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中，为何最先灭亡的是刘备？

大家好，欢迎来到五哥读书。今天我为大家解读的这本书叫《大汉帝国在巴蜀》。

首先带大家认识一下本书的作者饶胜文，他是中国石油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除本书外，他著作的《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一书，还荣获了第五届“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

这本书以蜀汉天命这条主线贯穿全文，以独特的视角评析了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兴衰史。对于拥有诸葛亮以及《隆中对》这两大助力的刘备，为何在三国中最先灭亡的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大家通常的观点是，蜀汉的失败与天命、气数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就连历史学家也认同这个观点。就像我们熟知的陈寿的《三国志》，在诸葛亮的传记中，就表达了他抵抗不了天命的观点。还有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作为讲述巴蜀历史比较详细的地方志，里面也提到，诸葛亮想仅凭蜀国之力，与失去的天命相抗衡，其结果就是以失败告终。

《大汉帝国在巴蜀》这本书，则明确解析了蜀汉是如何丢失了所谓的天命。作者认为，原本刘备匡扶汉室，收拢人心，是顺应天命且具备政治合法性的，他有足够的资本与曹操相抗衡，但因缺乏长远的政治眼光，包括出现了一系列的政治失误，使他不但失了民心，还使蜀汉政权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这不仅动摇了根基，也导致了王朝的灭亡。

刘备的三大失误成为了蜀汉灭亡的基调，但作者认为过早抛下“天下为公”的口号，是刘备最大的政治失误。打着匡扶汉室的口号却做着与之相背离的事情，采用不合理法的手段抢占益州，还没有妥善处理战后问题，引发了益州人的不满。失了民心，破坏了孙刘联盟，最终把蜀汉推到了内忧外患的困境中。虽然刘备死后诸葛亮坚持北伐，使政权合法性得以恢复，但积重难返，仍然无法阻挡蜀汉灭亡的结局。

接下来，我会从以下几个方面，为大家解读《大汉帝国在巴蜀》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一、《隆中对》这本战略书籍对刘备产生了哪些影响？

二、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刘备有哪些政治失误？

三、对于刘备留下的困局，诸葛亮采取了哪些措施？

首先，为大家解读本书第一个重点：《隆中对》这本战略书籍对刘备产生了哪些影响？

说起刘备，大家可能更容易想起的是，神机妙算的诸葛亮，因为在我们所了解的三国历史中，是诸葛亮的献计献策，才使刘备咸鱼翻身，在蜀汉建立政权，成就了一番霸业，最终也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为什么说对于刘备的成功，诸葛亮的《隆中对》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呢？解释这个问题前，我们得先说说刘备那时候的处境。

公元201年，刘备遭到了曹操讨伐，不得已只能到荆州投奔刘表。那时的刘备，没有自己的领地，兵马寥寥数几，寄人篱下还要被处处提防。这样无所事事的日子，使刘备多年的功业即将毁于一旦，作为以前经常在战马上驰骋的人，他的大腿竟然变得浑厚起来，刘备对自己荒废的功业也感到悲愤不已，但却也无计可施。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六年，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那年，46岁的刘备遇到了26岁的诸葛亮，三顾茅庐，两人相谈甚欢，对于开创一番新的事业，两人也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当然，诸葛亮的方法和策略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举世闻名的《隆中对》也是这样形成的。之后，刘备把《隆中对》作为策略指导书籍随身携带，他先是扎根荆州，再进驻巴蜀，通过周密部署，蜀汉政权被成功建立起来，这也算是成功逆袭的典范了。因此，《隆中对》也成为人们公认的，内含高水准的策略之书。

简单来说，《隆中对》主要表达的就是，天下即将成为三足鼎立之势，刘备若能占据荆州、益州两地，对内实行善政，对外与孙权联合，就能形成与曹操对抗的局势，继而成就自己的一番霸业。

这里还出现了一个巧合，就是诸葛亮的这个策略，与几年前鲁肃为孙权打造的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处。在鲁肃的战略中，是先取荆州，再夺益州，这样一来，长江就变成了分界线，曹操就可以划江而治。从诸葛亮和鲁肃相似的思路可以看出，对于《隆中对》内含的策略，当时的社会精英已经达成了共识。

《隆中对》中，有个最核心的观点是实现“跨有荆益”，意思就是必须要同时占有荆州和益州。这是为什么呢？作者解释说：占领荆州，是因为其交通便利。而交通便利之地，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毕竟占领了荆州不但可以便捷地获取资源，还能直逼中原。而益州呢，则是因为其地势险要、从战略层面上来讲可攻可守，且沃野千里，能提供足够的战备力量。而“跨有荆益”的目标如果实现，一旦对外出兵，就意味着有了两条路。北方的那条路，是通过益州走秦川，经如今的陕西一带，然后直逼中原；另一条路在南方，经由荆州，对洛阳形成威胁之势。最终，两面夹击，那么腹背受敌的曹操就会难以抵挡。

毫无疑问，《隆中对》规划出了特别清晰的军事路线，刘备以此为依据，占领了整个益州及荆州的部分区域，基本算是完成了“跨有荆益”的战略目标，也获得了可以傲视三国的资本。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隆中对》的正确性得以很好地展现。但本书作者饶胜文却有着不同的观点，他认为：《隆中对》虽然有清晰的军事路线，但对于实现这个目标的正确方式、尤其是政治方式，并没有明确的说明，也正是这个巨大的缺陷，使刘备为实现“跨有荆益”这一目标，采用了错误的政治手段，最终给蜀汉政权造成了致命的影响。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分析下刘备实现“跨有荆益”的前因后果。

诸葛亮对刘备曾说过，益州的刘璋没什么本事，荆州的刘表呢，又守不住地盘，这两个地方的人呀，都盼望有个英明的领导，所以，这两个地方就是上天恩赐的礼物。虽然诸葛亮没有直接说让刘备去抢占地盘，但这其中的暗示已经显而易见了，刘备何许人也？不但听明白了，而且也立刻付诸了行动。赤壁之战以后，刘表及其儿子刘琦先后去世，刘备则顺理成章地接替了他们在荆州的统治权，占领了荆州的部分地盘。如果说这一过程是合法合理的，那么取益州的过程就不那么光彩了。当时，益州受刘璋管辖，因为受到了张鲁的威胁，就立刻向刘备寻求帮助。但作为同宗的刘备却认为，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尽快实现“跨有荆益”的目标。因此，他非但不帮忙攻打张鲁，还勾结了刘璋的下属，一举攻下了成都，然后取代了刘璋。

其实，对于刘备来讲，占领益州不仅是遵循《隆中对》的策略规划，也有其现实原因。当时，刘备占领的那一部分荆州，不是刘备的基本盘，是在建立联盟的前提条件下，从孙权那里换来的。他认为，只有取得了益州，方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立锥之地。但作者饶胜文却认为：刘备“跨有荆益”的策略丝毫没有考虑政治影响。要知道，刘备可是以汉朝宗室自居，打着恢复汉家天下的旗号，去实现千秋霸业的。刘璋好歹也是汉朝宗室，刘备攻打同宗的刘璋，自然就被认为是与整个汉室为敌，无形中，把自己置身于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无形之中，也带来了很多隐患。

之前我们提到过，政权的天命与政治合法性是密不可分的，就像刘备恢复汉室的过程，如果是建立在攻击同宗的基础之上，就会让人产生这样的疑惑：汉室真的有天命吗？如果有，那么作为同样姓刘的人，攻击汉室岂不是大逆不道。如果没有，那么你提出恢复汉室的口号，是不是也不攻自破了呢？这也就意味着，此后刘备不管作何选择，他所创建的政权，在合法性上面都会遭受质疑。所以作者说，刘备占领益州这样的举动，其实就是政治上的极大失误。

夺益州之举也成了孙刘同盟关系破裂的导火索，因为在当时，孙权的提议中，是希望与刘备联合，一起攻打张鲁，再趁势取代刘璋，双方共同攻占荆州、益州之后，再一致对抗曹操。但刘备却说，自己和刘璋是同宗，不能攻打他，当务之急是团结一致讨伐曹操。如果历史按照这条轨迹发展，那么“跨有荆益”的军事目标就不是刘备自己完成了，而是经由政治联盟的形式来实现。根据作者饶胜文的观点，这样会让刘备恢复汉室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但现实却是，前脚刘备刚刚理直气壮地拒绝了孙权，后脚却亟不可待地自己取了益州。这种前后自相矛盾的做法，很难不让孙权产生疑问：你到底是想匡扶汉室，还是想抢地盘呢？自此，刘备失去了孙权的信任。我们前面提到过，“跨有荆益”的战略思路是当时社会精英人士的共识，东吴自然也不例外，因此从本质上来讲，在占领益州的问题上，孙刘二人存在利益冲突。而且在赤壁之战后，刘备在占领荆州部分领地的情况下，还占据了益州，这对于邻居东吴来说，刘备对他们的威胁比曹操还要大。这就直接打破了两者之前的联盟关系，为日后双方在益州的火拼埋下了伏笔。

以上，就是本书第一部分的要点，潦倒时期的刘备遇到了神机妙算的诸葛亮，《隆中对》横空出世，为刘备日后的崛起指明了方向。但《隆中对》也存在不足，其对如何实现“跨有荆益”表述不完整，使得刘备片面地追求“跨有荆益”的军事结果，却忽略了其政治上极其深远的影响，最终导致了与东吴政治联盟关系的破裂，也为双方后期的战争埋下了隐患。

接下来，我们要解读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内容：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刘备有哪些政治失误？

概括来讲，其失误主要有三点：

第一，攻取益州后，善后问题没有妥善解决；

第二，主动进攻曹操，派遣关羽攻打襄阳；

第三，选择自己称帝，失去民心。

下面我们来具体说说，刘备的这三个失误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首先来看攻取益州之后，刘备是如何解决善后问题的。曾经，他纵容士兵强取豪夺，宛若土匪，在赵云劝说之后才有所改善。不仅如此，他还全然不顾宗室之情，将刘璋送到荆州软禁起来。

要知道，刘璋父子两代人都在益州经营，势力范围可想而知。刘备不但强势夺取了本属于刘璋的基业，还与宗室为敌，公然将其软禁，这引起刘璋部下很大的不满，也为刘备未来的政权，埋下了人心不稳的基调。更让刘备意想不到的是，当他后期要在汉中封王的时候，天子因被曹操挟持，不能对其封授，就只能依赖同级别的诸侯举荐，才能获得王爵之位。当时符合条件的人少之又少，刘璋却包含在内，不过刘璋与刘备之间已是不死不休的关系，又怎会举荐他呢？称王的合法性，让刘备陷入了难堪的境地。这也能看出，刘备缺乏长远的政治眼光，对于刘璋的政治价值也没有很好的透析，所以才会在取得益州之后软禁刘璋。

对比刘备的政治眼光，孙权可谓棋高一筹。孙权占领荆州后，被刘备软禁在此的刘璋，自然就落到了东吴手中。但，孙权父子非但没有虐待刘璋，反而把其安排得妥妥当当，还充分利用刘璋父子在益州的强大影响力，策反了一些地方势力，然后与刘备对抗，此后，蜀汉政权也遭到了严峻的考验。两者相较，政治手腕高下立见。对内，刘备的善后工作不到位，对外呢，亦是如此。在刘备获取益州后，孙权对其派兵施压，要求他尽快让出荆州的三个郡。当时，因曹操有进攻益州的可能，刘备不敢再得罪孙权，只能通过与东吴和谈，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荆州危机暂时得以化解。但此时的刘备完全没意识到，问题的根源，是他片面的理解了“跨有荆益”，继而政治上实行错误的政策，才使得他与孙权的同盟关系破裂。正是由于他认识不清，导致了五年后他犯下第二个大错，直接将荆州这个不定时炸弹就此引爆。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刘备的第二大错误：主动进攻曹操，也就是派遣关羽攻打襄阳。

虽然不少学者认为，攻打襄阳是关羽自己的主张，但作者认为，这其实是刘备的主意。襄阳作为重要的战略枢纽，通过襄阳可直逼洛阳、宛城等地，这与《隆中对》中，经南路攻中原的战略基本一致。但关羽进攻襄阳，其原因是刘备攻占了汉中，汉中有一条直达荆州的汉水，是交通要道，而襄阳呢，正好处在汉水流经的要害部位。因此拿下襄阳，就相当于在汉中与荆州之间设立了一个便捷通道，这对于实现“跨有荆益”，甚至是稳固政权，都有重大意义。由此可见，在刘备看来，抢占领地的重要性远远高于恢复汉室。

即便如此，鉴于襄阳隶属于曹操的管辖范围，所以表面上，刘备还处在与孙权的联盟框架内，攻打曹操。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对于他和曹操，孙权的态度早就发生了改变。

我们前边说过，自刘备取益州后，孙权就把他当做了最大的威胁，而且刘备远赴益州，避开了曹操的锋芒，军事压力就完全转移到了孙权那里。再加上赤壁之战后，占领荆州的四个郡中，仅分了一个给孙权。这也就意味着，双方的联盟中，好处刘备占了，压力却由孙权一方承担。这种利益的失衡，使孙权重新评估了三者的关系，并有了新的决策：缓和与曹操的关系，全面进攻刘备。双方在夺取荆州和益州时，积压的所有矛盾，就全面爆发了。

当时，关羽的主力正全面进攻襄阳，孙权却派吕蒙成功偷袭了荆州，一代名将关羽也落了个兵败被杀的悲剧下场，刘备也完全失去了荆州的统治权。自此，《隆中对》中的“跨有荆益”化为了泡影，再也没有实现过。

在关羽被杀那年，汉献帝把皇位禅让给了曹丕。这时刘备就迫不及待做了一个很不明智的决定，就是自己称帝，光复大汉，国号为汉。这也是刘备犯下的，最致命的政治错误。

这时候，有人会问了，为什么说刘备这个举动很不明智呢？这就要重新说回《隆中对》了。

在《隆中对》中有一个“汉室可兴”的说法，言外之意就是大汉王朝是可以复兴，而刘备作为“帝室之胄”，也是名副其实的汉朝宗室。按照作者饶胜文的观点，这对于刘备的政治选择非常有利。刘备理应打着恢复汉王朝的旗号，将曹操当做篡位的权臣，联盟孙权和其他同盟，共同讨伐名不正言不顺的曹操，以此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

作者认为，刘备这时的处境，与汉光武帝刘秀有着相似之处，他完全可以借鉴刘秀的做法。在称帝前，刘秀虽是更始皇帝的部下，但他在讨伐王莽的过程中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威信，得到了人心，建立了强凝聚力、且受人拥戴的军事力量。因此，即使他自己称帝，也是顺应民意，没有人反对。不过，《隆中对》中，对“汉室可兴”的说法模棱两可，对于恢复什么样的汉室，并没有明确的说明，这就为刘备留下了更多发挥空间。

那么，相似的处境为何结果却是截然不同的呢？这是因为，刘秀在称帝时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顺应民心灭了王莽的政权。刘备则不然，他全然不顾消灭曹操的重要前提，却急功近利地追求“跨有荆益”这个军事目标，做出了一系列错误的政治决策。所以他不具备刘秀称帝的政治资本，反而受到了天下人的质疑。他一意孤行称帝的举动，无疑更是雪上加霜。

当时，为了使称帝名正言顺，刘备对外宣称，汉献帝已然遇害，天下没有了主事之人，作为汉室之人，自己不得不当这个皇帝。如果这个说法属实，还能说得过去，偏偏，汉献帝又没有死，而是被曹丕供养着。所以刘备此举无疑给人留下把柄：天子还没死呢，你不急着去为汉室报仇，反而急着当皇帝？这个举动，无疑将刘备、汉武帝间的联系完全隔断了，自此到刘备死前，他都没有再对曹魏有实质性的攻击。那么，此前他称帝说：“要代天讨伐曹家”的口号，也就成了空谈。何况，天子死了，我才称帝，这本身就是一个假命题，毕竟当时天子还活着。所以，刘备建立的政权，在正统性方面存在很多隐患。

再加上，刘璋原来的部署，对于刘备抢夺益州，本来就心存不满，他称帝的举动更是引发了这些人的反感。在讨伐吴国惨败之后，蜀汉内部的不稳定状态达到了最高峰。趁刘备郁郁而终之时，这些益州人发动了叛乱。自此，蜀汉内忧外患，政权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以上就是本期的第二个重点内容，刘备为实现“跨有荆益”这一目标，先后犯下了三大政治错误。第一个错误是，攻占益州后，善后问题没有妥善解决，引发了人们的不满；第二个错误是，派遣关羽攻打襄阳，却惨遭东吴袭击，失掉荆州，“跨有荆益”也沦为空谈；第三个错误是，选择自己称帝，政权合法性遭到质疑，彻底失去了民心。

下面，我们来解读本书的最后一个重点内容：对于刘备留下的困局，诸葛亮采取了哪些措施？

从上部分内容中，我们看到，刘备非但没有了争霸天下的资本，而且还使政权陷入了内忧外患、朝不保夕的境地。刘备最终幡然醒悟，明白了是因为益州的叛乱，使他彻底认识到了汉室天命的重要价值，也就是说，即使汉献帝已然禅位，但只要刘备强调，这是曹魏篡权所致，就能说明汉室才是天命的最终归属，道义始终在汉室这边。按照这个逻辑，他这个唯一的刘氏宗室，建立蜀汉政权就是顺应天命的，代表汉室去讨伐曹魏也在情理之中。然而，不去匡扶正义讨伐曹魏，却轻率地称帝，这就否定了自身具备的资格。因此，蜀汉只有坚定不移地讨伐曹魏，才能表明其政治决策的正确性，也能很好地消除大家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质疑。但一切明白的已经太晚，当时刘备已不久于人世，他将自己想明白的这点道理，当做遗嘱托付给了诸葛亮，要求诸葛亮全力以赴实现他最终的遗愿。他甚至对诸葛亮说，如果他的儿子拖后腿，诸葛亮完全可以取而代之。这一做法，无疑把伐魏上升了一个历史新高度。

很多人可能要感慨，看样子刘备是真的器重诸葛亮，能把儿子托付给他，还留下那样的遗言。但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却并不认同，他觉得，刘备此前根本没有将诸葛亮当成自己的贴身智囊，甚至还有事实为证。在刘备抢占益州的时候，参与谋划的人是法正和庞统。当时刘备找东吴复仇，诸葛亮也根本没办法阻挡。所以，诸葛亮真正意义上成为蜀汉的核心，是在刘备死后。而那时的诸葛亮也深刻意识到：北伐绝不仅是简单的军事问题，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政治问题。那么，他是如何选择北伐时机的呢？我们接着来看。

第一次北伐，发生在刘备死后的四年左右。此时，虽然蜀汉的国力还没有完全恢复，但曹魏的政权已经传递到了第三代，久而久之，中原人对于曹魏政权的认可度越来越高，鲜有人再去怀念汉室。诸葛亮认为，长久发展下去，恢复汉室将失去民心的基础，所以即使国力尚未恢复，也不能继续等下去。

为了保障恢复汉室的顺利进行，诸葛亮采用了严刑峻法来治理。在第一次北伐中，因为马谡错失了街亭，诸葛亮便对马谡处以斩刑，并重罚了赵云，还给自己连降了三级。为什么处罚这么重？因为诸葛亮已经深刻意识到了，北伐的成功，关系到政权是否能够延续，因此他不允许任何人，包括他自己来影响北伐的结果。他的这些举动也让蜀汉人认识到，坚定的北伐，代表的是道义和天命，是任何人都不能违背的信念。人们内心一旦有了坚定的信念，也就会影响到自身的行为，这就为蜀汉政治发展提供了助力。所以说，即使诸葛亮使用的是严刑峻法，但在天命观念的影响下，蜀汉走出了刘备兵败的阴影，政权的合法性被重新认可，王朝生存年限也得以延续。这期间，蜀汉虽然弱小却焕发出勃勃生机，北伐作为正确的策略功不可没。

那么，有人会问了，既然北伐被证明是正确的，为什么没有成功呢？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刘备前期的政治失误。按照《隆中对》最早的设想，要在“跨有荆益”的基础上，兵分两路对曹魏实行夹击。但失去荆州后，出兵的通道也随之没有了。无奈之下，蜀军只能从秦川一带进军，这时候弊端就被暴露出来，不但地势不利，而且补给线长，粮草问题也层出不穷，别说和曹魏持续作战都尚且困难，那就更别提对中原造成的威胁了。所以北伐成了诸葛亮一个解不开的困局，明知不好打，却还必须要打。

除此之外，益州的内忧是另一个难以解开的困局。虽然益州叛乱很快被诸葛亮平定，但潜在的抵抗势力却始终挥之不散，这也是早期刘备的失误造成的。想当年，刘备取得益州后，形成了新旧两股势力，一股是“旧部”，是原来刘璋的部下。另一股势力是新人，也称作客籍，是刘备从荆州带来的部下。历史学家所认为的“新旧”，或“主客”之分就是这样形成的。

前面我们提到过，对于刘备的政权，益州旧部态度并不积极，人心也不稳定。而从东汉末年开始，谶语的影响加剧了政权的不稳定。那么什么是谶语呢？其实就是带有迷信色彩的预言。其中，“刘祚将尽”是这些预言的核心，意思就是说，姓刘的做皇帝，其皇帝位子是坐不长的。

因为刘备不满，“刘祚将尽”的论调在益州旧人中日益盛行，最终导致了叛乱的发生。但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凭借铁腕与北伐政策，这个论调暂时得到了压制，但他去世之后，益州旧部的势力逐渐恢复，“刘祚将尽”的论调也形成了燎原之势，而且迅速蔓延开来。

当时，《仇国论》引起的反响最大，由光禄大夫谯周所写。仇国指两个国家是仇敌关系，分别叫做因余、肇建，前者是小国家，后者则是大国，以此来暗喻蜀汉和曹魏。这篇文章传递的思想就是，弱小的国家是打不过强敌的，与其穷兵黩武，不如学周文王休养生息，其本质是对诸葛亮北伐的一种反抗策略。

这个论调并不是凭空而来，它是有现实依托的。公元249年发生了一件历史事件，史称“高平陵事件”。当时是司马懿发动了政变，他趁魏国皇帝去高平陵扫墓之际，一举拿下了魏国的军政大权。眼看曹家要被司马氏篡位，那么所谓的曹贼篡汉也就成为了历史。既然事情都翻篇了，那么，打着声讨曹操的口号去北伐，也就失去了意义。为了打仗而打仗，甚至是没有必要的打仗，不就是穷兵黩武吗？所以《仇国论》得到了文臣武将的广泛认同，就连跟随诸葛亮数次北伐的将军，张翼、廖化都把这作为依据，反对诸葛亮继续北伐。而民间，人心已经发生了变化，逃避兵役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由此可见，对于蜀汉来说，《仇国论》的论调存在着极大的危害。因为北伐是蜀汉证明其合法性的最佳途径，但《仇国论》对北伐却持否定的态度，本质上是对刘氏政权合法性的否定，这种论调一定程度上也瓦解了人们的抵抗心理，如若出现魏军大规模的进攻，就会有大量人选择投降。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问，客籍集团眼看着这种情况发生，也不管不顾吗？显然不是的，当时的情况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诸葛亮去世后，无论是蒋琬还是费祎等人，对局势的掌控力很难与诸葛亮相提并论。虽然蒋琬等人依然打着北伐的旗号，但碍于“穷兵黩武”理论的影响，对军事实行了收缩的政策，主要精力已经从北伐转到了保境安民上。人们适应了当下的生活，越发不愿与曹魏发生战争，长此以往，北伐也逐步沦为了空谈。这种局面，直到公元263年才被打破，面对魏军的大举进攻，在诸多大臣的劝说及《仇国论》的影响下，后主刘禅选择了投降，自此蜀汉灭亡。在他们选择投降之时，其实距魏军到达蜀汉都城还有很远。追根究底，正是由于刘备早年的政治失误，才导致了后续一系列矛盾的发生，致使蜀汉王朝以这样悲剧的方式收场。不过，对于《仇国论》和谯周，历史上一直有较大的争议，有观点从另外的角度，肯定了谯周，认为正是由于他的这个论调，使蜀汉免去了战火的冲击，对百姓来讲，没有战争就是极好的幸事。角度不同得到的结论也截然不同，却都无法阻挡，盛极一时的蜀汉王朝走向灭亡的地步。

至此，我们本期要讲的核心内容就为大家讲解完毕，下面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对于蜀汉王朝来说，从建立到瓦解，对其造成致命影响的是政治选择，而非军事政策。而《隆中对》中，只提供了发展思路却没有明确的策略指导，这也使刘备因片面追求“跨有荆益”的结果，做出了错误的政治选择，导致了联盟关系的破裂，也与孙权反目成仇。随后，他又因犯下善后处理不当和坚持称帝等错误，不但失了人心，还失去了最有力的政治支援。虽然在死前，刘备意识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并嘱托诸葛亮，坚定不移地用北伐来弥补损失，但积重难返，恶劣的影响难以消除。日益盛行的谶语论调，导致政权合法性的质疑之声愈演愈烈，尤其是在诸葛亮去世后，不但北伐被全盘否定，更产生了《仇国论》的论调，瓦解了人们在外敌入侵时抵抗的心理，直接导致了蜀汉的覆灭。

其实，不止是三国，细数国内外，其实很多政权的命运都如出一辙，虽然是军事决定胜负，但决定政权成败的关键，往往是政治。与单纯的军事问题相比，政治更加复杂化，囊括了诸多因素，包括利益评估、道德考量等，具有综合性特质。自古成王败寇，无关命运，是经过苛刻的政治考验后，历经大浪淘沙才会呈现的历史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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