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中国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治理与国家治理、地方治理构成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即治国理政，地方治理是省市层级治理，基层治理则包括县乡村三级治理。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落实国家治理、地方治理的任务，同时又是具有独立意义和合理性的治理形态。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家治理、地方治理有自身的目标和要求，基层治理也有自己需要面对的特殊情境，那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家（省市）大一统的政策、体制、制度如何与复杂多样的基层治理生态实现有效对接，发挥中央（省市）与地方（基层）两个积极性。发挥中央（省市）积极性，就是要使中央（省市）政策能够在基层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基层要有积极性，就是要在落实政策过程中还能够激发基层治理的活力，实现基层的有效治理。
没有中央（省市）的积极性，基层治理可能盲目而丧失方向；没有基层的积极性，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就难以落地。《基层中国：国家治理的基石》一书透视的当前基层治理中“打乱仗”“折腾式治理”“痕迹主义”“以会议落实会议”“形式主义”等盛行，就与基层治理活力不足，基层用形式主义应对国家、地方治理任务有关。基层治理要有活力，关键要给予基层治理以自主空间。县乡村有各自的定位和目标，需要不同性质的自主空间。
县（区）一级要有政策转化空间。中央（省市）政策、任务要落地，需要经过县一级的转化，将统一的政策、任务与本地实际结合起来，变成可以具体操作的政策、任务。中央（省市）的政策、任务具有方向性、原则性和底线式的特点，要达到的是普遍、一般、共性的目标，而基层社会是多样性、特殊性、个性化的，如何将普遍与特殊、一般与特别、共性与个性结合起来，就需要县一级有将中央（省市）政策、任务转化为本地政策的空间。同时，县域社会也会产生一些辖区普遍的治理问题和社会需求，需要县一级设置相关政策议题予以解决和回应。这就要求县一级有将辖区治理事务转化为本地政策的空间。
乡镇（街道）一级要有机制创新空间。乡镇不是一级完整政权，部门设置不齐全，权力配备有缺陷，特别是没有独立财政，难以像县级政府那样设置自己的政策议程。乡镇作为上级政策和任务的执行者，是国家体制与基层社会交互作用的真正“接点”，体制资源与治理问题在这里对接。
村（社区）一级要有村（居）民自治空间。在村（社区）内部，有许多事情、问题、需求既不能上升到县一级政策层面，也难以通过乡镇体制来解决，或者解决起来不经济。那么这些治理事务就得交给村（居）民自治来解决。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协商等制度安排，将村（居）民组织动员起来低成本、高效率地解决村（居）民自己的问题。
基层治理的自主空间是一个相对问题，实践中需要把握一个度，但不可能做到最适度，有时可能过宽，有时可能过窄，过宽的时候需要收窄，过窄的时候需要放宽。当前是过窄，需要适度放宽。这要求主政者具有高超的政治技巧和辩证艺术。这也表明基层中国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在理解基层治理时，既要将基层视为一个整体，又要对其进行解析，将县乡村贯通起来思考。吕德文在书中尝试做这项工作，很有意义。（作者杨华，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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