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职员之妻、秘书太太与女家庭教师：三条宝石项链背后的小说课

读中学的时候，语文课本上收录了莫泊桑的两则短篇小说：《我的叔叔于勒》和《项链》。时隔多年，依然对其中的情节印象深刻：一个对家人谎称在外发了大财的人，原来以在船上帮人开牡蛎为生；另一个为了舞会上的一时风光，成为一条钻石项链的“奴隶”，搭进去了宝贵的十年青春。

莫泊桑擅长刻画人性，寥寥数千字里，不同角色的虚荣、贪婪、诚实、勤勉等特质，呈现得淋漓尽致。在结构安排上，行云流水的故事即将结束时，跳出一个出其不意的“反转”，既“震”得故事中人五雷轰顶，也引得读者不断回味，一代文学大师的小说创作功力，着实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最近读毕飞宇的《小说课》，看小说家解读莫泊桑的《项链》，恍然发现：在文字、结构之外，《项链》之中，其实别有洞天。

这种感觉有点像《西游记》里，石猴和花果山的众猴子们对着水帘洞的瀑布，起初只知一味称赞“好水，好水”。一旦等石猴第一个跳了过去，把水帘洞内的景象告诉他们，这才终于知晓：原来此前的一番感慨，不过是看到了皮毛，真正精彩的内里原来隐藏在深处，等待有心人去发现。

毕飞宇和他的小说课，一定程度上就扮演了“石猴”的角色。

在对《项链》的解读上，毕飞宇先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保持其他所有情节不变的情况下，把小说的背景从19世纪的法国，搬到现在的中国，几位主角的名字、身份相应做了替换：公共教育部小科员路瓦赛变成教育部秘书王某强，他的太太从马蒂尔德变成了张小芳，而富有的女友弗莱斯蒂埃太太则成了富婆秦小玉，两人再次相遇的地点改成了九寨沟。

乍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不妥，是吧？但仔细一想，就会发现改写之后的《项链》，变得有些不伦不类，怎么看怎么别扭。

毕飞宇在书中列了足足十条理由，比如根据国内的机关“生存法则”，下属应邀参加上司的宴会，通常都会以低调为主，不会特意戴上最昂贵的首饰，抢走主人的风头。

又比如，马蒂尔德偿债的方法是洗脏衣服、做苦力，放在张小芳身上就不合适了，她更可能是去做微商、做小生意。更何况，秦小玉得知自己白白赚了条奢侈品项链，会把真相告诉好友吗？大概率是不会的，那么结局的反转就得改写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毕飞宇给出的解释是，在莫泊桑“原版”的《项链》里，故事逻辑之所以能够成立的根基，是在于“契约精神”，这是约束公民心理、公民行为的一条红线，人们即使贪婪、虚荣、争强好胜，但他们都是“真实”和“诚实”的，只有项链是假的。这时，“真”与“假”之间相互对立，产生了戏剧的张力。

正是这种契约精神的普遍存在，马蒂尔德夫妇在弄丢项链后，虽然有恐惧和慌张，但想到的是解决问题，想尽办法赔偿朋友的损失，即使要花上十年的时间，生活变得面目全非。毕飞宇说：

“契约精神是全体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在路瓦赛夫妇的身上，这种集体无意识在延续，最关键的是，它在践行。正因为他们的践行，《项链》的悲剧才得以发生，《项链》的悲剧才成为可能，《项链》的悲剧才能够合理。”

在得出这一结论的基础上，毕飞宇又引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莫泊桑在对玛蒂尔达的虚荣进行讽刺与批判的同时，又无意中塑造了他们夫妇二人“负责任”和“忠诚”的形象。他们极其有耐心，能够忍受长达十年的艰辛生活，来履行一项可能原本不存在的契约，这种品质恰恰又是当下许多人所欠缺的。

换句话说，讽刺变成了赞美，如果莫泊桑先生泉下有知，是否会轻轻摇头，露出无奈的微笑呢？

其实，就像毕飞宇所说的，解读小说关注作者怎么构思、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是一回事，但优秀的作品本身，具有“激励想象、激励认知”的作用，有时甚至是会超越作家本身的。这时，解读或许偏离了作者的本意，但读者的收获和享受到的愉悦感是无与伦比的，这更是阅读的真正价值所在。

在莫泊桑原版的《项链》、“本土化”版的项链之外，英国小说家毛姆也写过一篇《珍珠项链》，同样是“真假项链”的故事，但在素以文风犀利著称的毛姆手中，故事又变成另一番模样。

《珍珠项链》的故事并不复杂，女家庭教师鲁滨逊小姐出身清贫之家，手头不太宽裕，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作为“替补”人员受邀参加一场上流人士的聚会。为了不显得太过寒酸，鲁滨逊小姐去珠宝店买了一条价值15先令的珍珠项链。

谁知在晚会中途，珠宝店的人找上门来说，说是当时店员一时糊涂，把一条送修的价值3万英镑的项链拿给了她，恳请她能还回来。鲁滨逊小姐欣然应允，店家则拿出300英镑的支票作为酬谢。

按理说，这个故事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鲁滨逊小姐发了一笔意外横财，很多人都建议她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但鲁滨逊小姐偏不，她请了长假，拿着300英镑出门旅行。

在旅行途中，她邂逅了阿根廷阔佬，两人一见钟情，之后的剧情超出所有人的预料：鲁滨逊小姐结了婚，成了上流社会的医院，过上了开着劳斯莱斯、住高级房产的奢华生活。

当时那些热心劝说鲁滨逊小姐存钱的贵妇人们，如今又换了一幅嘴脸，对鲁滨逊小姐的生活枉加揣测，说了一大车的酸话，毕竟如今的鲁滨逊小姐早已不是昔日只能穿女主人旧衣服、任她们奚落的年轻女家庭教师了。

和莫泊桑的《项链》不同，毛姆在故事开头不久，就告诉了读者“项链弄错了”的事实，而且问题轻轻松松地就解决了，他着重写的是鲁滨逊小姐的人生选择：不被周围人的观点所束缚，有魄力和胆识去体验和尝试，这种勇敢，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项链，在这里变成了一个引子，之后是300英镑，之后是请假旅行，鲁滨逊小姐的一系列选择都是“主动”的。她同样诚实，但又散发着与马蒂尔德不同的人格特质。

在小说创作的背景方面，毛姆生活在19-20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当时英国在海外拥有许多殖民地，大量英国人到东南亚、美洲、埃及等地旅行、定居、做生意，一些人还因此成了大富翁。同时代作家阿加莎的大侦探波洛系列小说中，波洛的“助手”黑斯廷斯上尉就和妻子到了阿根廷生活。

因此，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阿根廷阔佬”的形象是相当常见的，所以并不会觉得突兀。至于鲁滨逊小姐参加的那场上流人士聚会，参与者更多是那些“旧贵族”，他们往往对这些“乍富”的阔佬们有几分鄙夷。

换句话说，毛姆的《珍珠项链》同样有着特定的时空背景，所以才会让让人觉得有可信度。如果给它来个“本土化改写”，故事估计又会显得真实性欠奉。

看完了三条“项链”的故事，我们不难发现，好的小说都是相似的：它们有着深厚的现实根基，即使角色和情节都是虚构的，但在阅读过程中，同样会让人产生强烈的代入感，人物是鲜活生动的。反观一些“差”小说，人物和故事常常给人以“悬浮”感，缺少的是脚踏实地的真实感，虽然会带来短暂的情绪冲击，但就像垃圾食品一样，没有回味的余地和空间。

毕飞宇对于《项链》“庖丁解牛式”的解读，为我们推开了一扇看懂小说“肌理”的窗户，如果想要动手创作一篇小说，同样可以借鉴他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