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回望与断想

过去的一百年，“五四”在不同的文化立场下，被塑造出了一幅幅人们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这一方面源于“五四”作为矛盾统一体的属性——它包容了多种不尽相同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思想趣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评判者对于历史的“选择”。

众所周知，“五四”得名于一场青年运动。青年与“五四”的渊源，也由此被一再提及。单就这一论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五四”提供给青年的启示，有多少不曾被时间湮没？在“五四”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中，哪一些还可以加诸今日及未来之青年？

我以为，“五四”之于青年，忧患与担当是最紧要的启示。一个世纪以前，开眼看世界的一代文化先驱，看到的是中国与西方“思想差迟，几及千载”、“一日千里，吾人奋起直追犹并不及”的残酷现实；对国疾民瘼的深切体验，让他们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忧声——“此种散沙之国民，投诸国际生存竞争之漩涡，国家之衰亡，不待蓍卜”（陈独秀），“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鲁迅）。可以说，正是这些先驱者的沉痛忧患，直指民族衰朽的根因，也成就了“五四”汰旧鼎新的功绩。因忧患，才会有无畏的担当。

在那个颓败的时代，对于民族的兴亡大计，谁应当尽更多的义务？谁应该有更大的承担？“五四”提供的答案是——青年，只有青年。对论敌“一个都不宽恕”的鲁迅，对青年一直抱着宽容、期许、保护的态度。他赏识“稚气的”、“不安定”的青年，愿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在鲁迅看来，“五四”所代表的彻底的文化改造立场，必须诉诸充满生力的主体——那便是时代之“新青年”。

“担当”与“忧患”，着眼于对现实的批判性改造。倘若丧失了这种“不安定”和“向上 走”的能动性，青年便偏离了“新青年”的本义，回到了中庸老成、未老先衰的旧路子上去。这里提一桩人们并不陌生的公案。1925年2月，鲁迅应《京报副刊》之请在《青年必读书》的附注中写道：“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此文发表后，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很收些赞同和谩骂的信”。这番对于“中国书”的惊世骇俗的评价，实际上，是对于当时文化界复古思潮的一种反拨。在“整理国故”的倡导下，一些青年“踱进研究室”，自造起“活埋庵”；还有青年听奉“纯艺术”的信念，搬入“艺术之宫”，许久不愿出来。对这样的情形，鲁迅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和嘲讽：

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本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强聒不舍”，也许是一个药方罢，但据我所见，则有些人们——甚至竟是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时候的反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

——《华盖集·通讯之一》

在鲁迅眼里，所谓“研究室”或“艺术之宫”，无非束缚青年言行的“精神的枷锁”，乃是公设的“圈套”。青年进了这个“圈套”，“虽然是自己愿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计。”反对青年埋首故纸堆或“为艺术而艺术”，源于特定时期青年作为社会变革主导力量的角色；也就是说，青年所关怀的当重在社会，而非“纯”的学术和艺术。在新文化运动中，这不仅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化先驱对“新青年”的召唤，同样，也是他们义无反顾、亲身躬行的理念。

“五四”时代，鲁迅、钱玄同、陈独秀、胡适，这些完全可以稳稳当当做一流学者的思想巨擘，居然“一窝蜂”地做起了从学术眼光来看简直不值一提的时评、杂感和白话小说。而且，他们还全然不顾“价值中立”的“学术规范”，常常“拼命走极端”，发起诸如“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不读中国书”一类明显流于偏激的议论。在几近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空气下，传统所有对现实有利的事实，他们都视而不见；传统所有于现实不利的现象，他们又都会加以渲染和放大。这哪里是探讨学术的口吻，又哪里有平和中正的学者风范呢？

显然，对于他们，学术与思想的自觉蕴于启蒙的自觉，更蕴于改造社会的“矫枉必过正”的意图。这些不那么年轻的“新青年”们，视学术为社会之公器，所期望的是社会与民众在学术外获益——“他们的价值观念都异常地鲜明，不但理性健全，而且激情充沛，不但大胆探索，而且勇于践行。他们始终把人的价值看作终极价值，而不是学术或其他。他们深知学术的界限。假如学术一旦妨碍了对真理、对自由、对人的权利的追求，那么，他们就会随时扔掉它，恰如扔掉一只脏手套！”（林贤治：《五四：没有学者的时代》）

《学衡》是本以极鲜明的态度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刊物。

有意味的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强硬反对派那里，情形也是殊途同归。无论是对白话文运动的剧烈抵制，还是“昌明国粹”、“读经救国”的疾呼，他们也并没有安安心心做自己的学问，而是搁置手中的经书，卷入了一场又一场唾沫飞扬的论战。当然，在标准化的叙述里，他们的面容陈腐而迂晦，未必有“新青年”一般“进步”的觉悟和识见；但不可否认，他们的态度同样是恳切而热忱的，着眼点也依然是现实社会。如此一来，“五四”时代的天下学人——无论是启蒙还是反启蒙——皆成“战斗的学者”。或“猛进”或怀古，他们并不将“为人生”、“为社会”视作“为学术”的拖累，也从不缺乏介入公共事务的热忱，自然比不得今日象牙塔中的学者这般怡然清静，潜心术业考究，全不问窗外雨声风声。

某种意义上，“五四”时代的“新青年”，亦即有热情、现代意识和公共关怀的主体。所谓“新青年”，不是一个年龄阶段的代称，而是一个精神主导的概念。正如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里所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在新文化先驱者的眼里，理想的“新青年”，有着超常的敏锐、敏捷和敏感；欣喜在他们脸上写下欢乐，疼痛在他们胸口烙下伤痕；观照现实的忧患，更是让他们感觉因袭的重负，产生向上的动力和热情。这种基于忧患意识而又敢于担待的情怀，是“五四”的精髓，更是再造中国之元素。

一百年过去了。遥想上世纪初叶，那些身影活跃在历史深处的“新青年”们，对触目所及的时代痼疾心存忧患，甘于为了宏远的社会抱负有所追求，有所承担。过去和未来，他们都属于“醒着的”、“要前进的”的青年，自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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