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化封城背后真的只有懒政和一刀切吗？压力型体制或许才是答案

　　
1. 各地封城政策复盘

　　1月18日当全网的关注点在明星代孕和弃养的时候，东北小城通化市正式宣布封城。通化封城并未引起太多关注，但是随之而来发生的事情，通化地区民众似乎又重新回到了2020年的梦魇时刻。

　　2020年1月23日，武汉市这座规模达到千万级别人口的城市正式进入封城状态。世界卫生组织声称封城超出了原有指导方针，但赞扬这一举措「公共卫生史上前所未有的」。在之后的疫情防控中，国内其他地区也同武汉一样采取类似的措施控制新冠疫情。

　　新疆爆发新一轮疫情后在7月17日宣布封城，对各个住宅小区进行封闭式管理，航班、火车等交通停滞。经过1个半月的检测、隔离、防控，到9月1日晚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发表讲话指出新疆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至此新疆正式解除封锁。

　　2021年1月7日下午，石家庄市副市长孟祥红在新冠疫情记者会上宣布石家庄市进入封城状态，全市限制人员和车辆流动不得离开本市，严防疫情对外扩散。在1月12日河北邢台市、廊坊市也开始封闭式管理。

　　通过对各地封城政策进行简单地复盘，可以看出通化市封城的政策同其他地区并无不同。但是通化市封城之后的物资供应、配送远远落后于居民实际生活需要，这就导致了通化地区民众家中食物短缺、就医买药困难等等次生问题。

　　需要追问的是，在过去一年的封城政策中，武汉、新疆也曾出现过通化民众遇到的情况，但为何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封城对于通化市主政官员以及其他地方政府而言成为了应对疫情的关键政策，甚至是唯一且必要的政策？

　　2. 压力型体制与封城政策

　　等我们分析各地封城政策和地方政府的治理逻辑，就会发现答案隐藏在其中。

　　「封城」两个字说出去都会给人扑面的紧张感，与之关联的往往就是战时、备战等等。但实际上各地的封城政策大同小异，并无太大的差别。

　　首先由地方政府宣布进入「战时状态」，以此标志着地区正式开始封城。封城政策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控制人员流动。与之配套的就是各类公共交通停止运营，私家车也严禁出行。同时以社区为管理单位，禁止民众外出并且要求民众自我居家隔离和监测，还有每轮检测量以万为计数的核酸检测。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防控疫情和封城之间，前者才是最终目标，而后者是达到目标的手段。目前自上而下的体制中，各级地方政府肩负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多项目标，而防控新冠疫情成为众多目标的重中之重。对地方政府而言，成功应对疫情不仅是必须达到的目标也是压力来源，否则就会面临上级政府的问责甚至是惩处。因此一旦主管辖区出现疫情就要采取种种措施甚至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控制。

　　可以看出防疫与地方官员之间存在压力关系，地方官员需要应对和分解这种压力，而这种运行机制就是一种压力型体制。

　　实际上这种压力型体制发生在众多领域，如这几年各地轰轰烈烈的脱贫工作。脱贫目标是要在2020年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地方政府在将脱贫工作确定为政治任务后，层层分配和细化并设置责任追究和考核机制。在实践中，扶贫工作被列为「一把手」工程和「一票否决」工作。

　　压力型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必须调动自身最大能力和全部资源来做好该项工作，如果目标未能达成，官员必将丢掉「乌纱帽」。从武汉市封城相对成功的效果来看，即使可能存在比封城政策更为合理且有效的应对举措，官员在压力型体制下也不会冒险采取其他政策。对于防疫乱象我们通常会指责官员懒政、「一刀切」，将问题原因归结为官员个人能力和道德品质原因，这可能是原因之一，但应该不是问题的根源。

　　压力型体制下当官员承担的压力过大超出现实条件和能力，为了应对上级考核和获得工作激励（升职、奖金），通常会选择执行某些易于被量化的任务来欺瞒上级政府。但防疫相对于其他目标更为特殊，这项任务的紧急性、突发性使得地方政府很难采用通常的「选择性执行」来应对过大的压力。于是官员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在压力型体制影响下，抱着「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愿放过一个」的态度推行防疫政策。这样一来对于主政官员而言，封城成为了唯一且合理的政策。

　　3. 封城到底带来了什么？

　　封城对于阻止疫情传播的确产生了效果。从数据来看，中国在世界主要国家出口所占比例在2020年进一步提高，超出了历史新高。根据IMF预测，中国有可能是2020年唯一一个经济增长的国家。根据约翰·霍普金斯的新冠病毒跟踪调查（数据截止于2021年1月24日），中国每10万人中有0.34人死于新冠，约有4800余例死亡案例，美国每10万人有127.58人死于新冠，而总数达到41万余例。

　　网民呼吁其他国家和地区「抄作业」，官方也将此作为「中国模式」的样本之一加以宣传推广。

　　封城政策本质是压力型体制在疫情防控中的延伸，虽然对于控制新冠疫情可能有效果，但其中的弊端仍然不能忽视。

　　压力型体制来源于计划经济时代基于中央权威的动员体制的延续和发展，本身就与现代市场经济要求法理权威相违背。封城政策的合法性并非来源于各地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而是源自事件本身的紧急性，那由此产生的与现行法律的冲突如何解决？如某地为阻止居民出门，在门口埋下钢筋或用封条和铁丝拴住；在流调公布之前，病患的个人隐私信息基本已经在社交网络上流传。

　　而封城政策中高度统一性与疫情防控中本身不确定性存在着根本性冲突，在全力遏制疫情的目标追求下往往把防疫规定制定的不切实际。当城市应对能力不足以解决封城产生的物资短缺、物流配送不及时等问题时，就会出现通化封城时期的灾难式后果。

　　通化市在1月19号规定每户每三天可外出一人，凭借通行证、身份证购买物资。从21日23时起突然宣布各小区实行严格全封闭，由社区工作人员上门配送生活物资。但实际中只有800多名志愿者为一座常住人口40万的城市配送生活资源，导致很多居民面临无粮可吃的局面。

　　4. 一个简单的结语

　　我们听见了太多胜利叙事以及留下了「正确的集体记忆」，但在官媒的主流话语中封城政策给普通个体带来巨大的冲击往往被淡化了。

　　封城可以阻止疫情的传播，但民众的日常生活并不会因此完全中断。普通居民仍然需要购买生活物资，突发疾病的患者需要去医院看病，怀孕的母亲需要在医院看到自己的小孩健康诞生。

　　对于主政官员而言，封城或许是合理有效的政策，但最终抗疫的成功不应该是以带来更多的次生灾难为代价。