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海涛：二里头都城布局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作者：赵海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考古队领队

1959年发现的二里头遗址，经过60余年持续考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二里头遗址位居当时的天下之中，30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显示它在二里头文化乃至东亚地区都占据极高地位。通过中心区“井”字形主干道路网络，把都城规划成以宫殿区为核心的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官营作坊区、祭祀区分居宫殿区南北，共同形成都城中轴区域，中轴区域的东西两侧都是贵族居住和埋葬区。严整有序的布局规划反映出严格的社会等级观念，宏大的宫城和复杂的大型夯土宫殿建筑显示了清晰的宫城、宫室制度。铸铜作坊、绿松石加工作坊设置在宫殿区以南的作坊区，并以围墙防护，体现了当时对奢侈品生产、使用的垄断、独占。在宫殿区北部设置专门区域进行祭祀，反映出对祭祀活动的特别重视，使用复杂、珍贵的青铜、玉质礼器及绿松石龙等“国之重器”体现了等级礼仪，使用较大的墓穴并随葬有丰富珍贵的用品，说明已经出现较为严格的丧葬礼仪制度。这些迹象反映出当时具有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和井然有序的统治格局，充分证明二里头文化已经产生了最早的王权和王朝国家，二里头遗址成为王国的权力、祭祀、礼仪、经济等方面的核心。这些史无前例的伟大创造都不见于早期文献记载，却是认识当时社会历史极其重要的关键内容。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距今3800年到3500多年的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所处的年代、地域、发达程度、发展阶段等诸多情况与文献记载中的夏都、夏王朝对应度极高，它们极有可能是夏都、夏王朝的遗存，是研究中国早期王朝国家、夏朝考古最重要的对象。因此，以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为基础进行夏文化探索就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大命题，也是实证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史的关键环节。从聚落形态的角度探索二里头都城布局，可以研究当时的社会结构、等级划分，以及规划思想、礼仪制度、统治模式等，这些重大问题对于夏朝历史研究至关重要。因此，最近几年探索二里头都城的布局结构仍是考古学界的重要工作之一。

首先是对中心区西南路口处的发掘，确认了原被民房压占、跨建于宫城西墙南段的8号基址为南北长方形，面积近190平方米，其南缘未到宫城墙西南拐角，应为宫城西墙南段具有门道性质的夯土建筑，是1号夯土基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接着在中心区原先发现的“井”字形主干道路网络、“九宫格”式布局、宫殿区和作坊区外有围墙的基础上，发现了“井”字形道路的西南路口，宫城西墙南段、南墙西段、作坊区围垣西北角、宫殿区以西区域围垣的东南角。西南路口处的道路宽约18米。宫城西墙南段、南墙西段、作坊区围垣西北角为近直角，西墙与宫城西墙大致成一直线，北墙与宫城南墙平行。作坊区围垣西北角的发现，排除了2012年作坊区以西的南北道路西侧的墙垣Q7为作坊区西侧围墙的可能性，确认作坊区以西区域存在东墙，而其他墙垣仍有待探索。

随着2019年以来工作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发现“井”字形道路延伸范围更大，宫殿区南北两侧的东西向道路向东、向西延伸，自宫西路向西延伸的长度均超过400米，道路的两侧多发现有与宫城南北墙成一直线或平行、宽度接近的墙垣；在宫西路以西新发现与宫西路、宫东路平行的南北向道路，相邻的两条南北向道路之间的距离大致接近。

二里头都城以道路和墙垣规划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表明二里头都邑已经有了严格、清晰的规划。宫殿区居于核心，显示了王权的至高无上、权力中心的高度集中。除宫殿区、作坊区以外的多个区域外侧也以围墙间隔、防护，历年在其中多个网格内发现有不同等级的建筑和墓葬，每个网格应属不同人群，表明二里头都城极可能已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布局。这样严格、清晰、规整的规划布局，显示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统治格局秩序井然，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是进入王朝国家的重要标志。

时间序列和空间位置是考古研究的两个重要基础。二里头都城这些新发现的道路和墙垣以及规划形成的多个网格、居葬合一的布局，为继续进行布局研究以及在空间位置基础上进行其他综合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原龙山文化的聚落布局多是居葬分离，发掘居址和墓葬较多的陶寺、清凉寺、周家庄等龙山文化遗址都是居葬分离，但有一些专家认为海岱龙山文化应属居葬合一。二里头文化在这方面具有值得关注的特点，二里头都城通过主干道路和墙垣划分网格，宫殿区居于核心、居葬合一的这种布局结构，体现了二里头先民伟大的创造能力。二里头都城居葬合一的布局结构，在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周原的殷人聚落等都有类似发现，表明这种制度被商周王朝延续，体现了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王国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的划时代意义，以及其对商周文明的引领作用。同时，二里头都城的这种布局，也为先秦时期其他都邑遗址探索布局、结构提供了有益参考。

二里头文化呈现的严格方正、居葬合一的都城规划制度、宫城宫室制度、青铜礼乐制度等多种文化、政治制度和模式，成为商周文明的主要基础，是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历史的关键环节，也是中华文明开拓创新、绵延不断、生生不息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