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野“101”出事，基地司令立即被审查，我三次拒绝执行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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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战英雄张逸民回忆录152

注：发文有删节，“101”系四野林总在战争时期的代号

“四野101”事件发生后，东海舰队的清查学习班于1971年10月26日正式在南京军区汤山炮校开班了。学习班由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廖容标领衔的军区工作组领导。

这次学习班，是全东海舰队范围的一次大聚会，所有参加者都按所在单位分为舟山基地大组、上海基地大组、福建基地大组、东航大组和舰队直属队大组。东海舰队班子成员组成中心组。中心组成员组除了舰队班子成员外，又加五个大组的召集人。中心组的任务就是揭、批并领导整个东海舰队的“揭、批、查”工作。南京军区工作组是主宰一切的核心，各大组包括舰队中心组，都得听南京军区工作组的指示。显然，我们这些人的命运全掌握在南京军区工作组手中，在此情况下没人敢乱说乱动。表面上看去，组织严密，一切都在有序进行。

到汤山后，我也被确定我舟山基地大组的召集人，同时被编入舰队中心学习组。一进汤山学习班，原舟山基地班子成员，加上舰队领导跟我有一过次简短的谈话，并由舰队马龙副司令宣布：“现在你还是舟山大组的召集人。你在学习班的任务，就是跟着舰队中心组揭、批。舟山的事，你什么都不用管，一切由张朝忠、郭开锋负责。”

到汤山后的第二天早饭后不久，郭开锋、王屏寿来找我谈话。郭开锋说：“我们接舰队首长指示，要你今天跟李静谈话，宣布组织对他实施隔离审查。宣布隔离审查有文件，你照文件宣读就可以了。”

我明白他们的用心，他们是想以此离间我和李静的关系。我说：“此事由我宣布不合适。原因有三，一是别说是今天就是正常情况下，他是我的同级，这样重大的组织决定我的身份不合适去宣布。二，宣布对一个主官的隔离审查决定是上级该办的事，此事应由南京军区，最低限度也该由舰队领导来宣布。三，我自己也是个半死不活的人了，没能力去干这样的事，还是请上级宣布吧。”

郭开锋他们被我打发走后，还没隔半个时辰，他们又找上门来，说：“舰队首长说了，一定得由你来宣读，军人要服从命令。”这次我回绝得更干脆：“请你们去报告舰队，我张逸民拒绝了。这不是我该干的事。”

下午2点，郭开锋、王屏寿又一次来到我的房间，这一次除了他们俩外，还有几个人跟着，这些人后来都是李静专案组的成员。郭开锋说：“我们向你传达舰队首长的命令：我们授权给张逸民，由他正式宣布对李静实施隔离审查。”我又一次坚决拒绝了。

说实话，我敢三次拒绝执行舰队首长的命令，是因为我有响当当的理由。舰队下达命令再严肃、再坚决，那是没有用的，舰队这样别有用心的的无理要求是站不住脚的。

到了下午4点钟，郭开锋又来传达主要首长的原话：“之所以让你宣布，就是让你和李静之间没有任何私情。大家都是秉公执法，互相间没有任何个人利害关系。”首长终于将原本摆不上桌面的用意，赤裸裸地和盘端出了。其实，我早心知肚明，这种做法无非是想在我和李静之间打进一根楔子。我说：“既然上级这样做的目的是怕我与李静之间有私交、有不可告人的私人关系，那我今天一定要去宣布，我执行舰队首长的命令。”

当天刚入夜，在他们的带领下我去了李静的住处，宣布组织对李静实施隔离审查的文件。

我和李静司令的住处相邻。这里原来都是炮校为苏联顾问盖的几幢西式花园洋房。我住西头，他住东侧，中间隔着一处花园洋房。我们一群人是摸黑走进李静的住处的。我身旁是郭开锋、王屏寿，还有李静专案组一伙人和警卫跟着。我们进屋时，李静正在床铺上半卧着身子。我一进屋就说：“李静，我是受舰队之命向你宣读命令的。”他抬头一看进屋的这么多人，马上起身站在床头，没言语。我开始拿着文件宣读对李静实行隔离审查的命令。我宣布完后，立即对李静说：“后面还有什么事，完全由基地领导办。”随后，我转身离去。

这是我与李静同志最后一次面对面相见，从此，我再没有见着过李静。

至于李静为何一到汤山，即被宣布实行隔离审查措施，具体原因我不得而知。但我反复思考过，最大的诱因也许和他的任职经历有关，李静曾长期在北京担任总参作战部的副部长。总参作战部是总部最核心的要害部门之一。作为作战部的领导和军中的精英，他不可能不被主管军事工作的“101”熟悉和赏识。特别是他调任舟山基地司令员这样的安排，或许还是得到“101”的首肯和支持的。这种原本正常的人事安排，碰上了后来发生的“101”事件，这种调动自然会被赋予特殊含义了。凭这就能认定你是“101”的亲信。他如此早就被确定为东海舰队第一个被隔离审查的人，那一定是“101”事件发生后就早早上了黑名单，也一定是来自北京的直接指令。

影视剧中的四野101

由我向李静宣布组织措施，尽管出于被迫与无奈，但毕竟为我们俩从此留下了一个猜疑的心结。这件事他不会知道当时的真情，而知道真情的人也不会告诉他。从宣布隔离审查到李静去世，我们俩再未正式见过一面。我们搭档两年又九月，足见这心结有多深啊！怨谁呢？天晓得！此后我常想，李静与我搭档一回，虽只有两年九个月，说长不算长，说短也不算很短。公平地说，我们搭档一回，算是很成功的。不论从什么角度讲，都称得上是成功的范例。我觉得我们俩不论是私人友谊还是秉公执法都是成功的。

有三点我和李静都做得很出色的：凡是上级交办或提交班子讨论的事，我和李静首先都有共识或者都先达成共识，因此贯彻落实都很顺利。重要的行动，我和李静都亲上第一线。重大的事情，我们二人都能并肩站到一起。特别是每当李静对一些工作没做好的人提出严厉批评的时候，我与他总能保持高度一致。很多时候，司令员的批评很重要，而有了政委的强力支持，或者更为重要，从而让受批评者无空子可钻。军政干部在一起工作，这是军政干部抱团的表示，让下级看清这种合力是十分重要的。我和李静的工作方法、工作方式更是一种团结一心的表现。我认为，尤其在工作困难时期，这是一种有效克服困难的方法。最后就是我们都敢于和勇于为下属承担责任。我一向认为，敢于承担责任这是领导干部的一种美德。没有担当，哪里还能有战争的胜利？军队的胜利是与领导的责任担当牢牢捆绑在一起的。部队出了事，说明领导没有尽到责任，敢于承担责任是一种必然选择。正是由于彼此具有的这种团结一心的担当，所形成的舟山基地军政高度团结的情形才会使上级高度紧张，以致必须使用如此的手段。

李静是一位绝对聪明睿智的人。我相信他绝对不会因为是我对他宣布组织措施而记恨于我。他会明白个中原委。何况，我们俩人之间坦坦荡荡光明正大，本无可相互揭发的内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