阎长官电谓军费、政费、游击队保安队经费及晋钞整理均希望同时解决, 务恳钧座大力主持, 以期军事财政归于统一, 得以彻底整理晋钞, 并免去地方包办财政等嫌言, 以予挑拨离间造谣惑众者以种种机会”。6月24日, 蒋介石对邱仰濬所提各点建议均表赞同, “ (一) 关于晋省县长问题, 前已电令卫司令长官严禁干涉并据电复前来, 业经抄交贾秘书长在案, 兹复准照所拟第一项意见再电卫司令长官, 通饬照办矣。(二) 关于维持晋钞在省内行使及救济晋省财政两项, 已交本会何总长通令各部队遵照, 并交孔副院长负责核办矣”。

邱仰濬迅即与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就晋钞、山西军政费用的整理展开交涉。7月23日, 邱仰濬向蒋介石建议希望中央每月补助晋省财政100万元, 同时提供6200余万元法币援助晋钞整理。孔祥熙、何应钦表示碍难照办, “去阎先生希望越远”。贾景德认为山西固然贪得无厌, 但中央不可因小失大, 使得阎锡山难以为继, 7月30日致函蒋介石, 希望中央答允阎之请求。蒋介石感到山西问题严重, 8月10日命令何应钦、孔祥熙, “无论如何困难, 应由中央迅召适当之处置, 以免酿成重大危机, 事后收拾为难”, 要求军政部、财政部“切实设法核定办法”。在蒋介石压力之下, 8月16日何应钦致电阎锡山, 答允将晋绥军整编为4个集团军, 包括8个军暨25个师 (旅) , 炮工兵均予保留番号, 除原有经临费米津外, 每月增发部队机关经费共121万元。但军政部实施此举的前提是“希望军事财政归于统一, 以免去地方包办之嫌”。令阎锡山放弃晋绥军控制权谈何容易, 在邱仰濬与军政部就晋绥军财政补贴初步达成一致后, 9月10日阎锡山又致电邱仰濬继续交涉晋钞整理。相较于晋绥军政经费的交涉, 晋钞整理则困难重重。

晋钞

1940年8月22日, 孔祥熙致函蒋介石, 坦称晋钞问题要复杂得多。第一, 晋钞发行数额中央与山西所报差额巨大;第二, 晋钞私发之数额更难查清;第三, “山西省银行等四行所发钞票价值, 因地而异, 大小票所值亦各不同”。如若中央操切行事, 将引火烧身, “此事若勉为规定比价,在中央认为最优异者, 仍难厌足晋省官民之希望, 不特中央整理意为之湮没, 凡授敌伪以造谣之口实, 致集矢于中央,且查规定比价以后, 即使明文规定不得兑换法币, 仍难免增加法币之负担与压力”。因此, 孔祥熙建议“先将山西四行号之发行明令即日停止, 则省钞来源既绝, 价值自可逐渐稳定,该项省钞原系山西省政府发行, 整理之责自应仍由晋省府负之”, 同时财政部与山西省合办山西兴业银行, 逐步由中央掌控山西金融。

阎锡山表面虽答允借整理军政、金融, 实现山西中央化, 实则重在获取军政经援, 故而当阎得知孔祥熙提议后, 另拟整理办法, “最好由中央另印新券,发交本省新组银行发行, 并由中央照法令派员监理之”, 实则抵制法币在山西境内的流通;并直截了当反对与中央合办山西兴业银行, “新成银行一节, 按故去经验, 钱路银号, 因有钱路作本, 省行虽一度失信, 而人民心理终不如信仰省行之深, 另发新券, 似以仍由省行承办为宜”。财政部此后虽与邱仰濬往返磋商, 但双方分歧难以弥合, 1941年2月11日邱仰濬致函孔祥熙, 表示晋钞整理“如再迟迟不决, 非唯地方金融日趋紊乱, 而人民之仰望,一变而为失望, 反不若原来不提此事, 尚无痕迹”。交涉累月的山西军政金融整理, 本欲实现山西中央化, 结果反促使山西离心倾向更加严重, 无怪乎徐永昌感叹“敬之越替中央打算, 国家越吃亏;阎先生越替自身打算, 山西越吃亏”。

抗日名将，民族英雄—刘勘

(三) 中央军与晋军冲突日趋激化

更令阎耿耿于怀的是, 中央军与山西地方官员的军地冲突愈发激化。1940年9月9日, 邱仰濬向蒋介石报告, “驻晋东南九十三军借口游击, 派队到长子县境委任县长, 武装接收县政府”, 甚至引诱部分晋绥军投靠中央军, “据孙楚报告:二〇七旅旅长张济因受伪装牺盟分子陈稚卿之蛊惑, 全部脱离, 东开王屋, 自称今后一切, 卫长官允予充分补充, 并谓二战区今后无办法, 勾引其他部队,希图同样行动”, 警告“此等事项如无适当处置办法, 将来继续发生, 最易滋生误会”。蒋介石虽再三告诫, 严禁干涉山西地方行政, 避免与晋绥军发生利益冲突, 但中央军面对山西混乱的经济社会形势, 自身生存尚困难重重, 往往无力顾及山西地方利益。9月18日, 卫立煌向蒋转发第十四集团军刘茂恩来电, 强调“因晋钞出境不如废纸, 民众确有不愿使用情事, 卒以拒用, 必招杀身之祸, 用之则有饿毙之虞, 于是想出抵补之妙术, 以图苟延, 所谓妙术者, 即不断提高物价, 求偿于我使用法币之部队。因此我官兵在物价无止境飞涨之下, 因蹈于无法生活之困境, 因食不饱、营养不足而逃者、病者、死者, 随日而增, 抗战前途十分可虑”, 中央军非但未曾干涉晋钞流通, 反而由于晋钞滥发, 使得晋东南“军民生活日益交困”。晋东南的军地冲突愈演愈烈, 尤其以塔儿山地区最为激化。

塔儿山因“界临襄、曲、汾等县边境, 素为四不管之区, 自沦陷后, 不仅各该县腹地因县府避逃,几成为无政府状态, 不仅迭遭敌伪掳掠焚杀, 且成叛党盗匪聚居之地”, 中央军认为塔儿山“实为我军事前途一大危机”。故而1940年九十三军军长刘勘“秉长官意旨, 清剿该区股匪”, “乃效赣鄂皖剿匪之例, 将各县边区成立塔山剿匪区, 以配合军事需要”。阎锡山则斥责九十三军鸠占鹊巢, “九十三军在晋南襄陵县之塔儿山设立自治区行政公署, 将曲沃、襄陵、汾城等县之汾河以东地区改划七行政区, 委派人员召开会议, 强令当地绅民脱离本省管辖, 又令各村拒绝本省一切政令”, 新八师在晋东南沁水等县又自派人员接收八区区长, “阎长官根据报告, 迭电卫长官一再交涉, 终归无效”。阎锡山、赵戴文“对于晋东南问题之严重, 极为愤怒” ,中央军与晋绥系围绕晋东南地区的控制权展开激烈争夺。

1940年12月17日, 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书记长黄树芬致电蒋介石, 呼吁尽快解决军地冲突, “晋东南形势重要, 国军与地方当局应如何取得密切联系, 确为重要问题”。邱仰濬作为阎锡山在渝代表, 阎锡山、赵戴文令其多次向蒋介石转达抗议, “相机向中央详陈, 以维行政系统”。1941年1月15日, 蒋介石致函卫立煌, 令其“切实查究, 迅予纠正”, 并要求九十三军军长刘勘“严切约束所部, 纠正过去错误措施, 毋得再有干涉地方行政情事, 尤应化除畛域, 与省府所任用之行政人员切实融洽, 以收军政协调之效”。然而刘勘“态度极强”, 1941年1月29日致电蒋介石, 强调成立塔儿山“剿匪”区“纯以加强民力, 捍卫地方为目的”, 主张中央强化对山西的控制, “晋省政令特殊, 环境复杂, 非坚决执行中央法令, 则今后军事行动必遭孤立”。2月17日, 卫立煌又致电蒋介石, 替九十三军多方解释, “该军远处敌后, 环境艰苦, 又因该地情形特殊, 行政力量有名无实, 为抗战图存建立强固游击根据地计, 切求发动党政民众力量, 以配合军事开展, 亦属实际需要, 尚未闻有阻碍省政、煽惑绅民及征派食粮被服, 不给价款等情事”。晋东南军地冲突依旧, 黄树芬对此忧心忡忡, “前途演变不知将酿成何局面耳!盖阎之干部因有过激分子, 主动主张流血”。

1940年6月19日, 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向朱家骅密报:“晋近对经济及政治均感无法解决, 晋钞信用已难维持, 能行使职权县份仅十六县, 故苦闷异常,人心涣散, 干部多思他去”, 由此判断阎锡山“ (甲) 仍继续其在国共两党间之中间地位。(乙) 进行中央与汪伪政权间之新关系(此在赵戴文语中曾流露, 颇堪注意) ”。果不其然, 随着阎锡山与国民政府在晋钞整理与军地关系等问题上冲突日烈, 阎锡山对日态度逐渐发生变化, 开始与日本秘密联络, 试图火中取栗,获取日本的军事经济援助。

阎锡山心腹，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

二、诱降:阎锡山与日本合作的初始

阎锡山作为地方实力派, “实系一个并无坚定主宰, 看环境变迁, 随时应付, 不问办法, 不问真实理论的人”。随着晋绥军生存环境恶化, 阎开始突破民族主义底线, “企图依靠日军侵华力量, 保持并扩大他的反动势力”。1940年11月阎锡山向赵承绶坦言:“目前咱们的处境很不好, 蒋介石要借抗战的名消灭咱们, 不发给咱们足够的经费, 也不给补充人员和武器, 处处歧视咱们,事事和咱们为难。共产党对咱们更不好, 到处打击咱们, 八路军在山西各地有严密组织, 把老百姓都拿过去了。如果日本人再打咱们, 那就只有被消灭”, “权衡情况, 目前只有暂借日本人的力量, 才能发展咱们自己, 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 也是咱们唯一的出路”。

(一) 日阎秘密接触。

日本清晰窥知阎锡山的现实困境, 如第一军司令官筱冢义男所言:“山西省西部一带的山西军, 经过我军屡次作战讨伐, 其战力逐渐下降, 尤其在昭和14年 (1939年) 10月对其主力予以彻底打击后, 从此该军再无积极活动, 汲汲于苟延残喘。紧接着自该年末前后开始, 该军发生了内讧分裂, 此外由于与共产军相克交战, 其势力急速弱化, 逐渐被赶进山西省西南部山地内, 其行动完全变得消极、退缩、灰色化。”在此基础之上, 日军第一军逐渐加强对阎锡山的诱降工作, 以便“通过让阎锡山与汪精卫的南京政府融为一体, 让持观望态度的反蒋将领觉醒、起事, 开启使得蒋介石的重庆政权崩溃的端绪。与此同时, 将此事向中外宣传, 为促进解决中国事变做出贡献”。

待1940年初日本通过阎宜亭与阎锡山建立联系后, “日寇又派特务头子大矢亲自到吉县克难坡和阎锡山交换意见, 确定双方在山西境内进入停战状态, 彼此合作, 消灭山西境内的抗日力量——八路军和决死队……并且实行物资交换, 互通有无”。1940年4月10日, 日本驻北平参事官藤井致电外务大臣有田八郎, “最近阎锡山的晋绥军在中共压力之下, 自吉县退至乡宁, 没有任何与我方战斗的意志, 同时我方也避免武力压迫, 而致力于拉拢之, 该军内部有意归顺我方者, 不断涌现,往电所述工作正逐渐奏效”, “对伯工作”迅即展开。

1940年6月, 日军为引诱阎锡山尽快投敌, “即先将灵石境内之双池镇据点, 交给晋绥军驻防;由骑一军速派一部分兵力连夜出发, 以佯攻的形式占领双池镇”。7月阎锡山令王靖国派其副官长刘宗康及十九军六十八师副师长张仲孚前往太原, 与日军第一军参谋小林等人会晤。日方提出日阎双方首先在军事上密切配合, 阎锡山长官部驻太原, 如果阎本人愿到北平就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更为欢迎等多项合作草案。张仲孚将合作草案带回克难坡后, “阎锡山感到全部投敌时机还未成熟:一来认为他的力量还不充实, 如果公开投敌, 必定遭受八路军、决死队的攻击而无力对付;二来又觉得对他的组、政、军、经、教所有干部做的精神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 在思想认识方面还不统一, 内部力量的控制也不牢靠”, “不敢冒然答应, 只是向日寇提出要求, 请先帮助他充实力量”。第一军参谋长田中隆吉表示“只要阎锡山肯投降, 要什么就答应给什么, 暂时不必斤斤计较条件”, 阎日谈判持续进行。

随着国民政府与阎锡山的关系因晋钞整理及军政冲突渐行渐远, 1940年11月, 阎锡山派赵承绶前往孝义县白壁关与日方商谈具体援助事宜, 赵承绶在向日方传达阎锡山的合作原则“亚洲同盟, 共同防共, 外交一致, 内政自理”的同时, “要求日方先给山西军队装备30个团, 所有武器、弹药、服装、粮饷以及兵员, 均由日方供给”。日方虽口头答应, 实际上“主要是试探一下阎锡山的真正意图, 所以没提什么具体条件”。1940年11月白壁关会谈后, 阎锡山代表数次与日方接洽, “阎欲恢复山西原状, 并要求日本撤兵,因条件未洽, 尚无结果”。因负责“对伯工作”的田中隆吉调回东京出任兵务局局长, 改由楠山秀吉担任第一军参谋长, “对伯工作”渐趋停顿。1941年3月, 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板垣征四郎亲赴太原, 协调“对伯工作”, 并向阎示意汪精卫希望其出任汪伪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如果情况许可甚至可将主席之职让与阎氏。面对汪态度如此主动, 阎锡山极为慎重, 表示无意出任汪伪中央政府职位, 而更在意山西的权益, 特别是是否将山西省省政府主席和日军占领的山西工厂交于他负责。日本“第一军已经与自称代表鲇川者达成有关经营山西事业的谅解, 向中国方面军申请此事, 中国方面军也认为因为第一军准备认真, 所以可以交由其负责”。

日本特务头子—田中隆吉

为加速阎锡山公开投降, 东京命令田中隆吉再次前往太原, “正在暂停中的阎工作也由于日前田中局长来原有所促进, 有成功的希望, 阎希望由山西军自行恢复山西治安, 然后再谈地方, 只要日方对上述期望予以精神上的谅解, 实施措施以适当的名义来保持阎的面子即可, 并不是最初就要求华北绥靖总司令等没有实力背景的空虚地位”。在田中隆吉的安排下, 1941年3月31日, 小林参谋与张绍树的友人梁上椿抵达太原, 经过磋商后, 基于张的请求与日军宫内参谋及梁同赴临汾西北的白壁关会见, 此即第二次白壁关会谈。“张作为阎的正式代表, 首先作为根本问题提出两条件, 希望对此获得日方谅解: (甲) 就防共与日本意见一致, 但是讨伐中共由阎军进行; (乙) 感觉到重庆依赖英美苏与东亚和平互不兼容, 与日本合作以图中国重生, 作为其第一步, 鉴于以往的关系由阎自行恢复山西治安。如日方同意上述两条件, 作为具体问题进而提出: (丙) 山西军现有兵力17万 (日军约1万) , 每月领受蒋介石所提供500万元军费, 上述军费相当于9个军的军费, 剩下8个军的军费由阎自己筹措, 阎计划在与日方达成谅解之后将上述军队增强到30万, 以对抗现在包围山西军的30万中央军 (中条山脉一带) 及15万八路军, 因此希望就上述山西军的增强及装备获得日方援助, 同时申诉缺乏物资”。宫内参谋表示希望阎锡山尽速前往北平任职, 张绍树强调阎锡山只有拥有晋绥军才有存在的意义, 如果抛弃晋绥军而直接出任汪伪政府中央政府职务, 将无济于事, 因此在晋绥军问题解决之前, 阎不会应汪伪政府或华北伪政权的请求而出山。1941年4月4日, 田中隆吉向畑俊六汇报“阎已形成具体方案, 四、五日前后, 赵承绶即将访问我方”, 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林与张磋商后决定, 等到本月末田中兵务局长来燕, 与该局长协议后, 与梁一起会见阎”。

时任阎锡山秘书长—贾景德

(二) 国内外局势的变化

1941年4月13日恰巧日苏签订中立条约, 日军“南进或西进的可能性则因之急剧增长。日军如果南进, 将切断重庆政府经东南亚的出海通道, 封闭国际交通, 如果西进, 则将直接加重抗战压力”。阎锡山的抗战信心随之动摇, “阎锡山以俄倭协定发生以后, ‘共匪’必将明白叛变, 彼必以为俄对华必断绝接济, 倭寇侵华必更进一步。其视抗倭局势必败, 故令其所部准备突变, 与伪军‘共匪’联系, 向敌后转进, 降敌求生”。事实亦然, 1941年4月阎锡山手令所部各军, 世界变局很大, 第二战区亦应在半年内要有突变, 现将派贾景德等到渝再办增加饷款交涉, 如能照准, 则尚能维持, 否则恐难预料。晋绥军内部也已做好通敌准备, “第卅三军于震河部不日亦将集中该处, 其他各军均有整个大调动, 各部队军需人员纷纷向宜川桑柏镇领取军需品, 政治方面正加紧肃清内部, 又召开突变会议, 闻其突变方式: (一) 伪军假道进攻。(二) 二战区部队调赴沁、孝一带, 转入敌后方。(三) 由敌发表东亚和平通电, 二战区发反对内战通电, 阎赴太原主持华北五省”。

更为严重的是, 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国军失利, 直接改变了山西中央军、晋绥军、中共三足鼎立的权力格局。晋西事变后, “晋绥军在阎氏统率之下驻扎于山西西部及西南各县, 将吉县作为据点。阎氏自己在吉县设立总司令部。新军派受到共产党的指挥, 驻扎于山西西北方的岢岚、保德等各县, 与八路军合作。八路军将山西东北的五台山脉及山西东部太行山脉作为据点, 设立冀察边区政府。山西省内的中央军将山西东南的垣曲作为据点, 该地为黄河的主要渡口, 也是西安、洛阳等与山西南部各军的给养、弹药供给线”, 各方势力形成新的均势。尽管日军多次发起攻击, “仍旧执拗地继续抗战”, 然而待至中条山战役, 日军“以主力对中条山脉内的第五集团军等予以歼灭性打击, 又击溃第十四集团军主力及第二十七军, 将长久在山西省南部盘踞的中央军驱逐到黄河以南, 在此省内治安获得了划时代进展” , 使得整个陕西亦面临日军威胁, “中条山放弃后, 西安据点完全暴露,时有被敌寇与‘共匪’内外夹击之危也”。阎锡山判断局势将变, “兴高采烈认为时局将有剧变”, 故而“阎锡山对其左右明言, 以后国民党、共产党与汪伪三方面之成败, 共党则为六分之三, 汪伪则为六分之二,至国民党则仅有六分之一之希望。是其心理不降共则必倭伪可知。故其开战之始, 则利用共党, 乃为共党所弃, 是后其只有投汪降伪之一途”。即如阎锡山部属所言“晋变似在看定中央无办法, 无前途, 或西安陷敌之时耶”。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之后, 阎日合作不断加速, 6月26日田中隆吉向畑俊六汇报, “对伯工作”志在必得, “阎即将出马, 只要日方不提出无理要求, 就几乎会成功”。

1941年6月, 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得悉“对伯工作”的进展后, 认为“稳固华北是当务之急, 如成功拉拢阎等实力派颇为理想”, 因此“对实现该工作表现出非常的热忱”。他与日本陆相东条英机达成协议, 致电华北方面军统一“对伯工作”的步调, “鉴于目前各种局势, 阎工作不用说,在多元工作之下稳固华北可以说是目前当务之急, 如大臣所知, 为实现这一目的, 需要大大改变方面军、兴亚院所追求的方向, 我方也正在实施种种努力”。6月30日, 田中隆吉与阎氏代表刘吉甫在太原达成共识, “ (一) 晋军增至卅万人, 军械给养由敌交南京伪组织转拨。(二) 阎之代表阎某要求:甲、发行三千万纸币, 日敌为后盾, 供给准备金。乙、发还阎财产。丙、晋北十三县归还山西。田中允就甲乙两项商量, 丙项因日敌与伪蒙政府已有协定, 不能洽商。(三) 大约八月一日敌阎协约在太原签字后, 双方停战, 阎宣布反共及脱离中央, 加入所谓东亚新秩序, 签字代表日方为日军司令官或其参谋长, 阎代表为赵承绶、王靖国”。为配合“对伯工作”, 阎锡山表示“目前正在安排将位于西安的山西军武器工厂迁移到山西, 以及召回住在四川的家属, 又派人到陕西、山东方面准备重新招兵”, 强调“在正式发表以前, 宣传这次交涉已经决裂”,以便掩人耳目。

1941年6月28日, 日军第一军新任司令官岩松义雄致函阎锡山, 催促加快合作, “讨共为名正言顺, 和平为燃眉之急, 余以为不应逡巡徘徊”。汪精卫初始对阎锡山投降一方面半信半疑, “阎这个人不是容易决心的, 因此该工作应该难以成功”;另一方面又多有猜忌, “表示阎应该难以同时兼任军事委员长、华北国防总司令、山西省主席”。但在板垣征四郎压力之下, 汪精卫被迫“改变态度”, 表示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全力配合“对伯工作”。“因为阎的出马对反蒋阵营有极大效果,所以他也可以将主席之职转让给阎, 阎所提出的五千万元可以从三亿借款中支付, 武器可以由日本提供, 最好尽快着手,如阎有通电, 汪即可亲自访问阎”。

第一军为表示“诚意”, “提议日军自晋南六县、晋西七县退去, 将其交还给阎氏部队, 八月内孝义县已经和平交给王靖国部队”。1941年8月7日, 阎氏代表温怀光与汾阳特务机关长宫崎中佐达成协议, “决定山西军进军孝义”。阎锡山明白接防孝义, 已濒临公开投敌, 但为获取孝义地区的粮食资源, 不惜逐利忘义。阎氏向赵承绶坦言:“这次对方把孝义让给咱, 共产党可以直接打咱们, 可能为了他们出师有名, 大大宣传咱和日本人妥协、投降, 对咱很不利, 但这个县可以征到不少粮食, 一县可抵晋西四五个县, 还可以伸展到平遥、介休边上, 这又对咱有利。”8月20日, 刘吉甫携带对田中隆吉所提公开投敌方案的修正案抵达南京, 与中国派遣军、汪伪政府展开联络。畑俊六因此颇为自信, 惊喜“阎锡山工作愈加走上正轨” , 20日致电华北方面军, 督促尽快使得阎锡山降日尘埃落定:“一、就阎锡山工作,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以甲方参2电第363号为基础早日签订协定。但是, 晋北十三县由于对其他方面影响甚大, 因此另定谅解事项, 尽量回避对将来有所牵累。二、有关阎锡山工作的中央及国民政府间的一切交涉由总军负责处理。”

阎锡山虽在通敌之路上越走越远, 但对于公开通电投敌, 仍旧难下最后决心, “阎氏曾向王靖国表示:太原的军方近来屡次促使吾人返回太原, 因为一切情况渺茫不明确, 不能即时决定, 不得不派遣人视察, 等待其报告”。恰巧此时国际局势更加变幻莫测, 1941年4月16日, 日方提出《日美谅解案》, 企图通过谈判促使美国减轻对日的经济压力, 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成果, 诱使重庆国民政府接受其投降条件, 美国政府则企图通过在中国等问题上对日让步, 以此拆散德意日三国同盟, 防止美国面临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待至八九月份, “美日谈判甚嚣尘上”, “各方观测好像美日和平即要成功”, “倘美日谈判成功, 被牺牲者当然是中国” , 国民政府苦撑待变的战略将无从实现。阎锡山获悉美日谈判的情报后, 判断“美国帮助中国抗战没有利益, 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 必定要牺牲中国, 帮助日本, 这对美国来说, 是费力小而成功大, 最便宜不过的事”,“最后的结论应该是求和则存, 继续抗战, 不亡于日, 必亡于共”, 赌注美日和谈必定成功,“因此更积极地向日军献媚, 和日军加强勾结”, “阎锡山工作愈加顺利”。

(三) 协定签订

1941年9月11日, 赵承绶代表阎锡山与日本华北方面军代表田边胜武签订《晋绥军日本军基本协定》, 阎锡山此前渴望解决的晋钞整理、扩军整编等问题, 日军悉数承诺予以援助, 具体内容如下：

方针

一、本共存共荣建立新东亚之目的, 愿晋绥军与日本军成立停战协定, 与南京政府合作。

二、国内之政治及军事本南京所缔结之中日国交调整基本条约, 将来一任中国方面自理。晋绥军之管辖区域先为山西省, 渐次及于全华北。实力充足时, 即行努力国家统一, 实现东亚和平。

三、地位先为南京政府副主席及军事委员长 (此事汪主席已承认) , 将来担任华北时任华北政务委员长及华北国防军总司令。

要领

第一段

一、晋绥军与日本军之间缔结停战协定。

二、停战协定成立后, 孝义县城交与晋绥军, 晋绥军即向以孝义为中心之区域推进, 阎长官移驻孝义县或隰县, 与日本军紧密提携。

三、提携成立后, 日本军集中于作战上必要之地区, 晋绥军担任维持山西省内各地方之治安, 关于其详细办法随时与日本军协定之。

四、兵力三十万, 由山东、河北补充壮丁约十万人, 余由山西省内补充。兵器由南京政府受下列数目之补充：步枪, 十万支;轻机关枪, 八千挺;重机关枪, 九百挺。掷弹筒, 四千个;各种炮, 三百门;及所需要之各种弹药。关于就地征发粮食、服装, 日本军与以援助。

五、为整理晋钞事, 设五千万元之透支借款。

六、在此期间内, 与反共各将领秘密联络, 一方面在太原或孝义与汪主席协议合作。

七、军费每月由南京政府支给一千二百万元。

八、以上各条件必须秘密办理, 并在可能范围迅速施行之。

第二段

一、第一段工作完成后, 阎长官对重庆政府劝告反共和平, 不听时即行向中外宣言单独行动。

二、第一段之军队配置及军队补充完成后,先与日本军提携, 肃清山西省内共产军。最初临时支给补助军马、兵器费二千万元, 另外每月军费为二千万元。

三、山西肃清后, 渐及华北全部, 此时南京政府更供给下列兵器及其他需要之弹药及汽车等。步枪, 十万支;轻机关枪, 八千挺;重机关枪, 一千八百挺。掷弹筒, 二千个;各种炮, 二百门。

四、兵力五十万, 由山东、河南、河北、安徽等处补充壮丁约十万人, 余由山西省内补充。

五、恢复太原兵工厂。

六、在此期间纠合反共各将领, 向统一和平迈进。

第三段

一、担任维持华北全部治安。

二、由南京政府支给华北善后费一万万元,抚恤军民。

附带事项

一、察哈尔、绥远问题与蒙古民族间问题之解决并行, 由汪阎商议决定之。

二、西北实业公司、同蒲铁路及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所辖各工厂承认安全归还, 俟阎长官回来后实行。

与此同时, 9月11日赵承绶又与山西派遣军代表楠山秀吉签订《停战协定》, 详情如下:

第一条晋绥军及日本军自即日起停止一切战斗及敌对行为, 根据共存共荣之旨, 努力解放亚洲民族,建立新亚洲, 首先铲除共产主义之破坏工作, 紧密协力。因此, 交换必要之情报及宣传等事, 并对军事上协力。

第二条晋绥军自本协定缔结后, 早日向协定区域发展, 日本军紧密协助之。实行上项之具体事宜另行商议决定之。

第三条日本军协助晋绥军之整备训练及补充军械等事, 关于征集粮秣等互相协助。

畑俊六当天得知此项消息后, 极为兴奋, “阎锡山工作尽管几经周折, 但是据报告, 本日十二时三十分, 在汾阳, 终于我方田边参谋长与阎的代表赵承绶之间签订了停战协定及基本协定。尽管他未同意将处理晋北及山西实业公司两件纳入基本协定及谅解事项的正文中, 但是这应该取决于今后的工作, 因此我方同意。今后的工作应该需要有极大的注意”。日本陆军中央当即致电中国派遣军司令部, “祝贺他们签订了该基本协定及停战协定。与此同时, 可以预见本工作尚有诸多困难, 不容乐观, 为了使得这一工作确实取得成果, 需要尽最大努力确保万无一失”, 希望在华日军能够利用此次“对伯工作”的成果, 引导更多地方实力派投靠日军, “达到令抗日阵营崩溃的目的”。9月12日, 兴亚院决定拨款30万日元, 以便促使“对伯工作”成功实现, 至于“以后所需要支出的经费再行研究”。汪精卫鉴于“针对阎锡山的策反工作进展逐渐顺利, 很早就同意此事的汪主席写信给阎锡山, 说希望9月6日与阎锡山会面”, 故而岩松极力推动此次会面。10月4日, 岩松义雄致函阎锡山, 希望尽快实现双方会晤, “麻烦您长途跋涉, 于本月十五日在汾阳或田屯镇, 不得已时在孝义直接与贵长官会谈。届时我方将考虑要求南京政府派权威代表出席”, “上述会见后, 在彼此加深了解之基础上, 请您准备发表独立宣言”。10月9日, 阎锡山复函岩松, 表示一切准备就绪,“前线会见, 我方已做好准备, 待赴隰县时相会, 发表宣言依协定在第一阶段完成之后进行方有益无损”;但对阎汪会谈有所犹豫, “与汪主席会见, 事前须经审慎考虑,余以为如此, 会见始能获得较大之效果”, 表示“如果汪精卫要来的话, 其他各地方实力派将领也应该来”。

为彻底摧毁阎锡山抗战信心, 10月21日岩松请苏体仁转告阎, 美苏援助将永无可能, “就国际形势而论, 德苏战争中, 德方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之地位, 美国于两洋作战困难殊多, 即重庆依赖之国际援助日益薄弱, 抗战之前途毫无光明”。最终, 10月27日, 阎方代表赵承绶与日方楠山秀吉等反复磋商后, 围绕9月11日《停战协定》签订实施细则:

1.除以吉县为中心的以往山西军地盘之外, 还承认将汾南地区稷山、万泉两县, 河津、新烽两县的一半, 以及汾东地区浮山、泽、沁三县作为山西军的地盘。

2.铁路沿线左右各五公里, 不允许山西军进入。

3.既然在山西军的新地盘内已经有日军驻扎, 在其所在地日军依然驻扎。

4.为回避两军冲突, 相互确定标识, 在维持地方治安及防共工作上彼此合作。

自汾阳协定签订后, 阎汪合流已在朝夕之间, 1941年10月5日, 黄树芬向朱家骅密报:“汪逆兆铭派人入晋, 多方煽动, 在敌特务机关长大清本主持之下, 以蔡逆熊飞、阎特务人员白太冲等为媒介, 曾与阎所派之赵总司令承绶及伪苏省长体仁等在孝义开会三次, 有进行妥协之准备。其内情因受政治影响, 自日苏协定之后, 中共逐次在军事有与敌伪合流可能, 继以中条山战事爆发, 据敌宣称将渡河攻取西安, 在此种形态之下, 阎深感晋绥军存在将成问题, 故有一部分特别强调存在即目的之口号, 其意即只要能存在与汪逆合流亦可”。即便蒋介石亦感无力挽回, 1941年10月31日在本月反省录内特别强调“阎锡山降敌谋叛, 其已公认不讳, 现惟待其揭开而已”。

三、恩威并用

阎锡山密谋通敌, 1940年12月中统已截获相关情报, 并知晓第一次白壁关会谈的详细内容, “一切问题均具体化, 故已将石楼、永和、孝义等十余县议出划归阎之活动区域, 阎回晋后并有来平说, 总之阎之叛逆行为已成熟时期矣”。可是相关情报并未引起蒋之重视, 待至1941年4月21日蒋介石阅悉《阎锡山致于震河函》,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在日记内怒斥阎锡山, “此种无耻恶劣之思想, 而且见之于文字, 余不料其卑污至此,是诚古今之巨奸。不仅反颜事仇, 叛国抗命, 而且认贼作父, 卖国自保, 亦所不屑”。但同时蒋仍对此半信半疑, 认为阎锡山此举“是否故放空气, 而希望增饷或为其他”。徐永昌向蒋力保阎锡山, “余以为似系一种准备国家抗战到大不利时之预备工作, 果有斯时, 如阎先生者, 委员长或亦自动令其为之也”, 建议待贾景德来渝询明情况后再做定夺。为防形势突变, 当日蒋致电胡宗南, 请胡转告正在西安召开“剿共”军事会议的何应钦, 命令中央军注意防范晋绥军异动, “以防敌军突然到达其防地接防, 只要我军于此有准备, 则其不能为害矣。以理度之, 当无此变, 然信仰不坚、自私心重者,不能难保无反常之心理与行动也”, 同时避免过激行动, “可电阎与之寒暄, 不必因此稍着痕迹也”。

(一) 极力安抚

1941年5月12日, 阎锡山致电蒋介石, 决定派贾景德赴渝, “现已令其起程前往, 听候驱策”。15日蒋介石表示“贾秘书长来渝, 至所欣慰, 当予借重, 兄与次陇兄近况想均佳胜也” , 希望就山西实情有所垂询。6月1日, 胡宗南向蒋介石汇报:“一、敌机在阎长官部散发传单, 欢迎阎先生回太原。二、汾阳、孝义一带敌防已让于骑一军。三、晋绥军服装, 均经骑一军由敌区运来。四、存耀县三原之军品, 陆续向克难坡回运。五、阎现密令三四军、六一军赴晋东, 建立政权。”徐永昌对此深表怀疑, “阎果确已通敌, 何用飞布传单”, 仍深信“在今日情状下, 阎先生似不至为上报”。6月21日, 徐永昌得知“年余以来, 晋南凡带二战区臂章之人, 遇中央军,无不遭其冷潮热詈”, 此外赵戴文、杨爱源、阎锡山“以下眷属, 颇多离川, 中部县工厂及其他等处机关亦多西迁, 但城固广元之兵工厂未动”, 判断“晋方已近受于变伪”。6月26日, 徐永昌向蒋介石建言:“ (一) 阎非至万不得已, 不至变伪, 今时准备而已。(二) 今日之赵, 仅较过去之宋为进步与现实,在阎先生, 仍仅利用则一也。(三) 中央何以致晋方恐惶与怨惧, 亦应自责与改过。”蒋介石最终采纳徐永昌的意见, 表示“阎之用心不可问矣, 然仍不愿绝望”, 认为“阎所求者为名与利, 再加以名利以冀挽救”, 同时严惩在晋中央军, 缓和与晋绥军的关系, “查明廿七军、九三军在晋南委县长抽过境税”。7月19日, 蒋介石致电黄树芬, 请黄转告阎锡山,决派徐永昌赴克难坡, 劝说阎锡山回头是岸。

1941年7月27日, 徐永昌抵达克难坡, 8月2日返渝, 期间先后与阎锡山、赵戴文、王靖国等会谈, 感叹“阎先生惧共, 惧到不可思议, 与中央误会, 亦到极点”。8月25日, 徐永昌向蒋汇报克难坡之行的观感, 认为晋绥军“最大烦闷, 一是受中央军欺, 二是受共党军逼”, 判断阎锡山投敌“实防万一, (在我抗战御共失败后) , 似赵 (戴文) 亦未直接通敌而另有下层人通款也”。虽然阎氏“恶共恶到极点, 日盼中央除共”, 但是“真使中央‘剿共’, 彼恐又首鼠两端”, 强调“晋对中央误会甚”, 解决办法“惟有不妨害其政权”, 提议将阎锡山调至重庆, “使掌经济,仍兼领晋事, 来往两地, 久必安心, 此利国利党, 不惟成就阎先生才能, 亦见中央之伟大也”。蒋介石深表赞同, “颔首者再”。

1941年7月, 中央军第三十四集团军宜川谍报员向该军军长李文汇报晋绥军有投敌嫌疑, 该集团军指挥官沈芝生在将该电转发至炮兵第二十四团第三营八连韩连长时, 因韩连长系阎锡山旧部, 故而该电内容遂被阎锡山获悉。7月30日徐永昌在克难坡时, 第二战区长官部参谋长郭宗汾持该电当场质问, 徐永昌虽“力为解释其误会, 与胡、李等幼稚不懂事各端”, 但此事无疑使得晋绥军与中央的关系雪上加霜, “为中央所欺压, 常惧无以自存”。8月25日, 蒋介石得知此事后, 为减缓阎锡山对中央的疑忌, 于28日致电阎锡山, “吾兄以后一本职责, 不分彼此畛域, 凡有犯律不轨之部队,照律处治, 如兄以为尚有不便者, 乃应随时电告, 俾得即时商决, 不稍迁移, 使无所逃罪, 则惩一儆百, 余者自不敢背谬狂罔, 而奸者亦不能乘隙诋毁, 无所施其技矣。切望吾兄不再客气, 一秉至公, 负责奖惩, 弟必一本兄意处理一切, 决不假借一些其他政治、经济与外交诸事, 当待暇时, 再行奉商也”。“内容备极尊敬与安慰之至意”。9月1日, 阎锡山电复蒋介石, 拒绝南下, “山早欲晋谒钧座, 面陈一切, 终以年来身体多病, 弗克如愿, 拟俟身体稍复, 川中气候相适, 即摒挡南下, 面领训诲, 钧座所云若能自始严督切戒, 或不致鲁莽恣睢, 荒谬不经, 诚为至当之论”。

同时, 蒋介石决定“为阎案, 罚李军长”。8月28日, 蒋将沈芝生电转发给胡宗南, 训斥胡:“尔等办事不明事理, 焉得不败坏国事, 焉得不遭友军之忌恨痛绝, 据此一端,可知尔等办事之幼稚, 贻误不知将何所底止矣。”9月1日, 胡宗南向蒋介石详细解释处置经过,“因系临时编组, 幕僚人员极不健全, 致有此幼稚荒谬之事, 深为痛恨”, 并告蒋已向阎致歉。但是阎锡山似乎并不接受, 表示“我兄为人素所钦佩, 既承相告, 此话在我听之, 实为有益也”, 故而胡宗南认为“阎为左右蒙蔽, 成见尚未冰释”, 此后“对阎长官尤小心翼翼, 力避摩擦, 藉免增加钧座之困难”。蒋介石在完成上述处置后, 认为“对老狯与蛮将, 以诚挚函电分喻之, 彼如有人心, 当能知感也”。9月2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 汇报晋绥军战果, “晋西汾离公路沿线, 敌自我攻占孝义城后, 甚形恐慌, 中阳、柳林连日将笨重物品东运。近来敌区伪钞价值狂跌”, 实则内容纯属捏造。相反, 由于美日妥协可能性剧增, 阎锡山投敌步伐不断加快, 蒋阎关系几乎破裂。

抗日名将，民族英雄—胡宗南

(二) 阎锡山摊牌

1941年10月26日, 邱仰濬向蒋介石出示阎锡山密电三封。先是9月12日文电表示“生甫 (李广和, 字生甫) 奉办事, 勉强进行已有头绪, 希酌量转陈, 只要与国家有益, 我不惜一切牺牲”;10月7日阳电又言“此事业经做成, 且与国有利, 原议财部以了省钞名义为我补助六千万作军费, 补充枪两万支, 届时并协助十万人。某办成局部后, 正进行全面已向根本地去矣, 总之此事牺牲是我, 成就是国”;10月11日真电更是惟妙惟肖:“此事只我与次陇知之, 绝不再使任何人知, 成功归国, 牺牲归我, 至为何表示可获安心, 希酌量表示。”蒋介石“认为突兀而不可解”, 请徐永昌告知邱仰濬, “委员长决未令李某办任何事”。

李广和1939年由戴笠派往天津从事谍报工作, 但李广和“不过戴科长手下一普通侦探”。1941年7月5日, 李广和以“与晋省府商洽赈济委员会拨发一百万元赈款分配事”为由, 取道西安赴晋西南。前往克难坡后,李广和“每日与晋阎密谈二三小时, 并于抵克之第三日”, 前往太原。8月13日, 李广和突然致电华北督导团, 擅自决定赴敌后活动, “九月初到太原后, 曾至平津”。客观而言, 李广和与日伪接触, 非但未曾受国民政府中央的指示, 亦未参与“对伯工作”的核心机密。阎锡山实欲借李广和之名, 营造通敌系中央授意的假象。徐永昌清晰窥知阎锡山真意, “似此完全为投敌, 特假‘剿共’以为遮饰耳, 其不由赵承绶办, 必假手与中央有关之李生甫者, 一则使他人分过, 一则藉留余地。国军败, 彼可由假即真, 国家有权, 彼可由真作假, 巧耶, 拙耶!” 10月26日, 徐令邱仰濬告阎，“述委员长意:李某言行直如替敌工作, 是汉奸。阎长官受牺牲, 即系国家大不利, 此事应立即中止, 万勿受骗”。邱仰濬为阎辩护, 特别向徐永昌强调阎氏此举重在“联合日人消灭‘共匪’”。徐永昌令邱再电阎锡山, “国家对共党绝对有办法, 如联敌‘剿共’, 无异促助共党成功”。

1941年10月26日, 蒋介石认为阎氏“其降敌之决心与事实已公认不讳, 此奸贼之卑劣狡诈无异于汪逆。然10日至今, 为时已隔半月以上, 而尚未见其公开降敌, 其或以洛阳与西安无恙, 彼奸犹徘徊疑贰, 不敢宣布, 亦未可知。余当竭其心力,以冀挽救于万一, 然此亦不过时间迟早问题而已, 奸恶迭出, 何我国不幸一至于此耶”, “表示对其所为, 余必反对到底之意, 或可制止于一时乎”。27日, 蒋介石“令阎之代表再电阎规诫”。徐永昌当日两电阎锡山, 首电详述投敌百害而无一利, 称蒋声明“没有教李某办任何事, 他办这事是不是替敌人做工作。阎先生千万不要听他的话。敌人是计划要灭亡中国的。牺牲了阎先生。如何能于国家有利。阎先生千万不要受了汉奸的骗。做下去一定要受他们的害。故必反对到底。并将此意转达赵先生次陇等语。此事关系国家利害, 总座前途甚大, 务请遵照委座意旨, 设法终止”。次电转达蒋介石三点意见, 反复申述且不可因反共而降日:“ (一) 处理国家大事, 最要紧的, 是把握立场, 丢掉立场, 就是失败。(二) 我们对付异党, 是有办法的, 用不着借用外力, 按国际情势与他的做法, 不必顾虑他有什么可怕。(三) 如用外力, 消灭异党, 使他们更有话说, 反教他变成革命者, 这是促成异党的成功。因为我们变成革命的对象, 结果给了他有利的机会, 太不上算, 而且做不成。” 10月30日, 阎锡山电复蒋介石, 巧言令色, 为己辩护, “生甫之言, 我何能遽信, 因前桐轩来即云, 委座愁华北之无办法, 加以生甫作十三次之谈话, 中央希望如此, 而地方事实上亦需要如此, 我始决心着手, 兵不厌诈, 此办法与作战无损, 于党国有利, 并可以救华北五省人民。惟生甫所持原条陈, 闻在中条山已被敌人获去, 诚恐此事不能如意进行。生甫来云, 担任‘剿共’任务时, 由我们的财部给六千万元, 由军政部给两万支枪, 到动作时, 军委会拨给十万人归我指挥,我所谓我牺牲与国家有益, 就是我担上个不听中央制止、暗中勾联敌‘剿共’的恶名, 中央仍可得联苏之实。我如变更立场, 我何必事前呈明, 自招祸害, 我不过结果做一个共敌皆不谅解、为国家做一件救党救国救地方的事而已”。蒋介石阅后, 怒斥“亏他解释”, 认为“阎锡山之谋叛, 以余严词申戒, 彼果强辩其无意降敌, 此为最大之功效,然此奸决非诚意悔悟耳”。

日军为防止中央军对阎锡山通敌形成钳制,1941年10月决定“向黄河东岸地区狮家滩一带进军, 压抑向山西军背后逼近的中央军威胁, 给山西军予以完全的保障”。10月4日, 岩松义雄致电阎锡山, 称日军“约在本月二十日左右开始行动, 清除山西省内之中央军, 遵照上级命令将占领自狮家滩至黄河下游诸渡口, 此次作战按照要求也涉及贵军防地, 这就为我们合作之进展投下阴影, 如何防止两军发生难以预料之冲突, 切望周密考虑出最良好之措施”。10月10日阎锡山复函岩松义雄, 表示“我方已下达命令, 将由该方面第一线派人随时与贵军秘密联系”。阎锡山“其叛迹益显矣”, 阻止中央军“增援东龙门山部队, 不许通过其防地”。11月2日, 胡宗南向蒋介石报告:“东龙门山大部陷落, 禹庙亦已不守, 仅余反斜面阵地及仓库而已, 约兵七百余。兵力部署未甚妥当。”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注意阎先生情形”。11月4日, 阎锡山又致电贾景德, 反对中央军渡河, “中央军过来, 对敌之意少, 对我后方之扰乱多, 乡宁已有先例。希转告次宸, 如真欲收复东禹门, 今日已有电委座条陈较好意见”。即便此前迟迟不愿相信阎锡山通敌的徐永昌, 亦愤怒不已, “渠军已年余不战, 而反曰中央军扰了他地方, 人之无良乃至此极, 且看他有何好条陈”。

1941年11月4日, 阎锡山致电邱仰濬, 表示碍难遵命, “在此刚利用人为我们做华北全面努力之下, 骤然反口甚难, 且生甫在平, 印甫在并, 不能不使有转圜余地”。11月6日, 蒋介石阅悉该电内容后, 判定阎必降日, “阎又电其代表, 诉其降敌之举有欲罢不能之势, 此奸终必降敌”, 决定采取强硬措施,“以厚集兵力在其附近, 使其有所畏威而知止, 或能冀其悔悟也”。胡宗南报告“中央军六十一师派渡增援之一个营, 现尚在针滩 (师家滩北) 附近被孙福麟军 (晋军) 之暂四九师所阻, 迄今尚待命中”, 蒋介石要求“必令全师渡过, 无商量余地”, 请贾景德转告阎锡山。当晚, 蒋介石又与胡宗南通话, “令派兵前进, 并对阎有军事行动”,胡宗南与蒋鼎文商酌后, 建议暂缓, 蒋介石准予保持现姿态。

1941年11月7日, 徐永昌再次苦口婆心的劝说阎锡山, 望其停止通敌活动, “委座认为敌人正在加紧谋我, 企图破坏我抗战阵容之际, 决不肯做出有利我们的动作。李某不必管他, 只希望把印甫招回, 停止进行, 国际于我有利, 异党决无顾虑”。11月8日, 蒋介石认为怀柔之策已无法阻止阎锡山投敌, “惟有以实力临之, 使其畏危而止, 或可使之暂缓发表, 以待时机之好转。盖此奸卑贱怯懦, 非威力则无其他方法所能挽救。凡狡狯百出、首鼠两端、狐疑不决、变乱无常者, 当其叛迹而显而未发表之时, 只有利用其犹豫莫定、利害交战之际而以压力为重, 使其知害而退也。”11月10日, 蒋命令已东渡河东晋西小船窝之第六十一师“在原地固守, 明白监视河东阎部之行动”。同日, 徐永昌向蒋着力陈说, 判断阎投敌“或尚有挽回之机, 即其举措必未至太不堪之情形, 因截至现在, 萃岩、均一、次陇等尚无表示, 果大不堪者, 该部分内必不能如此沉静也”, 蒋听后“亦以为然”。11月11日, 蒋介石“属贾景德赴阎处, 劝止其降敌之阴谋”,为安抚阎锡山, 特别嘱咐贾景德告阎:“一、晋地至不能立足或不如意时, 陕省或甘省皆可任阎先生治也。二、青年军官话, 我们彼此皆不必看重之。”

11月11日, 阎锡山复函贾景德:“你所说的话很对, 我无时不以党国福利为前提, 无时不以委座意旨为意旨, 以身许国, 在南京时, 曾与委座言之, 只对于华北赤化之深较委座了解, 感觉亦切, 我的处理表面上无论如何, 骨子里绝不会离开国家, 离开委座, 我行将六十, 尚有何求, 古人云一错岂可再错耶。”13日, 蒋介石阅悉此电后, 令贾景德警告阎锡山, “不要有所谓表面, 要表里如一, 方无遗悔, 否则皆为敌、共所利也”。同时蒋确定对阎警告之最后原则:“甲、余决不能推脱责任于他人, 阎扬言余暗中指使其所为, 此乃污辱余之为人, 余决不能受。乙、阎果通敌‘剿共’, 则余必明白讨阎。丙、邪正决不能含混, 夏夷岂能两可。丁、如阎借倭兵‘剿共’,无论几何, 兵力必为‘共匪’消灭, 不仅其奸谋决不能成, 而且反助成‘共匪’之祸国, 其结果之惨, 必比吴三桂、张闯之祸乱更剧, 此诚为千古之罪人矣。”阎锡山利用李广和通敌案, 故意制造晋绥军投敌系中央授意的假象, 乃至于特电中央, “无委员长指示, 决不行动”。蒋对此极为愤怒, “阎锡山通敌求降之迹最近更显明, 彼即以李广和为余所派者为借口对各处宣传, 皆以余暗中主使其联倭‘剿共’为其唯一要领, 此与二十七年汪奸逃至安南时, 即电余称与兄面商之事, 已照进行之滑稽剧相同。可知奸贼卖国必先诬蔑忠良, 而以与其同谋之宣传为其不二法门”。蒋介石在贾景德临行前, 特别就李广和事有所解释, 强调“李生甫者, 戴笠一再言其被敌拷打, 死几次未招出其同伴云云, 领来见, 未曾与语三分钟, 仅约略奖励其勇敢而已, 阎先生何得一味深信鬼话”;同时, 蒋听闻“张书因兵工厂长见蒋铭三, 云阎先生之行动系遵照委员长意旨, 而谋‘剿共’者, 即委员长令阎先生出面‘剿共’是也”, 请贾转告阎“此污辱别人以之事与汪何异!亦无益也”;最后, 蒋明言其底线, “阎先生果附敌, 中央即讨之, 虽亲弟兄, 不能为讳也”。

(三) 悬崖勒马

此前冈村宁次至太原时, 曾希望阎锡山能于1941年11月15日之前“有某种表示, 完全是为提高阎长官身份,为合作增添顺利条件”。问题是11月14日, 第一军参谋长楠山秀吉与赵承绶会谈, 双方分歧明显。楠山提议若本月阎锡山能与岩松会见, 日军将提供部分援助, “彼时先付九、十、十一三个月之经费储币三千六百万元, 步枪一万支”, 如果“宣言发表后, 六个月内拨付步枪五千支”。楠山强调由于“日美关系日益紧张, 日本准备与美国作战。因此, 国内武器无法拨付贵方, 在山东、河北招募十万壮丁, 涉及与华北政务委员会之关系问题, 暂时难以实现”。赵承绶颇表不满, 提出“军费依据储币则支付不足半数”, “宣言后半个月内拨付五千支步枪, 我以为数目太少, 一般干部必大失所望。若如此履行基本协定, 阎长官来隰县会见必遭受难以补救之损失”。会谈最终不欢而散的同时, 阎锡山获悉美日谈判即将破裂, 对局势的研判开始发生变化。待至11月15日, 阎锡山并无公开投敌举动, 蒋介石判断事尚可为, “派贾景德赴晋警告阎锡山, 彼于本月十五日尚未公开降敌, 则其事或有挽救之希望”。

果不其然, 此时山西看似“阎先生一切准备已妥, 必然叛变”, 然而国际局势的变化显然超乎阎锡山的预料。1941年11月23日, 美日谈判破裂, 阎此前对中国抗战必败的判断完全错误。蒋介石立即意识到此事或有转机, “如时局好转, 或可化为乌有也”。11月24日, 贾景德致电徐永昌, 请徐向蒋汇报:“阎长官受敌共两面之夹击, 兵单械缺, 谣诼繁兴, 而又一片诚心, 亟图帮助钧座规复华北, 适李广和以买空卖空投机之言, 进遂欲运用巧着, 期在无害于国家、有利于战区之方法下, 达到剪除异军、收复失地之目的, 其心确属无他”, 自贾景德至克难坡后, “遵将钧座面谕各节逐一委婉陈述, 并详加讽劝, 阎长官憬然大悟, 深觉受孩辈之愚弄”, 表示“决以钧座之意旨为意旨, 追随钧座抗战到底, 决不为国家惹是非, 使钧座无词以对中外人, 已设法将赵承绶调回”。11月27日, 蒋介石复电贾景德, “伯公至诚谋国, 中始终信其无他”, 担心阎锡山态度反复, 希望贾景德暂住克难坡, “辅佐伯公,如能于明正以后, 回渝不晚也”。1941年11月28日, 贾景德因尚未接获蒋介石复电, “伯公以有许多话必须面陈委座, 方能彻底免除隔阂”, 29日决定南下重庆。

12月6日, 阎锡山电告贾景德, “赵承绶已于东日 (1日) 回孝义防次, 稍事布置, 南返克难坡”。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国民政府苦撑待变的战略终获成功。孙科在12月8日获悉消息后, 兴奋地表示“日已启衅, 必不能支, 民族主义已成功百分之七十五”。12月8日贾景德致电徐永昌, 告知赴克难坡劝阎停止投敌, “虽侥幸如临别之戏言, 牛刀一试, 迎刃而解”, “惟与伯公朝夕聚谈, 至十日之久, 可谓无话不谈, 无隐不宣, 然非与我兄面商后, 不能陈之委座, 亦非面陈委座后不能一劳而永逸, 果能如愿以偿, 弟纵不在前方亦无虞也。故弟决计早归, 请我兄将鱼午电转呈后, 审察情形, 迅速赐示迟回速回。弟固毫无成见也”。

即如贾景德在克难坡的观察, 此前晋绥系自阎锡山以下者, “研究日、美谈判, 当时除萃岩外, 无一不判断日、美妥协, 牺牲中国”, 绝大部分文武干部对抗战已失去信心, “除极少数觉勾结日本之非是外, 大多数以为抗战无出路, 且亟思速回太原”, “但自日对英、美开战后, 则又当别论矣”。1941年12月12日, 黄树芬致电蒋介石, 报告阎锡山态度已发生变化, “自日美战争揭发后, 阎长官曾自认此举出乎意料之外, 承认以前估计之错误, 并曾在朝会公开宣布, 并示以后努力之方向, 抗战胜利之确保”。1942年1月1日, 蒋介石致电阎锡山, 示意不计前嫌、共济时艰, “贾秘书长回渝, 谈悉兄处境之艰、忧时之切, 无任感佩,我辈风雨同舟, 患难与共, 凡事相见以心, 有话无不可说, 此后所有困难, 自当力予解除, 一切浮言, 并望置之度外, 断不使我辈抗建大业功亏一篑也。美日宣战后, 英美以尚无充分准备, 菲律宾、新加坡等处战事现在均甚吃紧, 半年以内, 恐不能取胜, 过此则确有把握矣。国步未康, 战云愈广, 艰危匡济, 端仗老成, 尚盼不吝见教为幸。此间遇有重要情报, 当饬随时奉告也”。1942年1月4日, 阎锡山向蒋介石表示日美开战殊出意外, “日本此次赌国运以冒险, 颇出意料之外, 少壮当国, 故有此错误, 寡不敌众, 弱不敌强, 小不敌大, 日本欲以其一以胜克勉其二, 徒以牺牲的精神欲征服数个大国, 愈来愈困, 自不待言”, 誓言追随蒋介石抗战到底。

“对伯工作”此后虽然仍旧持续推进, 但是阎锡山公开投敌的可能性已急剧减少, 1942年1月14日, 畑俊六亦判断“伯背叛重庆的征候很少”。事实亦然, 1月16日, 胡宗南获悉“阎长官已将眷属西渡者三分之二, 孝义军队亦向乡宁集中”。历史仿若开了一个玩笑, 阎锡山投敌本已箭在弦上, 却因美日决裂而发生戏剧性转变, 使其公开投敌戛然而止。

四、虎头蛇尾:“对伯工作”的结局

1941年10月27日, 阎锡山与日军第一军签订停战协定细则, “对伯工作”成功在望,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则持保守态度, “他是因需要金钱与物质而提出停战, 然而在这种国际局势之下, 不会明确表示态度。余预测, 他发出声明靠近我方背叛重庆, 只有六成左右的可能性”。果不其然，“对伯工作”终究是虎头蛇尾、无果而终。

(一) 虚与委蛇

“对伯工作”一旦成功毫无疑问将对策动中国各地方实力派倒向日军, 产生难以估量的示范影响, 进而达到加速重庆国民政府崩溃的目的。因此,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岩松义雄加速推进“对伯工作”, 指示第一军所部:“大东亚圣战业已爆发, 希望尽速促成对阎锡山的策反工作, 此事意义重大, 刻不容缓。值此之际,为了使得策反阎锡山工作的顺利进行, 直接与阎锡山的晋绥军接触的各兵团在维持治安和进行大东亚共荣圈建设过程中, 或许会因此在措施上遇到种种障碍和困难, 但是要有大局观念, 全力配合这一工作。” 1941年12月11日, 岩松致电阎锡山, 强调珍珠港事变后, 日军势不可挡, 劝阎尽快履行基本协定,“发表宣言, 此正其时”。12月14日, 阎电复岩松, 强调“由于第一阶段尚未完成之时, 遽尔发表宣言, 本身及环境均不许可, 即在内部会发泄愤懑, 环境上会骤遭夹击, 恐事将失败, 实于合作前途不利”。岩松见阎态度反复, 有所让步, 12月14日提出可否“在宣言之前, 于孝义会见, 以图相互沟通思想, 信为此际之紧急问题”。18日阎锡山向岩松明确表示“惟晋绥军不充实, 骤然表态时, 本身及环境均有极大困难,未敢作复”, 同时以“为便于详知尊意”为由, 下令召回前在太原负责合作谈判的代表赵承绶。阎锡山在日美决裂后, 明白日本与美国国力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日本战败已属必然, 而此时日军许诺的巨额军事、经济援助, 双方交涉累日, 又迟迟难以兑现, 阎对日态度迅速发生变化。

根据《晋绥军日本军基本协定》, 在双方缔结停战协定后的第一阶段, 日军答应向晋绥军提供数额庞大的军事经济援助。当贾景德获悉协定内容后, 颇感诧异, “阎先生对日人要价甚高, 如枪二十万支, 炮五百门, 款每月一千二百万等等, 初不料日人悉数应允”。事实上, 日军深陷战争泥潭, 根本无力向阎提供如此规模庞大的援助, “当地第一军及华北方面军确信成功, 中央部最初也着急地希望其成立, 到提供金钱、物品阶段却开始稍微犹豫。事已至此, 不能将其收到总军手中, 冒险将部分金钱、物品提供给未付出代价的阎”。1941年9月12日, 日本兴亚院会议通过《关于阎工作所要经费支出的文件》, 决定将援助阎锡山的借款限制在3000万日元以内, “尔后所要经费支付再研究”, 远非协定所言5000万日元。南京汪伪政府承诺将上海海关的部分收入作为抵押, 在此基础上, 由“横滨正金银行逐渐给指导阎工作的日方当地负责人贷款三千万日元, 上述日方负责人直接将其存到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太原分行, 基于需要随时提款”。正金银行计划分别于1941年9月20日向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田边盛武支付1300万日元、10月16日支付1200万日元、11月8日支付500万日元。实际上, 该项计划迟迟未予实施, 横滨正金银行、华北方面军与汪伪政府围绕债务人等问题分歧较大, 1942年1月8日三方被迫变更债务人。至于日军承诺归还西北实业公司、同蒲铁路及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所辖各工厂更是无从实现。1942年1月4日, 第一军虽然自信“对伯工作”仍旧成功可期, 但是认为由于阎的性格, 及外间传言阎对日军是否能够履行停战协定有所疑虑, 希望迅速进行“整理、合并西北实业公司附属工厂的我国受托公司, 建立山西省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军务局虽表同意, 但对日阎合办山西兴发公司却持反对意见, “希望尽量通过其他手段, 为暂时在最小限度上满足这一需要而考究”。

日军当然知悉阎锡山谋求与日合作, 重在获取军事经济援助, 随着阎锡山的态度犹疑, 日军被迫向阎表示军事经济援助可有条件的部分实现。1942年1月6日, 第一军新任参谋长花谷正致函赵承绶, 希望阎锡山迅即移驻孝义或隰县, 并于近日在孝义会见, 如果上述条件能够实现, 日军将加大对晋绥军的援助, 首先晋绥军所需步枪第一次先拨付2万支, 其中孝义会见时1万支、发表通敌宣言时1万支, 第二次再拨付1万支供晋绥军警备之用, 在宣言后逐次拨付。至于晋绥军军费, 孝义会见时提供联银券1200万元, 发布宣言后每月支付军费法币2千万元、联银券800万元, 此外努力供应粮秣。1942年1月14日, 岩松义雄又致电阎锡山, 强调此次军事援助方案, “是在现在日军得以实行的最大限度”, 也是“能力有限, 不能进一步提供, 实为遗憾, 这是余之最后方案”。阎锡山认为“所要求一千二百万元以支票形式付给赵承绶”及提供10万支步枪均未实现, “主张日方没有诚意”, 拒绝与岩松孝义会晤。“对伯工作”陷入停滞, “我方如现在就毁约, 彼方应该宣传今后我方一切措施都没有诚意, 因此我方逐步做出让步, 既然不提供步枪, 就不得不搁置”。

抗日功臣，著名教育家，科学家—朱家骅

与此同时, 阎锡山开始重建与重庆的联系与信任。1942年1月14日, 黄树芬向朱家骅密报阎日关系“惟近因总裁曾来电慰勉, 并每月增加军费百数十万元, 及发表贾景德为部长后, 此间情形已较前和缓”。阎锡山遂即邀请胡宗南前往克难坡密谈, 1月18日蒋介石致电胡宗南, “阎长官要你过河, 你去可也。如日人压迫阎长官, 我可多开兵过河。”1月20日, 胡宗南抵达克难坡, 阎锡山予以热烈欢迎。1月26日, 胡宗南致电蒋介石, 建议将第二战区长官部迁至关中, “使阎长官支柱西北, 屏藩中枢, 致力军政, 并及经济, 是诚计之上也。驻跸于郃阳、韩城之间, 责以收复华北之任, 进战退守皆极从容,次也。移镇宜川, 经营山西, 免于威胁, 徐图长征又次也”。蒋介石迅即采纳胡宗南建议, 1月29日决定“劝阎进驻关中” , 阎对此却又犹豫推辞。但为取信于蒋介石, 阎锡山决定前往河西, 1942年1月12日密电太原联络员, 请其转告日方, “阎司令由于某种原因暂到河西, 一月后还将返回”。为避免日方猜忌, 阎特意解释此次西行, “表面上为去秋林视察部队及参加干部训练团之毕业典礼, 实际是为防止在我司令部后退时中央非难, 拒不支给粮秣。阎司令不待司令部后退, 他个人先渡河, 与中央搞缓和, 以免扣留粮秣”。

面对日方再三催促移驻孝义, 阎锡山虚与委蛇, 但亦有态度强硬的面相。1942年2月1日, 阎锡山告知岩松义雄, “若日本方面直接予以压迫则无用, 迫不得已, 下野为民”。日军鉴于通过利益引诱的方式难以短期成功, 迅即改变“对伯工作”的策略, “必须胡罗卜加大棒”, 试图向阎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 改变“对伯工作”迟滞不前的局面。

中国派遣军司令—畑俊六

(二) 日军武力逼降

针对阎锡山虚与委蛇的态度, 1942年1月24日, 第一军参谋长花谷正向华北方面派遣军建议:“为策反阎锡山, 有必要在陕西省实施作战”, 发动进攻西安洛阳的战役, “进军西安附近, 击溃重庆中央军之后, 对晋绥军形成包围态势”, 彻底断绝阎锡山与重庆的后方联系, 同时强调“二月份要专心扫荡。在对阎锡山进行策反工作时, 应给与阎锡山一方些许粮草”。而第一军参谋友近美晴在与梁上椿面谈后, 认为“阎锡山正如预想的那样在蒋介石和日军双方脚踩两只船, 从双方谋取利益, 这一点没有变化。而且我确信这一判断无误”, 主张突袭克难坡, 歼灭阎锡山的晋绥军, “如果打垮晋绥军的话, 此后山西就剩下治安维持的问题而已”。2月6日, 第一军召开针对晋绥军作战的军事会议。2月23日, 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亦认为“一直仅仅采取怀柔策略的话, 是不会有效果的。今后, 直到四五月份, 继续采取强硬态度。之后, 根据形势的发展, 如有必要, 有可能会行使武力”。随即, 畑俊六断定阎锡山“从蒋介石和我方双方尽最大可能地捞取好处, 居心叵测, 因此今后不会轻易起事, 响应我方的策反工作”。日军决定以武力逼迫阎锡山投敌。

3月13日, 岩松义雄向梁上椿、梁廷武转交日军最后通牒。3月15日, 梁上椿为缓解晋绥军压力, 向日军保证“对伯工作”已进展到四至六成左右, “是有成功希望的”。问题是此类保证毫无效用, 日军已断然决定“如果策反有望, 希望他负责防共工作, 如果策反工作无望要在军事上对其采取威压态势”。3月17日, 矢崎部队向晋绥军下达最后通牒, “百万大军进驻汾南, 剿除中央军及‘匪类’, 在河津之晋绥军部队限于十九日撤回, 不然将一举歼灭之”。18日阎锡山向日军抗议:“以武力对我进行压迫之势, 我等如何能接受”。日军对此置之不理, 向阎表示“矢崎部队对前述渡河之中央军入侵部队进行扫荡。讨伐开始时恐晋绥军部队受连累, 为此作为友军出于好意, 要求晋绥军部队回到协定线内”。 1942年3月19日, 日军在梁上椿抵达克难坡的同时,对晋绥军发起第一次全面攻击。

为促成武力逼降, 日军第一军先后出动第三十七师团、第四十一师团、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重炮兵队等部队, “采取恫吓行动, 敦促阎锡山下定与日军合作的决心。如果阎锡山的晋绥军对此置之不理的话, 逐渐加大威胁、施压的力度。将此军事行动称作对晋作战或者B号作战计划”, 同时日军要求“各兵团分别在各自防区内开始扫荡、俘虏晋绥军。此外, 日军还实施了轻度炮击。日军为了将晋绥军和重庆中央军隔离, 对驻扎在河津北面黄河对岸的中央军阵地实施炮轰”。“阎锡山则是一面向其部下大为宣扬, 要准备进行大保卫战, 坚决保卫抗战根据地, 以虚张声势”,一面向赵承绶表示梁上椿“应付不了局面, 你再去一次, 看看情形究竟如何”。3月22日, 阎致电花谷正, “特派赵总司令和梁君共同前往, 详细恳谈”, 为表诚意, “以法币一百万元奉送贵军以为慰劳”。

1942年3月27日, 赵承绶抵达太原, 此后三天与岩松义雄、花谷正展开会谈。日军认为“阎锡山尚未下定决心进行合作, 因为害怕日军动真格发动进攻, 故派赵承绶前来谈判, 此乃缓兵之计也, 赵承绶并未带来具体条件, 是故我军需要根据既定的日程表来采取行动”, 丝毫没有停止武力进攻晋绥军的意思, 但为诱阎投降, 故作让步, “不过对阎锡山一方提出的回复期限可以比预定的4月5日延长两三天”。花谷正更向赵承绶露骨表示“阎锡山诡诈多端, 曾骗遍了中国军阀, 难道还想骗日本皇军不成, 你代表不了阎锡山, 我们非和阎锡山亲自面谈不可”。赵承绶无奈之下, 被迫应允阎锡山与岩松义雄“努力实现在孝义举行会谈”, 但坚持“将会谈和发表宣言的时机错开进行”。第一军初始决定4月10日“如伯仍不出马, 则将废除基本协定及停战协定等, 使赵承绶说服伯, 如伯仍不听话, 则在15日前后通告废约”。

此时阎锡山已无意公开投敌, “日本人什么也不给咱, 想叫咱脱离抗战, 这可不能。你想, 咱到太原去, 什么也没有, 他们再把力量撤到太平洋去, 叫共产党直接打咱, 咱力量不够, 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咱可不能这么干”。4月9日, 阎锡山致电花谷正, 明确拒绝与岩松会谈的建议, “会见前若无妥善具体之办法, 确在事实上有不可克服之困难, 不得已时, 只得俟诸他日再图会见”。日军恼羞成怒, 负责“对伯工作”具体事务的第一军参谋友近美晴惊呼“‘对伯工作’颇有大风一过之感”。4月15日, 岩松义雄致电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鉴于阎锡山首鼠两端的性格, 希望采取强硬态度, 在赵承绶回到阎锡山处之际, 我方发出通电, 宣布撕毁业已签订的协定。有鉴于这一形势, 希望将这一工作委托我第一军实施。”17日, 日军发出“终止谈判、自由采取行动”的通告, 并向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提出“可以撕毁已签协定”的建议。在此情况之下, 4月17日, 梁上椿劝阎接受日军要求, “除我方委曲迁就之外已无何等办法”。4月18日阎无奈派人与日方接洽。日军却对此完全无视, “决定于4月20日给阎锡山点颜色看。军司令官下达轰炸、炮击, 对孝义发动正面进攻: (1) 对小船窝进行轰炸; (2) 从万堡子山对晋绥军进行轻度炮击; (3) 歼灭未撤出汾南的晋绥军; (4) 对孝义正面采取军事行动” (3) , 强调“现在解决一切问题之关键唯在会见”。

1942年4月25日, 为缓解事态, 苏体仁就会谈谅解事项向日方提出个人方案, 在获得日军同意后, 次日致电赵承绶、王靖国等晋绥军将领:“募兵、粮秣、被服等项会见时, 由友方主动提出, 不载入谅解事项中。停战协定细则并非全部实行问题, 但事实上会见后晋绥军即可直接移驻, 军政各事实行移让, 这已超过细则之规定”, 至于会见地点则改至安平村。4月27日, 阎锡山答允苏体仁的方案, 承诺与岩松在安平会谈, 日军颇为得意,“对伯工作”“能够有所进展, 可喜可贺”。日军的武力逼降计划初获成功, “自3月15日开始综合作战, 摧毁妨碍山西军归顺工作的中央军及共产军, 并对山西军企图威吓, 紧接着当地军司令部积极的和战并用的威吓工作终于奏功”。

毛泽东与彭德怀

(三) 被迫终止

1942年4月29日, 阎锡山答允日军将于5月5日至安平村与岩松义雄举行会谈, 日军当即做出缓和局势的姿态, “既然已经重启谈判, 应为签订停战协定做出姿势, 让晋绥军复归, 解除对阎锡山一方的经济封锁, 而且取消对晋绥军的高压态势”。5月1日, 日军制定“解决阎锡山投诚后的建设、政治、经济问题”的方案, “相关方面的负责人异常忙碌”。令阎锡山意想不到的是, 日军此时已起草对晋绥军进行瓦解处理的纲要, 意在待阎锡山公开投敌之后, 彻底控制晋绥军的势力。

阎锡山与岩松义雄安平会谈因天气原因,最终改至5月6日举行。首先“阎提议在本日会谈中磋商政治问题, 尤其是防共问题, 至于军费及武器问题让委员会磋商, 日方表示同意”。第一军参谋长花谷正“向阎表示希望尽早发出和平通电, 如果可能就在5月内发出”, 阎大体赞成, 强调“随着其他条件的实行一个月后再发出”。岩松义雄希望“阎越早表明参加和平越好,阎虽然对此表示同意, 但是就亚洲同盟及经济政策提出意见”。同时, 阎再次提出日军援助的要求, “内容多有超过曾经约定的条件, 对此岩松中将也感到意外, 双方进入休息”。会谈休息期间, “阎锡山的警卫人员,在安平村外老远瞥见前面山路上来了许多驮骡马匹, 误认为是日军炮兵开来 (原系日寇给阎锡山驮送的枪械、款项等) , 大为恐惶”, “阎闻讯大惊, 急忙偕同王靖国等由预先修好的小道”, 提前离会, 安平会谈无果而终。

日方事前即对会谈持悲观态度, “我方提前预测会谈十有八九会失败, 果然他没有诚意”, “竟然除基本协定所规定提供武器、资金之外, 还要求提供庞大的武器、资金以及招兵费, 总之他企图领取两年基本协定所定武器、资金后, 才宣布独立, 明显是自私自利的腹稿,我方宣布决裂”。1942年5月8日, 日军判断阎锡山“为其自身利益, 有合作之打算, 但并没有迅速与我合作成为参加大东亚战争之一部分的诚意”, 尤其是“阎以基本协定为挡箭牌, 要求我方履行, 却不承认我方之提案, 即基本协定于彼有利, 于我有害。特别是大东亚战争正在进行之形势下, 迅速实行合作是不适宜的”, 决定废除1941年9月11日签订的《晋绥军日本军基本协定》, 同时“对晋绥军加强经济封锁”, 并向阎锡山施加压力, “根据需要对另一部分晋绥军进行分化瓦解”。岩松义雄极为恼火, “对阎锡山已经彻底绝望, 不再对其抱任何幻想, 主张以苏体仁省长为主体取代阎锡山搞山西建设”, 但是华北方面军认为“对阎锡山施以重压无可厚非, 但是不应过火, 否则会将阎锡山逼到蒋介石一方”, 故而决定此后策反阎锡山, “一方面对阎锡山要坚持强硬态度, 另一方面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各项恰当措施, 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给阎锡山施加压力, 让阎锡山痛感到现实形势紧迫, 让其焦虑不安, 抛弃长年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妥当的条件下向我方屈服”。

面对日军武力逼阎公开投敌的现实, 国共两党均试图采取措施, 帮助晋绥军缓冲日军压力。针对日阎合作的暗流，1941年8月, 中共中央认为“至于阎与日本之间, 确实暗中勾搭, 互不侵犯, 其目的在求生存并借此逼蒋向他让步”, 因为“目前阎锡山的一切努力, 在求得自己的存在, 国民党正采取一些方法来限制和削弱他, 因此阎与中央有很大的矛盾”, 判断“在全国继续抗战的局面下, 在国际反法西斯阵线已进一步的巩固的情形下, 阎要公开当汉奸在目前还是困难的, 所以阎在今天, 基本上还是中间势力。在国共两党斗争中起着缓冲的作用, 他的存在对于我们是有利的”。故而中共的策略是“利用阎蒋矛盾, 给阎以生存余地”。但是, 当1942年3月日军试图武力逼阎投降之时, 中共立即意识到阎因生存面临绝境, 或有投敌可能。3月2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左权, 命令八路军援助晋绥军, 避免晋绥军在日军压力下投降，“敌攻乡宁、吉县甚急, 阎正坚决抵抗, 要求我们援助。望令我军及时予以必要援助, 以争取晋绥军之抗战, 是为至要”。

与此同时, 蒋介石亦努力给晋绥军予以军事援助, 并安抚阎锡山, 避免其出现被迫投日的局面。1942年1月23日, 胡宗南命令李文“在河冻期间, 以一个师或二个师过河, 收复师家滩及船窝, 速即侦察及准备具报”。4月3日, 因阎锡山向中央“电陈部署对敌及河西缺粮”, 蒋特别嘱咐何应钦“为第二战区妥筹粮秣”。5月8日, 朱家骅向蒋表示“闻委座有到西安消息,果尔, 当力促阎往谒”。蒋介石采纳黄树芬建议， 5月10日请贾景德转告阎锡山, “请其仍来陕一晤为佳”。在国共两党合力阻遏日军武力逼降的背景之下, 日军安平会谈的期望自然亦难以实现。事实上, 即便日军亦曾承认:“虽想歼灭阎锡山的晋绥军, 但是没有富裕兵力”, 只得利用安平会谈离间蒋阎关系, “为了确保进攻陕西战役的顺利实施, 向陕西一方遍撒传单, 揭露阎锡山与我日方会谈的情况, 以此来离间蒋介石和阎锡山的关系”。当5月28日“敌机袭西安, 掷下很多印刷品, 及阎先生与日军司令官岩松隔案握手照片, 印刷品述阎已与日军合作提携, 中央军人应速来参加”, 蒋得知此事时, 不以为意, 反倒认为“果阎与之妥协, 当不如此暴扬矣。”

阎锡山面对日军的经济封锁与武力逼迫,如何谋求生存, 诚如山西省国民党党部委员马毅的分析:“推测山西情势约有三项: (一) 现在粮尽弹绝, 要挟中央默许与日本接近。(二) 要求日本谅解, 须逐渐转变, 以拖延, 深盼求维现况。(三) 如不能维持现状, 则赵戴文、杨爱源到中央, 阎去太原, 一部与共党求谅解, 所谓一脚踏三只船, 矛盾求生存。”显然阎锡山选择要挟中央援助与谋求缓和对日关系的双重策略。

安平会谈结束未久, 阎锡山又试图缓和日军的敌对情绪, “第一军也想继续招抚阎锡山的晋绥军, 二者之间开始妥协。首先进行经济合作、部分合作, 进而进行全面合作。这样一来, “对伯工作”转变为让他们心向皇军的更新工作”。“对伯工作”虽告结束, 阎日之间并未停止接触, “阎锡山驻太原办事处在会谈决裂后也未撤销, 日方希望保留这一办事处, 以备以后继续开展对阎锡山的怀柔招抚工作”, “晋绥军与日军关系可以说是藕断丝连, 正如莲藕被切断后仍以丝连在一起, 不是完全绝缘的, 有的地方日军包围山西军的形势已经完备, 正在进行小规模争斗, 有的地方有彼我将军联欢, 呈现出实为奇妙的现象”。待至抗战胜利即将到来, “阎锡山密切注视着国际形势的推移和日本实力的消长, 时刻等待着光复山西的时机” , 仍旧希图利用日军与中共争夺山西地区的控制权。

五. 余论

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后, 阎锡山的力量受到严重损失, 不仅晋绥军势力薄弱, 并且控制区域亦局限于晋西南地区, 尤其因晋钞急剧贬值, 社会、经济面临严重危机。阎锡山为应对危局, 以实现山西军政中央化为名, 寄希望于国民政府, 提供经济援助整理晋钞, 扩充晋绥军的编制与实力。邱仰濬虽赴渝与国民政府交涉累月, 终究收获甚微, 尤其晋东南地区军地冲突的恶化, 使得阎锡山与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分歧愈发明显, 双方渐行渐远。日军清晰窥知阎锡山的现实困境, 适时展开“对伯工作”, 向阎许诺提供规模庞大的军事经济援助。面对日军诱降, 阎锡山蠢蠢欲动, 尤其1941年中条山战役后, 中共、阎锡山、中央军在山西三足鼎立、相互制衡的格局被打破, 阎通敌步伐逐渐加快。待至1941年美日和谈展开, 阎锡山判断美日必然妥协, 抗战信心全无, 意欲与汪伪合流、公开投敌。但阎锡山终究未曾公开投敌, 究其原因, 首先日军向阎锡山许诺的军事经济援助, 更多是诱降过程中的夸夸其谈, 随着中日战争的延续, 日本自身亦面临严重的资源窘境, 援助无从实现。畑俊六对第一军信口雌黄颇多不满, 强调第一军当初为实现“对伯工作”, 夸大援助条款是根本性错误。

其次, 蒋介石为阻止阎锡山投敌, 通过徐永昌、贾景德等晋籍干部积极与阎沟通, 在尽力满足阎锡山各项要求的同时, 命令胡宗南向晋绥军施加强大军事压力, 恩威并用。更为重要的是, 美日非但未如阎锡山的判断达成妥协, 反而于1941年12月7日因珍珠港事件的爆发而全面开战, 阎锡山对中日战争胜负的判断再次改变, 对待日军诱降日渐犹豫, 公开投敌的可能性急剧降低。日军乃转变“对伯工作”方针, 由诱降转变为武力逼降。1942年5月阎在日军压力之下, 与岩松义雄在安平会晤, 但会谈毫无结果。日军逐渐认识到“阎为避我军之锋锐, 既与蒋介石相通, 又装作与我合作, 且利用我方不能实行的合作条件使交涉拖延, 行缓兵之计, 以维护自己” , 遂即放弃“对伯工作”, 决定对晋绥军实施分化瓦解的策略。阎锡山仍旧与日军藕断丝连, 游走于中日之间的灰色地带。通过对1940—1942年阎锡山与“对伯工作”的历史考察, 或可有助于我们理解抗战时期华北地区政治社会的复杂形态。

首先, 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的结构性矛盾为日军“对伯工作”的实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遇,阎锡山迈向通敌之路, 国民政府实难辞其咎。全面抗战爆发初始,1937年8月7日蒋介石在国防党政联席会议上, 向阎锡山、刘湘等地方实力派明言:“战争是最后的决心, 我方方针照原定方针进行, 进退迟速之间由中央作主, 何时战亦由中央决定, 各省与中央取一致进行, 无异言异心。”然而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传统和现存利益格局的影响下, 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实力派的冲突并未因中日战争的爆发而趋于缓和, 双方围绕防区范围的划分、物资补给的多寡、行政管辖权的归属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国民政府以抗战建国为号召, 往往处于道义制高点, 又拥有较为充沛的经济军事资源, 地方实力派在与中央的博弈过程中经常处于劣势。1940年晋钞通货膨胀急剧恶化, 根本原因乃是抗战爆发后中央向山西提供的资源无法满足现实需要。“除以中央拨款开支外, 净由地方负债垫款付1亿235万7332.009元”。至于中央军与山西地方干部的军地冲突, 更使得晋绥军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 第二战区长官部少将参议郝梦九曾向徐永昌直言“此间为共所逼迫, 为中央所欺压, 常惧无以自存, 预备后事已七分矣。为今之计, 一、助之御共。二、不侵占其地方政权, 或亦弥乱之一道也”。相反, 中共对此则认识清醒, “我们对阎的方针, 仍然是继续争取他,求得维持友好关系, 在一定条件下, 对他的存在给以某些支持, 如过去不侵犯晋西南, 最近卖盐给他等,而不是削弱和破坏其力量。如果我们威胁其存在, 结果将会不是降日便是降蒋, 这对于整个抗战和国共斗争都是不利的”。

其次, 阎锡山作为地方实力派, 自1912年民国建立后长期垄断山西的军政权力, 可谓名副其实的“山西王”。但随着1937年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 国民政府中央军、中共、日军先后进入山西, 阎锡山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相较于阎锡山的晋绥军, 中央军依靠正统观念及雄厚实力占据制高点, 中共凭借严密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意识形态亦能不断发展, 日军更是在军事力量的巨大优势之下无所畏忌, 正因如此, 生存与发展成为晋绥军必须直面的现实考虑, 谋求外界资源、扩充晋绥军实力毫无疑问成为阎锡山政治选择的关键所在。故而为谋求晋绥军的生存, 阎锡山与日军、中央军、中共三方力量既有冲突, 又有合作, 呈现出复杂、矛盾的多重面相。“晋阎处应时局基本方策, 是求生存, ”实际就是“对外欺骗, 对内封锁, 对中央固无诚意, 对敌伪亦是骗局”。正因如此, 阎锡山初始与日军联络, 重在获取日方援助, 此后“对伯工作”逐渐停滞, 阎锡山拒绝公开投敌, 日军援助的口惠而实不至亦是主因之一。同样, 阎锡山看似反共, 甚或以反共为通敌旗帜, 但是阎更信奉实力至上, 故而在晋西事变后, 阎锡山与中共亦有关系缓和, 乃或合作的面相。1940年12月八路军办事处遭国民党六十一师查封, “阎曾经电令发五百元作赔偿该部损失费用, 并电交际处将王世英之妻子护送长官部, 王妻于十一月三十日到阎处”。1941年8月17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 “阎锡山与蒋矛盾甚大, 向我们拉拢, 王靖国部队东进, 目的在占地盘吃饭, 我们应让他占一部分地盘不与摩擦”。阎锡山的治世格言“存在即是真理, 需要即是合法”, 可谓晋绥军在各方势力夹缝之中往返折冲、谋取生存空间最形象、最深刻的总结。

若进而言之, “综观伪军全部历史, 他们的产生, 代表地方势力而活跃于中央权力式微、多个政权竞逐中央正统的乱世”, “他们没有特定的意识形态, 以自己的利益为依归”。1940年之后, 阎锡山控制的晋绥军虽与公开投靠日军的吴化文、孙殿英之类伪军有本质区别, 但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 抗日阵营内部逐步趋于分化, 部分地方军事政治力量受多重因素的制约, 为谋求自身势力的存在与发展, 游走于通敌与拒敌之间的灰色地带。阎锡山与日本的关系可谓颇具典型性意义, 在中央与地方的结构性矛盾, 日军、中央军、中共三重压力及国际局势变化等多重变量的影响之下, 具有非常明确的投机性, “阎、松密晤时, 赵曾质问密会目的,并言如投敌, 伊即投黄河自尽。阎谓仅系利用手段, 骗取物资。赵主委复进言, 敌非易骗, 恐堕其计。阎谓此后当不再作”。事实上, 无论邱仰濬赴渝求援, 抑或赵承绶赴并谋和, 均重在投机取巧, 为晋绥军谋取生存资源。同时, 阎锡山的政治态度具有很强的多变性, 对日谋和真假变换, 外界在观察阎对日态度时, 往往结论相悖, 实缘于此。更重要的是, 阎锡山通敌与否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阎锡山虽然最终没有从坚持抗战转向公开投敌, 但阎锡山一步步走进日军诱降的圈套, 甚至秘密签订《晋绥军日本军基本协定》亦是不争的事实。庆幸的是, 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看似偶然的国际事件, 却成为阻止阎锡山投敌的不可忽视的因素。贾景德因此自嘲:“幸有日美战, 彼我皆万幸”, “真与日妥协, 自是绝路, 其叫回赵承绶亦与彼有利”。如果说30年代国民党各派势力混战时期, 阎锡山为自身生存和地盘争夺, 在拥蒋或反蒋的旗帜之下纵横捭阖、投机取巧, 可谓无奈的选择, 那么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 阎锡山再将其地方实力派的生存规则运用于与中日各方势力的博弈, 将其生存需要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无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 妄图与虎谋皮, 最终非但未能实现重整旗鼓的初衷, 反却使得自身的政治地位日趋低落, 晋系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格局中迅速被边缘化。历史的教训, 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