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4日，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研讨会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与京东集团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学部委员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全国政协常委、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宏观经济与产业研究院院长沈建光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
蔡昉指出，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给供给侧造成冲击，使潜在增长率持续下行。劳动投入、资本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已不可持续，未来经济增长驱动主要转向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也从人口总量、年龄结构、收入分配等方面影响消费需求，给需求侧带来冲击。从理论上说，数字经济具有连接供需两侧的功能，其根本出发点和最大优势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解决供给侧面临的挑战。发展数字经济正是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的有效举措，实现了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然而，数字经济的这些功能不是自然而然实现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必须注意防止部门内资源配置僵化和部门间资源配置“逆库兹涅茨化”，同时还要注意避免盲从“涓流效应”假说。总而言之，充分竞争的实体经济仍然是数字经济的基石，要通过改革开放拓展比较优势，清除要素在行业间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加大再分配力度，以新发展理念指导数字经济发展。
李扬的演讲聚焦自20世纪末开始出现的低利率乃至负利率问题。他认为，可以从三个层面对这一异乎寻常的现象加以解释。第一个层面是实体经济，人口结构的恶化以及技术的进步趋缓使实体经济增长较慢，资本收益率下降，这在宏观经济运行上表现为总储蓄长期超过总投资，储蓄大于投资自然导致利率低迷。第二个层面关涉实体经济的金融化。自20世纪90年代全球掀起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浪潮以来，实体经济逐渐金融化。其中最早金融化的是住房，其次是大宗产品，现在轮到数字化产品，如比特币等。如此不断深化，使得实体经济的运行规律被改变，宏观调控常常显得“无的放矢”。第三个层面就是货币政策的逻辑已经改变。货币政策界有个共识，即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之所以不可收拾，主要因为货币当局在整个经济最需要流动性时却收紧了银根。基于这一认识，当今各国货币当局在宏观经济运行出现向下趋势时，大都毫不犹豫地放松银根，乃至货币洪水泛滥。流动性过于充裕，自然使得利率基准下移。因此，解决这一问题显然需要多措并举。
王一鸣呼吁重视培育数字化条件下的创新生态。数字化创新对制度和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构建以竞争为中心原则的政策环境，减少选择性政策的挤出效应。要避免简单以企业规模、盈利状况、专利数量来设置政策门槛，防止规模体量小的企业受到政策歧视，营造更有活力的创新生态。
李稻葵认为，中国数字经济已走在世界前列，数字经济深刻改变了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进程。他建议成立数字金融监管机构以优化数字经济监管，同时注重保护消费者、保护金融、保护中小企业，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黄益平表示，大数据模型解决了传统信贷服务面临的获客难、风控难两大问题，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普惠性。通过数字技术，金融企业能够以更低成本触达更多中小微企业和“三农”群体。数字金融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
沈建光介绍了京东集团如何利用大数据进行经济分析与研究。在他看来，互联网平台生成的大数据已经展现出巨大的经济、社会价值，值得学术界和产业界深入开发研究。
会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与京东集团签署了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和研讨会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马援、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主持。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京东集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京东科技集团宏观经济与产业研究院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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