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专访：“我愿为中国高龄化社会培养人才”

——访东京福祉大学总长中岛恒雄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总编辑 蒋丰

中岛恒雄，当今日本社会一位传奇的人物。由于每个人的关注点不同，他的传奇故事的表现也就不同。当我把目光聚焦在2000年，这个被称为日本进入高龄化社会后的“介护元年”，我看到中岛恒雄创办的为日本高龄化社会培养人才的东京福祉大学；当我把目光聚焦在中岛恒雄曾有的海外留学经历的时候，我看到从东京福祉大学已经走出了2000多名中国留学生。正因为这样，在2020年岁末，新冠肺炎疫情第三波在日本恣意横行之时，我走访了东京福祉大学总长中岛恒雄。

中日美三国教育各有不同

蒋丰：我知道您早年曾经留学美国，并且在美国的福特汉姆大学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还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过访问学者。后来，您在日本创办了东京福祉大学。从目前来看，在这所大学的外国留学生里面，中国留学生占有的人数最多。您如此密集地接触过中日美三国教育，您认为这三国的教育各自有什么特点？有什么值得相互借鉴之处？

中岛恒雄：从日本来看，教育的原型是来自中国的。尽管许多日本学者强调日本并没有接受过中国隋唐王朝时期的科举制度，但日本从中国接受的儒学进而扩大到汉学，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其中的一个学习方法就是背诵经典，死记硬背是一种有功夫的表现。因此，中日两国教育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学生喜欢引用背诵后掌握的经典。

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与很多中国留学生有过接触。我发现他们的强项就在背诵方面。其实，日本留学生的背诵能力与中国留学生是相差甚远的。我并不是说“背诵”不好，这也是一种学习的基本功。但是，我观察到，在美国的大学，如果学生只会背诵、重复教授的讲课内容，就无法拿到高分数的。美国教育主张学生要学会积极把握各种讯息，综合分析后必须拿出自己的观点。这样才能发现问题，这样也才能解决问题。

中国和日本教育出来的学生，面对以往发生过的问题，他们很快就可以找出解决的方法。但是，当以往从未发生过的问题出现时，就会有点不知所措的感觉。

日本研究经费投资需要纠偏

蒋丰：从教育上看，在“佛教圈”、“儒教圈”、“汉字圈”方面，日本都受到中国深厚的影响。但是，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接受近代西方教育制度和内容，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又接受了美国主导的教育改革。从近年来看，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持续出现，您认为这是日本教育发生变化的结果吗？

中岛恒雄日本到海外留学的人数并不算是很多的，他们的学习方法也受中国传统教育方法的影响。如果说到近年来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不断增加，我觉得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国家对教育研究的大量投入。一个国家如果不肯对教育研究做大手笔的经费投入，如果不肯为教育研究创造良好的环境，就不可能出现大量的优秀研究人才和成果。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研究者的勤奋，他们以一种“匠人的精神”从事研究，坚持不懈，不畏失败，耐得住寂寞，终于有了自己的成果。

但是，我也想指出，日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主要集中在理科方面，文科方面、经济学方面就比较少了。从这里可以看到教育研究的偏向，也可以看出国家对科学研究投资的偏向。这在今后是需要不断调整和纠正的。

留学也是有“方法论”的

蒋丰：您自己有过海外留学的经历。现在，东京福祉大学又有很多外国留学生在学习。您自身的留学经验，能够给当今的外国留学生有什么具体的借鉴和参考吗？

中岛恒雄：我个人的感受是，到海外留学，其实就是到一种异文化环境中学习。这是自己的一种选择，因此要敢于大胆地拥抱异文化环境，积极努力地融入异文化环境。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首先要求自己做到忘记自己是一个日本人，所以那时我没有一个日本人朋友。日本人与中国人有相似的地方，到海外留学后喜欢与自己国家的人扎堆抱团。如果日本留学生在美国天天讲日语，他怎么能够进步呢？如果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天天讲中文，他怎么能够进步呢？

我还有一个经验值得推介。那就是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不是单纯的和美国人交朋友，而是积极主动地和美国大学里面的教授交朋友。一个外国留学生，要想和所在大学的教授交朋友，首先在语言上要过关，这就逼着你必须努力地学习英语；然后要在知识层面上和教授有共同语言，这就逼着你必须在专业知识上下功夫；同时还要有个人的见解和认识，这就逼着你必须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维和思考能力。

说出来可能显得有点“功利”，太看重眼前。但是，作为日本留学生，如果仅仅和美国学生交流，也不会有很大提高的。只有敢于和教授交朋友，才会有大幅提高。很多时候，教授对这个学生印象好了，还可以给一个高分数。在美国，别人用7到10年才能够拿下的博士学位，我用4年的时间就拿下了。我认为这得益于我的“留学方法”。

我还想指出，现在，很多中国留学生在东京福祉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但是，他们的日语还是不过关。为什么？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总喜欢和中国留学生在一起，在语言上没有大幅提高。这种状况是必须改变的。

把弱势转变成为强势

蒋丰：您在美国留学期间，最大的苦恼是什么？又是怎样克服的呢？

中岛恒雄：应该说最大的苦恼还是英语。然后就是怎样理解美国教授的思维。美国教授最讨厌学生鹦鹉学舌一样在作业上把自己的讲课内容重复一遍，他们要求学生一定要有自己的见解，并且把这种见解用文字和语言表达出来。美国教授大多是很顽固的，很难接受他人的意见。作为学生，相对处于弱势立场，一边要认真地听，一边要努力地理解，一边还要反馈出自己的想法。这就要求学生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如果不能这样做，就拿不到好分数。留学生的本业就是学习，拿不到好分数怎么行呢？要学会把自己的弱势转变成为强势。

提供解决高龄化问题的模板

蒋丰：日本已经进入高龄化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2000年诞生的东京福祉大学是一所应运而生的大学。这所大学对日本高龄化社会有什么思考？

中岛恒雄：高龄化社会是人类历史上不曾出现过的社会，是一个全新的社会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仅仅做理论上的研究，那就叫“纸上谈兵”，不会有切实有效的结果。我在经营东京福祉大学的同时，还在运营一家高龄者养老中心，我就是希望把这样具体的实践、具体的案例转化到大学课堂中来，让学生学到现实有用的知识和本领，毕业以后就可以为高龄化社会做出贡献。

现在，日本已经进入到“人生百年”的时代。这样，就需要有各种各样的智慧创新，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制度创新，需要有各种各样的福祉创新。还应该看到，日本是亚洲国家中最早步入高龄化社会的国家，也是发达国家中较早进入高龄化社会的国家。因此，日本如何解决高龄化社会问题，不是单纯解决自身国家的问题，还是在给亚洲国家、欧美国家提供解决高龄化社会问题的模板。

我也知道，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靠一个国家就可以解决的。这也是东京福祉大学大量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原因之一。有些人指望在日本的外国留学生回国后都成为“亲日派”，我则希望在这里学习的外国留学生回国后都能够成为建设自己祖国、特别是解决高龄化问题的优秀人才。

中日两国合作的新起点

蒋丰：正如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现在和日本一样，也在进入高龄化社会。在您看来，中日两国在共同面对高龄化社会问题，特别是人才培养方面，可以开展哪些合作呢？

中岛恒雄：是的，我也注意到日中两国都在面临着相同的高龄化社会问题。我个人也到中国参观过一些养老中心，从中切实感到日中两国有许多合作的空间。

我注意到，近年来日中两国高层领导人交往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话题，那就是未来日中两国要在养老介护方面开展积极合作。从过去的历史看，日中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方面有过各种各样的的合作，但还从来没有过养老介护方面的合作。这应该是日中两国合作的一个新起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站在高位上看，要有战略眼光，要有大局观念，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日中两国。东京福祉大学的外国留学生，在校期间有一个重要的事项就是到美国做短期留学，通过这种留学了解欧美社会的养老介护，开拓自己的眼光，丰富自己的知识，增强自己的应对能力，让自己成为养老介护的国际化人才。

采访后记

采访结束的时候，中岛恒雄总长赠送给我一本他自己撰写的书籍≪教育就是把不善于学习的学生，培养成为善于学习的学生≫，他说：“从创建东京福祉大学之初就始终贯彻这一教育方针并且会一直坚定的坚持下去。这本书接下来也会在中国出版，将来希望与更多的中国教育学者进行深入交流。”并为我介绍挂在办公室墙上的一幅又一幅学位证书，然后又在留言板上写下一个“心”字。他意味深长地说：“人生从来就没有平坦的道路。任何挫折都不应该阻挡对事业目标的追求，也都不能阻挡人们要为社会作出的贡献。”当听说自己的采访将会刊登在2月份时，他对我说：“那个时候应该是中国的农历新年吧？祝愿中国的朋友新年快乐！吉祥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