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化：美国大分裂的前生今世（三）

新年新气象，牛年的第一篇文章，依然聚焦于极化这个大问题上。

水门事件，丑闻与改革的故事

上回说到，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案除了法案本身的巨大价值之外，还同时打响了推翻委员会制度对国会铁腕统治的第一枪。委员会制度的神圣性被打破之后，随之而来的狂风暴雨彻底的打碎了旧的秩序。

极化

但是，对于始作俑者（民主党自由派）乃至美国政治体制本身来说，革新带来的崭新时代，却是一个先甜后苦，最终结果并不怎么美妙的新世界。

现代自由主义的高峰-伟大社会

虽然都说民权法案通过便是新政联盟解体的开端，但在1964年当年晚些时候举行的总统大选，还是让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短暂的在美国登峰造极。

现任总统林登·约翰逊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了被大部分美国人认为是极端分子的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人称金水先生），横扫了除深南五州和金水老家亚利桑那之外的44个州。约翰逊61.1%的普选票得票率更是冠绝自两党制成型以来之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尼克松72年差点）。

约翰逊的狂胜带领自由派登峰造极

与此同时，约翰逊总统选举层面的狂胜带领着民主党在参众两院均拿到了三分之二的多数。不同以往的是，新上任的民主党国会，是以自由派占据绝对优势。而过去二十年时间中长期牵制民主党内部左派势力的保守派联盟，在议员人数大减之后，无力维持往日一手遮天的权威。

于是，在1965年到1966年短短的两年事件中，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 (Great Society)项目如雨后春笋一般，一个接一个的出台。从民权到医保，从教育到移民，LBJ完成了新政草创的现代福利国家事业，为美国近五十年的社会体系奠定了基本框架。即便是随后里根金里奇两度带来保守派掀起革命多次试图推翻这一体制，单新政-伟大社会的绝大部分内容仍在今天是美国社会的根本所在。

短暂辉煌的伟大社会

但是，“好景”不长。60年代的动荡加上越战的泥潭，让林登·约翰逊很快就失去了对时局的控制。1966年中期选举让民主党失去了两院三分之二的多数，谈不上伤筋动骨，但也再度让保守派联盟的势力抬头。更要命的是两年后，越南战争形势的急转直下，逼迫约翰逊放弃了二度连任的想法。

最终，在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芝加哥民主党党代会一地鸡毛之后，约翰逊钦点的候选人副总统汉弗莱以微弱的劣势输给了尼克松。作为南方民主党人代表脱党单独参选的乔治·华莱士，虽在选举后回归了民主党的阵营，但新政联盟的瓦解已经不可避免。

三人相争，尼克松获胜

随后五次总统大选中，民主党输了四次，赢得一次也惊险无比。但是，共和党仍然无法突破民主党对国会长期的垄断，这让美国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割据时代。

尼克松时代和民主党学习委员会

共和党总统尼克松的上台，无疑为60年代中期的自由主义高峰画上了一个句号。虽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尼克松远远谈不上多么“保守”，但他的政策主张无疑也和民主党自由派推崇的那一套大相径庭。（不过在民权问题和去种族隔离的过程中，尼克松政府其实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与他选举的一套言行相左）

对于自由派雪上加霜的是，失去了白宫执政伙伴的民主党国会还面临着内部的纪律性危机。没有了直接亲自插手立法程序的林登·约翰逊（以及他的立法事务负责人拉里·奥布莱恩-aka 后来的NBA总裁兼总冠军奖杯命名人）这座大山压着，重新抬头的保守派民主党人势力多次和民主党的领导层发生冲突，希望能和尼克松政府合作。

约翰逊和奥布莱恩

毕竟，在这个政治还没有极化，立法程序瘫痪还没有成为常态的年代，两党内妥协的意愿是远大于阻挠的。而保守派的阵地，则是被南方民主党人牢牢把持的委员会系统。自然，为了避免自由派完全在美国政坛失势，民主党内部的左翼势力开始想办法去改革国会的体制，通过削委员会的藩将权力进一步的集中到领导层/议长手中。

于是，民主党学习小组 （Democratic Study Group）这个时代弄潮儿就顺势登上了舞台。这个由民主党内部自由派势力主导的组织，最早成立于保守派联盟主导国会的五十年代中期。60年代伟大社会相关法案在国会的闯关过程中，DSG也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通过对规则和筹款委员会成员人数的调整削弱了保守派对委员会的铁腕统治，为法案通过铺平了道路。

而到了尼克松年代，不再有总统领导群龙无首的国会民主党人，则是更加要依赖于DSG这样的党内组织来解决纪律问题。在小组领头人迪克·伯灵（Dick Bolling）的带领下，本来“天真散漫”的自由派难得的拧成了一节，利用DSG这个渠道来组织集体行动，推动众院和民主党党团内部的改革。

左一：迪克·伯灵

但是在时代背景之下，相对弱势的民主党国会领导层也不能过度开罪作为党内少数派的南方保守派（请注意，不是所有南方民主党人都是保守派，比如伯灵就是边境州密苏里的众议员）。在新政联盟解体，民主党南方的统治不再牢不可破的情况下，想要维持国会的多数党地位，民主党还是不能逼南方议员太狠。民主党学习小组在尼克松年代早期起到的更多是督促作用，作为一个威胁工具被领导层用来恐吓委员会主席们。

如果不是尼克松主动递刀子，恐怕DSG和民主党自由派的愿望还需要十几年才能实现。

“水门孩子”引爆旧秩序

“没有水门事件，也就不会有里根，更不会有后来的金里奇革命”

从事后的影响程度来看，恐怕整个二十世纪下半叶没有那个历史事件能和水门事件相比。谁也不知道一场窃听风波最终会让刚刚以压倒性优势连任的总统最终引咎辞职，整个丑闻发酵的过程就算是放到今天也是十分让人费解的（也难怪当时东方大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对此感到疑惑）。

抛开其他问题不谈，谈得上聪明绝顶的尼克松本人，他的悲剧在于内心长期存在的不安全感和极强的控制欲。此前1960，1968两度参选总统，在优势明显的情况下差点翻车（前者真翻车），让尼克松始终不能放下心结。加上试图掌控一切的风格，促生了水门的窃听事件和事后的掩盖举措。

自己害自己

不过，水门事件最大的意义，并非是丑闻本身和事后造成的尼克松辞职这些表面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水门事件彻底的颠覆了新政以来，美国人民心目中“政府”的正面印象，这给依赖于“大政府”的自由派未来施政带来了巨大的困扰。另一方面，水门事件暴露的美国政府内部僵化的系统，以及总统制下衍生的腐败和权力滥用等问题让政府改革问题成为了头等大事。

借助水门事件后全国的反共和党情绪，1974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取得大胜，再度在众院拿到了三分之二多数。与以往选举不同的是，水门事件后当选的国会新议员队伍极其的庞大，多达80余人。这些相对年轻，74年当选之前几乎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新人，对于改革政府的热情空前之高。而他们对原先政治秩序的蔑视，从他们刚刚上台就做出的种种行为中便体现得淋漓尽致。

水门孩子的到来极大的震动了国会

在国会山这个讲究尊老，严格遵循先来后到原则的地方，国会新人应该要做出的姿态，就是老老实实地遵循前辈们的教导，听从委员会主席和领导层大佬的指示。等到积累几年资历之后，再翻身农奴把歌唱转过来扮演老资格的角色。

然而到了水门事件后上台的这批新人，老的规矩和旧的秩序一样都是代表着腐朽的过去。抱着一腔热血要改革改良政府的他们，最先要动刀的，就是国会这种论资排辈的传统。这批政治斗争匮乏，但是政治能量巨大，被人蔑称为“水门孩子”（Watergate Babies）的国会新成员，正是原先呼吁改革多年的伯灵和民主党学习小组一直等待的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

于是，在DSG的带领下，水门孩子破天荒地在上任之始便向领导层和国会的大佬们“亮剑”，“传唤“要求各大委员会的诸侯”屈尊“和他们进行会面，不然将不会支持他们继续连任主席。这是在1910年后完全按照资历分配委员会主席的这么多年中从未有过的事情。委员会主席确实是要由党团投票选出来的，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党团的投票不过是走个程序，拥有最资深资历的议员永远是委员会的主席或首席成员。

前些年还在国会的“水门孩子”

新议员群体的出格要求，让一些老资格的委员会主席根本不敢相信。但是要求会见谈话，只是水门孩子迈出的第一步而已。没过多久，DSG和新议员便把目光转向了论资排辈这个系统本身之上。在民主党的自由派和改革势力看来，委员会系统长期放大了民主党内部保守派的力量，而委员会各个独立王国的状态，更是让民主党多数派（左翼力量）的声音和意志长期不能在立法程序中被体现出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DSG的想法一直是推动众院权力的再分配：削弱无法被普通议员威胁到地位的委员会主席的独立性，通过把权力再度集中到向党团全体负责的领导层/议长身上来实现党内民主。水门事件和水门孩子到来，给予了DSG实现这一设想的契机，果不其然，在新议员再度提出改革请求之后，党团内部的保守抵制势力再也无力阻拦。

经过了一番激烈的内部斗争，三位原来位高权重的南方民主党人委员会主席：农业委员会主席波吉（Poage），军事委员会主席赫伯特（Herbert）和银行委员会主席帕特曼（Patman）在党团投票后丢掉了“乌纱帽“。他们倒台的理由各不相同，有的是因为个人的意识形态过于保守，也有是因为作风过于霸道，对待委员会成员不够公平。

最为滑稽的则是倒台的帕特曼，作为少数南方自由派民主党人，不幸因为他对大银行和企业过于敌对的态度，被他的“敌人”中伤成为了新旧势力交火的一个牺牲品。（让当时改革派外部盟友拉夫·纳达尔勃然大怒，气得直跳脚）

沦为牺牲品的帕特曼

即使1975年的这次颠覆委员会主席事件，并没有彻底的改革原有国会的论资排辈系统，也向原来把委员会当成针插不进般独立王国的主席们敲响了警钟。当他们完全和党团内多数派意志脱节时，那么他们光是靠资历这一项挡箭牌的话是无法保住他们地位的。兔死狐悲，大部分委员会主席在此事之后都意识到了自己的作为不能太过出格，要注意和党的主流意见靠拢，权力高度分散，依靠委员会治世的局面也就从此成为了历史。

改革的利弊

更让水门孩子和民主党改革派开心的是，在74年末，把持了国会最重要委员会—筹款委员会（Ways and Means Committee）十六年的阿肯色民主党人维尔本·米尔斯（Wilbur Mills）因为招妓的丑闻而被迫辞去了委员会主席一职。

筹款委员会作为众院最古老也是权力最重的常设委员会之一，不仅仅管理美国整个的税收系统，还直接管辖美国的社保，医保，贸易政策和其他福利项目。与此同时，1910年的改革还把委员会分配的工作移交给了筹款委员会负责，不管国会议员想进入哪个委员会，都需要经过筹款委员会的批准和分配。

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倒台的米尔斯一度是国会的话事人

因此，米尔斯在这个委员会为尊的年代，实际上拥有的政治权力和议长可以相提并论。更何况在他任内，筹款委员会根本不设下属委员会（Subcommittee）分管工作, 完全是由米尔斯一人大权独揽。连立法大师林登·约翰逊，在通过他伟大社会项目时，都必须和米尔斯完成利益交换。

本来米尔斯的地位可以说是牢不可动的，彼时才60多岁的他虽然72年选总统失败，但还可以干很多年的委员会主席。没想到个人生活作风中的不检点，让这位政界大佬被迫退隐。而民主党改革派则抓住机会，推动了改革将筹款委员会给议员分配委员会的职责剥离出来，移交给由领导层控制的一个单独的委员会来负责。

这一来一往，议长的权力又重新的盖过了委员会主席们。加上70年代后，原先已成独立王国的规章委员会（Rules Committee）再度回归议长的掌控之中，众院的削藩进程基本宣告完成。议长的权力恢复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虽仍比不上1910前的沙皇水平，但也比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弱主局面强了不少。

议长的权力又恢复了

此后的十几年中，实现了自由派提倡的改革计划之后，民主党把控下的众院立法效率大大提升。但是，在经历了卡特短暂又乏善可陈的四年之后，水门事件后凭借着另一个强烈反政府情绪进入美国政坛主流的里根引导了新的一场政坛革命。

里根1980年压倒性胜出，开启了整个80年代西方世界的保守主义思潮，改变了美国政坛的既有力量平衡。此间参院白宫均失手，孤掌难鸣的众院民主党人，扮演的更多是尽可能阻止的角色，还不时要防着党内的保守派为了自保和里根政府主动合作。权力的集中，在这一段时间看来，没起到什么正面的效果。

另一方面，民主党主动削藩的行为，同样存在着不少的不良后果。在美国独特的宪政体制下，两党之间的合作和妥协是许多法案通过的必要前提（毕竟一党完全控制国会的超级多数是极其少见的情况）。由于两党合作的意愿来自于妥协能够给双方带来好处，这就需要国会的在野党只能通过参与过程而不是积极阻挠期待之后自己上台达到目的才能让国会的机制正常运转。

里根的上台标志着新一轮思潮开始主导美国

在共和党长期国会在野的情况下，正是因为他们看不到赢回国会多数党希望，所以才会主动选择和民主党合作来希望能参与政策的制定。相应的，民主党为了照顾共和党的情绪，不惹毛自己的对手而引发恶劣性竞争，自然不会过度剥削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党。而委员会层面的两党相对温和势力的合作，是促进维持这一平衡的一个重要渠道。

70年代后自身地位受到威胁的委员会主席，出于自保选择和少数党合作的次数自然而然地下滑，加剧了国会共和党人的边缘化现象。短期之内共和党还没有什么巨大的反弹，但是94年金里奇革命的种子就此埋下。

民主党内自由派声势的壮大和对委员会自主性的压制，还对国会民主党人内部的生态造成了不小的影响。68年新政联盟解体之后，南方开始了漫长的向共和党阵营转移的趋势。在总统大选层面，只有76年卡特实现过横扫整个南方（除了弗吉尼亚）的壮举，但是民主党人仍占据南方州的大部分参众两院席位。

慢性死亡

除了选民投票的惯性以外，根基深厚的老牌南方民主党议员和他们通过委员会所获取的权力，也是南方仍长期留存大量民主党国会议员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政党内部主流声音越发盖过相对少数的保守翼，感觉遭遇排挤愈发被边缘化的南方民主党人，长期下来就开始和民主党这块招牌有些渐行渐远。虽然正式完成脱钩换位，那还得是本世纪初的事儿，但这个事情的根，还是从这一时期埋下的。

电视直播

国会的全程电视直播（C-SPAN），是水门事件带来的另一大变革。自打电视这个媒介出现以来，便一直有声音呼吁国会应该全程直播参众两院和委员会听证会的立法和辩论过程。不过在传统思潮的阻挠下，仅有部分重大的国会事件如国情咨文和麦卡锡主义时期的军方听证会是有全程电视转播的。

但到了75年，有关水门事件的国会调查和事后弹劾程序的电视直播吸引了大批民众观看。这种近距离接触政坛最前线的刺激感，极大的拉升了美国民众观看国会议事辩论的兴趣。水门事件后上台的“水门孩子”们，顺应民意，本着透明化政府和民主过程的想法大力推动了国会议事直播的常态化。

水门事件听证会

最终，在内外巨大压力之下，众议院率先同意了电视相机全程进驻的要求，参院在挣扎了几年后，也选择了完全向电视开放的做法。时至今日，电视直播已经成了国会议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毫无疑问的是，电视相机进入国会山拉近了美国民众和民选议员之间的距离，让他们有机会全面的了解立法程序和国家大事的运作机制。

但是，水门事件后通过的一系列阳光法案（Sunshine Law）在促进了政府机制透明化的同时，也使得政府和议会失去了原有的神秘感。电视机的存在，让渴望聚光灯的两党政客开始把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如何吸引眼球，宣传自己，给基本盘传递信息之上。

最早一批用电视表现自己的弄潮儿—戈尔

原本严肃认真的国会辩论和听证会，在此后的几十年中逐渐演化成了类似马戏团的表演，两党的议员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如何在电视机前表示自己，累积人气筹集竞选资金，反倒是真正的立法工事务鲜有人问津。民主社会中固然民众有对政治的知情权，但正如过多的民主未必是好民主，程序的开放，并不一定会带来正面的结果。

金里奇

国会电视直播的出现不仅推动了国会的去严肃化，变相也给予了极化更多的发展空间。正愁没有对抗民主党人，帮助共和党走出“永久少数党”状态泥潭工具的共和党激进派，比如下篇文章的主角牛金贵（金里奇），就是希望能有电视直播的渠道了羞辱政敌宣传自己。如果没有电视机这种新手段的帮忙，那么金里奇很难一跃从共和党的边缘角色成为政党的领袖，而国会民主党永恒多数的瓦解，恐怕也不会来的那么快。

新时代的民主党人

最后，后水门事件登台的新民主党人，除了促进了政治体制和国会议事规则的改革外，还带了一股新的政治风气。正如前面谈到的，新时代的民主党人不再是成长于二战和大萧条时代的背景之下。大部分意识形态和人生观塑造是在战后才完成的这一代人，不再有大萧条时代人的那种危机和经济问题优先意识。

对于美国和资本主义制度充满了自信的他们，缺乏自杰佛逊·杰克逊以来民主党内一脉相承的民粹主义/反大企业/反东部精英的态度。一上台就掀翻作为经济民粹主义代表人物帕特曼的这些新时代民主党人，不再秉承大萧条以来民主党对金融和企业界的半敌视态度。而他们所关心的政策方向，也大多是越战民权这种的泛社会性议题，并非是纯粹的经济问题。这种变化，无疑是后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美国抬头的一个前奏，未来给民主党造成了巨大的麻烦。民主党最终彻底失去南方和丢失蓝领工人阶层的支持，也离不开这种整体态度上的变化。

杰斐逊和杰克逊式民粹，其实一直都还存在

更有意思的是，从70年代开始，自由派开始把自己支持的政策和议题用“权利“（Rights）的方式来阐述，将原先的政策争论从利益分配升级到道德层面之上的斗争。当然，保守派同样也把自己所支持的议题上升的”权利”的境界。双方互相之间的较量，在染上道德色彩之后，变得愈发极端。随着时间的推移，推动美国的极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是，无论如何，70年代只是美国极化和大分裂的一个开端。真正让美国进入现在这个时代政治僵局的变革，还是要由下期主角—那位第三次参选国会方才成功的乔治亚州前大学教授来一手缔造引领。

https://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7/05/22/donald-trump-james-comey-investigation-watergate-republicans-215175/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6/10/how-democrats-killed-their-populist-soul/504710/

https://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8/05/26/congress-broke-american-politics-218544/

https://prospect.org/power/liberals-organiz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