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涼学堂丨五台山即清凉山的历程：澄观之前的模糊论证

山西忻州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的道场，已成定论，无可辩驳。但是在五台山佛教历史上，经历了比较长时段的论证过程，此过程始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四年（418）佛陀跋陀罗翻译《华严经》，终于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澄观 (738－839)撰成《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在这近400年的时段内，关注五台山的高僧大德都被“卷入”这一正名运动，最终完成了从“清凉山”到“五台山”的转换，从而也加速了文殊菩萨与五台山清凉圣地的融合。

二、澄观之前的模糊论证

从《华严经》出现以来，已经有北魏时期的灵辩（477－522）、隋唐之际的解脱（563－642）、僧明（562－642）以及唐初的明隐（？－661）等僧人在“清凉山”的活动记载，但文献记载仅仅是“清凉山”而并未指明“五台山”。道宣（596－667）可能是将清凉山明确置换为五台山的第一人，他在《续高僧传》中记载一个叫昙韵（563？－642）的和尚在公元581年左右“闻五台山者，即《华严经》清凉山也。世传文殊师利常所住处，古来诸僧多入祈请，有感见者具蒙示教。”但他在圆寂前四年对此却犹豫不决，《道宣律师感通录》记载：“去岁（663）长年师子国僧，九十九夏，三果人也，闻斯胜迹跣行至此，寻清凉山，国家供送，今夏在彼，所愿应遂。余问，自昔相传，文殊在清凉山，领五百仙人说法，经中明文，是久住娑婆世界菩萨，娑婆则大千总号，如何偏在此方？答云：文殊诸佛之元师也，随缘利现，应变不同。大士之功，非人境界，不劳评薄。圣智多在清凉，五台县清凉府仙花山，往往有人到，不得不信。”文中记载公元663年斯里兰卡僧人来此寻“清凉山”，道宣反问他们为什么清凉山“偏在此方”？ 斯里兰卡僧人虽然明确提到了“五台县”，但他依然底气不足。

17年后，唐高宗永隆元年（680）慧祥在其所著的《古清凉传》中引用了《六十华严》中关于“清凉山”和文殊菩萨相互关系的记载后说：“余每览此土名山，虽嵩岱作镇，蓬瀛仙窟，皆编俗典，事止域中，未有出于金口、传之宝藏，宅万圣而敷化，自五印而蜚声，方将此跡，美曜灵山，利周贤劫，岂常篇之所纪，同年而语哉。今山上有清凉寺，下有五台县清凉府，此实当可为龟鉴矣，一名五台山。其中，五山高耸，顶上并不生林木，事同积土，故谓之台也。”慧祥于此明确提出两点论证：第一，中土名山，皆载编于俗典，唯有清凉山（五台山）出于金口、传之宝藏。这当然是指《华严经》的记载。第二，他将五台山及其附近的“清凉寺”、“清凉府”进行对比。其结论就是：“清凉山”就是“五台山”。十多年后的法藏（643－712）极为肯定，他说：“清凉山则是代州五台山是也，于中现有古清凉寺，以冬夏积雪故以为名，此山及文殊灵应等有传记三卷，具如彼说。”由此可见，从5世纪初到7世纪末，一直存在有将“清凉山”指认为“五台山”的论证。这一论证逐渐由模糊而变得清晰。

直到8世纪初，唐中宗景龙四年（710），菩提流支翻译的《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另载有佛陀的预言：“我灭度后，于此赡部州东北方，有国名大振那，其国中有山，号曰‘五顶’， 文殊童子游行居住，为诸众生于中说法。”这段经文常被用来论证文殊菩萨与五台山的渊源关系，认为“大振那”就是中国，而“五顶”就是五台山，如党燕妮说：“这大约是佛教将五台山与文殊师利居住地联系的最早经典”。而杨曾文认为“恐怕此经是在接受五台山是文殊居住说法之后编著的。” 如此，菩提流支翻译的经典则可能在“清晰”的背后隐含着一种“清凉山就是五台山”的预设，其实还是模糊的。这一模糊在9年后的李通玄也是如此，他在开始于公元719年，历时8年而成的《新华严经论》中明载：“明东北方者，取此阎浮一境，东北方此清凉山是也，经推在震旦国，亦曰支提那国，此云思惟，以其国人多所思虑多所计度故，以立其名，即是汉国也。”并热情颇高地分析了文殊菩萨在东北方清凉山的原因，但在《新华严经论》中，竟未言及“五台山”一词，不能不说是个疑惑。

图：佟京城 文：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