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座离不开“外佣”的城

　　文：王小垣

　　新冠疫情对香港的影响已整整持续了一年，带来的其中一个意想不到的影响是，香港人开始常问一句话：“我家的工人姐姐（外佣）怎么办？”——“工人姐姐”因为入境政策来不了香港，家里忙得一团乱；来了怎么隔离；在香港的怎么能劝她们不要周末去聚会，以免传染；怎么办理证件延期；怎么协助她们强制检疫；市面上外佣少了，她们会不会涨价？……

　　为应对这些“社会热点”，香港不少媒体干脆开设了“外佣”专栏；特区政府行政服务机构也开了涵盖多种南亚语言（中英文之外，还有菲律宾文、印尼文、泰文、印度文、斯里兰卡文、孟加拉文、尼泊尔文及巴基斯坦文）的网站专页，实时更新针对“工人姐姐”的入境、隔离和防疫政策，包括给全港外佣提供一次免费检测的服务……

　　当疫情给城市带来的影响之一，是引发全社会讨论“工人姐姐怎么办”时，你就能看出香港这座城市，已经多么离不开外佣了。

　　近半个世纪的因缘际遇

　　“工人姐姐”——是香港人对外籍家庭佣工的称呼。在特区政府的中文官方文件中，外籍家庭佣工被称为“家庭佣工”，英文是domestic helper（家政助手）。在日常口语中，香港人多用“菲佣”一词泛指所有的外籍家庭佣工。这源于在开放外籍家庭佣工来港工作初期，来的大部分是菲律宾籍佣工。

　　香港人多用“菲佣”一词泛指所有的外籍家庭佣工。

　　目前在香港工作的外佣约有40万人（2019年的统计是39.93万），占香港劳动人口近一成。其中最大的外佣群体属“菲佣”（菲律宾籍）和“印佣”（印度尼西亚籍），分别约占55%和43%。其余的 2% 则来自泰国、缅甸、印度、斯里兰卡及孟加拉等南亚和东南亚地区。

　　香港开放“外佣”的历史，要追溯到1970年代。

　　当时香港经济腾飞，香港人力资源出现短缺，不少原为家庭主妇的女性也积极投身劳动市场。为了应付本地留宿家庭佣工不足的问题，香港政府于1973年起准许输入外佣，距今已经48年。

　　当时适逢全球石油危机，1970年代初石油价格暴涨，导致菲律宾出现经常帐赤字并外债高筑。面对经济逆境，为了增加外汇流入，菲律宾政府修改劳工法，在1974年实施“海外雇佣计划”(Overseas Employment Program)，开始向外输出菲律宾劳工，以求降低菲律宾的失业率，并利用海外菲律宾劳工的汇款改善国家经济状况。

　　起初，菲律宾输出的男性劳工较多，后来菲律宾女佣凭其高素质（包括语言能力和受教育程度）和优良服务意识，逐渐在世界形成了品牌，反而比男性劳工更为出名了。

　　同一时间，经济腾飞的香港，“双职工”家庭对家政服务人员的需求激增，聘用外佣照顾小孩及做家务成为一种新潮流。距离近、雇佣理念平等、环境更为宽松友好的香港，逐渐成为了菲律宾劳工优先选择的输出地。

　　到1990年代，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政府也效仿菲律宾修改劳动法，使香港外佣的国籍渐趋多元化，又包括了泰国、印度、斯里兰卡及孟加拉等地。

　　在政策施行的最初10年，来港的外佣缓慢增长。1975年，香港外佣人数为1350人，1982年是2.15万人。随着香港中产家庭数目急升，经济急速增长，劳工持续短缺，外佣数目在随后13年增加超过6倍至1995年的15.7万人。到2019年，这个数字达到了39.9万。40多年之间增长了近300倍。

　　随着香港中产家庭数目急升，外佣数目也随之增长。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特别编制的统计数据显示，香港的外佣几乎全是 (99%)女性。按年龄分析，大部分外佣相对较年轻。2016年，41%的外佣年龄介乎25岁至34岁，39%介乎35岁至44岁。2016年外佣的年龄中位数为35岁，而在1995 年则是30岁。按教育程度分析，82%的外佣来港前曾接受中学教育，10%更曾接受过大学教育。

　　根据立法会的研究分析指出，外佣人数现时的增长速度已见放缓。但在过去20 年间，外佣占香港整体工作人口的比例由5.3%倍增至9.3%，目前受雇于约11% 的香港住户。这些家庭的主要特征是：育有子女的已婚人士；有已婚女性成员投身就业市场的核心家庭；有长者成员的住户；有成员需要“特别照顾”的住户(例如残疾人士或长期病患者)等。

　　对香港而言，外佣分担了本地家庭的家务工作，让女性投身就业市场，为经济发展做贡献；而外佣的汇款则为其家庭及国家提供稳定的收入。可谓是“两全其美”的政策安排。

　　如今，外佣已成为香港本地人力供应不可或缺的部分。

　　逐渐成熟完善的市场、法律与体制

　　经过几十年的积累，香港已经拥有了较成熟的外佣雇用机制，行业规管和权益保障制度都较为完善。作为世界上少数为外佣提供与本地工人同样的法定雇佣保障及权益的地区（在香港劳工法例下，外佣与本地雇员享有同样权益，包括每周休息日、法定假日、带薪年假、生育保障、医疗津贴、长期服务金及遣散费等），香港《雇佣条例》《雇用外籍家庭佣工实用指南》等文件就外佣的最低工资、食宿医疗、公众假期及服务内容等作出了明确规定。特区政府的立法会会不定期有专门针对外佣事项的讨论，同时，特区政府劳工处还推出了多语言的专门网站，供外佣、雇主及公众获取与聘用外佣有关的政策法令和补充资讯。

　　值得一提的是，特区政府为聘用外佣制订了“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的最低工资标准，要求雇主为外佣提供免费膳食或膳食津贴、免费医疗、免费住宿及往来原居地的旅费等——香港的雇主可以通过雇佣服务公司、刊登广告或私人转介聘请外佣。在任何情况下，雇主必须与外佣签订由入境事务处处长指定的标准雇佣合约，并替该名外佣向入境事务处申请工作签证。

　　经过几十年的积累，香港已经拥有了较成熟的外佣雇佣机制。

　　按现时港府的规定，雇主必须是香港居民才可聘请外佣，且每月家庭收入不低于港币15000元或款额相当的资产，以证明有足够财政能力在整个合约期（2年）雇用外佣。雇用期间，须支付不少于签订合约时政府公布的最低工资 ——现时规定的外佣最低工资为每月港币4630元。一般来说每年会有调整，但2020年因应疫情影响，政府在2020年9月宣布香港外佣的最低工资“维持在2019年规定的每月4630元，而膳食津贴将维持在每月不少于1121元。”

　　香港《雇员补偿条例》（香港法例第282章）规定，所有雇主必须为其雇员投购工伤补偿保险，以承担其雇员如因工受伤在《雇员补偿条例》及普通法方面的法律责任。此外，当佣工在受雇期内生病或受伤，雇主亦须根据标准雇佣合约为其提供免费医疗。因此政府强烈建议雇主为佣工购买全面医疗及住院保障保险。

　　香港入境事务处表示，基于入境管制及保安考虑，现时输入外佣政策不适用于内地、澳门、台湾及其他部分地区（如柬埔寨、古巴及老挝）的居民。

　　总体来说，香港的绝大多数雇主与外佣相处较为和谐，但仍偶有纠纷。2014年初，有雇主涉嫌虐待外佣的事件曝出，震惊社会，最终香港法院裁判被告雇主入狱六年。严厉的判决彰显了香港对外佣权益的重视，也让雇主更加守法。为了进一步帮助外佣提高维权意识，特区劳工处还会主动参与各领事馆为新来港外佣举办的简介会，在外佣休息日通常聚集的地方设立信息站，或广泛派发以外佣母语制作的信息卡片，宣传关于权益维护及求助渠道等信息。同时，政府、中介、外国佣工组织及出口佣工的国家，都已互相建立了成熟流畅的沟通渠道，相互的信任和配合度也很高。

　　自然“演化”的外佣分工

　　经过几十年的沉淀分化，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佣工逐渐有了明确的区分定位——甚至在她们周末假日的聚会中，菲佣的聚集地已基本固定在中环，印佣们则相聚在铜锣湾，“地盘”可谓“泾渭分明”。

　　菲佣（55%）和印佣（43%）占了香港外佣的98%。印尼成为香港第二大外佣供应来源地，主要缘于印佣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增加所致。坊间认为，因为印佣普遍能说广东话，深受本地家庭欢迎，是其数量增加的原因。

　　现在香港的外佣中介网站，一般都有专门列出菲佣、印佣（有些网站也会列出泰佣）不同特点的页面，供雇主参考。

　　首先，语言：

　　因为英语是菲律宾官方语言/第二母语，菲佣大多能用英文沟通。香港家庭基本的英文沟通也不成问题，所以菲佣一般选择讲英文，不会再特意去学广东话。而说印尼语为主的印佣本身不擅长英语，来港后更愿意学广东话。印尼政府及培训机构也抓住这个特点，培训项目里学习广东话是“必修课”。

　　有研究统计指，逾半数印佣能以广东话交谈，另外40%更能以广东话和英文沟通。而菲佣除母语外，能以英语交谈的大约占70%。

　　菲佣适合有婴幼儿的家庭。

　　基于语言不同，印佣会较受长者欢迎，印佣亦较愿意从事厌恶性工作，例如协助长者处理大小便；菲佣则较适合有婴幼儿的家庭。

　　宗教及饮食习惯：

　　逾9成印佣是回教徒，禁忌较多，不吃猪肉、不喝酒，每日祈祷约3-5次等。另外，回教每年都有一个月斋戒，印佣会早上3时就起床吃早餐，然后由早上4时至晚上7时禁食。根据印佣团体介绍，印佣会愿意替雇主烹煮猪肉，但不会试味。因为宗教信仰的原因，印佣可能会不太愿意接触狗等宠物。

　　至于主要信奉天主教的菲佣则规矩上限制较少，饮食上近乎“乜都食”（什么都吃）。

　　柬佣和泰佣都来自佛教国家，会吃猪肉。文化和饮食习惯和中国相近。尤其香港人喜欢吃泰国菜，外佣中介公司会把泰佣“能做得一手好菜”作为卖点。

　　学历：

　　菲佣大部分是中学毕业，有些甚至是大学毕业，并且训练专业、工作经验遍布全球，相对来说素质较高。据香港海外雇佣中心的数据，在其所安排就业的菲佣中，40%拥有大专学历和研究生学历，几乎100%的菲佣具有中学学历。因此社会普遍认为菲佣适合有小孩的家庭；但菲佣思维相对来说较独立。印佣则较多为中小学学历，服从性比较好。适合家中有长辈及工作量大的家庭。

　　由此可见，菲佣和印佣在“小孩家庭”与“老人家庭”中找到了自己的“目标市场”。

　　“身份”的争议

　　外来人口的长期输入与居留，必然会涉及到的是居民身份问题。

　　外佣来香港几十年，就曾出现过关于“身份”的纠缠，甚至在香港社会掀起政治及法律的极大争论。

　　香港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在特区成立以前或以后，持有效旅行证件进入香港、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并以香港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国籍人士都可成为香港永久居民。而《入境条例》条文则说明，外籍家庭佣工在港工作不合乎“通常居住”定义，即使住满七年也不能取得永久居留权。

　　2010年12月，3名菲律宾外佣及家庭上诉香港高等法院申请司法覆核，要求推翻香港法例第115章《入境条例》对于在香港连续工作满7年的外佣不能因此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限制，认为该条文抵触基本法第24条列出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定义之一的“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持有效旅行证件进入香港、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并以香港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国籍的人”条文，希望争得永久居留权。至此拉开外佣争夺居港权的大幕。

　　2011年9月30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入境条例》限制外佣申请居港权的条文违反基本法。2011年10月4日，特区政府对初审判决提出上诉。2012年3月28日，上诉庭3名法官一致裁定《入境条例》没有违反基本法。外佣遂上诉至终审法院。2013年3月25日，香港终审法院判决外佣不享有居港权。

　　外佣不享有居港权。

　　当时的报道说，终审法院5名法官一致驳回外佣的上诉，裁定外佣争取居港权败诉。判词指出，外佣在港居留的性质极具限制性，合约限制他们只能服务指定的雇主，并不得从事其他工作，且外佣来港前已经知悉其目的并非以香港为定居地，因此并不符合基本法第24(2)(4)条的“通常居住”定义的解释，《入境条例》没有违宪。

　　这宗外佣居港权司法复核案当时引起香港社会广泛关注。社会普遍相信，如果外佣一方胜诉并成为案例，有可能引致数以几十万计的外佣及其家人取得永久居港权，动摇香港当前的外佣政策，甚至改变香港的人口结构。如果特区政府最终败诉后不采取“截龙”措施限制外佣连续工作年期，符合资格取得居港权的外佣人数将会不断增加。

　　时过境迁，对于外佣居港权的争议已经平息，但事件对香港带来的法律及政治影响，对其他地区的居住政策带来的借鉴（比如澳门已经在相关法例里有更明确的说明）意义，不可小觑。

　　香港与外佣的“互相需要”

　　2019年香港的月工资中位数是18200港币，法定最低工资为每小时37.5港币，对比香港本地雇主须向外佣支付的“规定最低工资”，菲佣的工资在香港社会属于“可负担”，同时又比外佣在自己国家的工资具有优势。

　　根据香港立法会的统计，外佣的规定最低工资约为菲律宾及印尼当地平均薪金的 2倍至3倍。较高的收入不但能改善外佣的家庭环境，而且更能为其国家提供稳定的汇款收入及外汇，对其国家经济作出重大贡献——以香港的菲佣为例，香港立法会的统计估计，其汇款10年内飙升了76%，达至 2016 年的 111 亿菲律宾比索 (约18 亿港元 )；另一方面，根据港府2017年的数据，香港的规定最低工资比在新加坡工作的外佣所赚取的平均月薪高出35%。这些薪金差距似乎能提供持续诱因，吸引外佣来港工作。

　　外佣有助释放香港本地已婚女性的生产力：在有就业女性及育有子女的核心家庭中，约44%聘有外佣，可见照顾幼儿是很多香港外佣的首要职责。香港女性投身职场，既让其家庭生活质素得以提升，亦对推动本地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不过，半个世纪过去，香港外佣的功能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

　　根据港府早前的统计，2016年有约10%的60岁或以上独居长者聘用外佣，较1995年的2.5%上升3倍。同时，退休夫妇住户聘用外佣的比例在同期由2.5%增加至 7.8%。

　　香港人口正在急剧老化。据政府统计处推算，65岁或以上的长者人口在未来20 年将急升约120%，到2034年达至230万人；长者占整体人口的比例由15%增至30%。到时，照顾长者的人手问题将对社会构成巨大挑战，尤其不少长者可能有特别医疗和护理需要。

　　人口老化必然会带来护理人员供不应求的挑战——现时部分外佣肩负照顾幼儿的工作，但面对人口老化的趋势，预期社会对外佣照顾家中长者、尤其没有年轻家人同住的长者的需求将更为殷切。

　　长远来说，因为社会老龄化加剧，外佣的组成、来源、功能性都可能发生改变。

　　2017至2018年间，关于中国内地将引进菲律宾劳工的传言甚嚣尘上，在香港和内地都引起了热议。虽然至今内地市场暂未向外佣开放，但香港的外佣经验无疑值得借鉴。

　　外佣文化，已成为香港血液里的一个DNA。这座离不开外佣的城市，历经几十年积累的经验、制定的法律、规则，演变出的融合相处的文化，以及其中的法理微妙平衡，相信对其他地区来说都颇具参考和学习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